日本失業潮下的決策：保就業，還是保發展？

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第一章 保就業，還是保發展？

——回顧日本保就業史：為保就業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日本作為一個高度重視社會穩定的國家，在泡沫經濟破裂后的經濟下行期間，采用了眾多手段將失業率長期壓制在5%以下，艱難地挺過了一輪輪失業潮，但有人認為，日本保就業的成果，是建立在犧牲長期發展與一代人的利益的基礎上所取得的。

那么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就業的穩定，是每一個社會群體最關心的話題。當經濟下行時，經濟增長的停滯往往會觸發群體性失業問題。然而，在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的10年經濟下行期間，失業率卻幾乎始終控制在5%以下。即便2001年至2003年那段經濟最為艱難的時期，整個社會同時遭受互聯網泡沫破裂、亞洲金融危機余波以及銀行業破產潮的三重沖擊，國民失業率也僅短暫上升至5.4%。在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瞬間破裂、房地產市場暴跌的悲劇下，日本社會并未出現嚴重的群體性問題，其保就業措施可謂功不可沒。

但日本在保就業過程中付出的代價卻極為沉重，甚至可以說是以犧牲一代人的利益為代價。本篇作為“以日為鑒”系列的第一篇，讓我們從大眾最關心的就業話題出發，回顧那段歷史。

一、經濟只是短暫的失速

“CI指數”即“景氣動向綜合指數”（Composite Index），是日本政府用于衡量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指標之一。該指數由日本內閣府編制，分為一致指數（Coincident Index）、先行指數（Leading Index）和滯后指數（Lagging Index）三部分，分別反映當前經濟狀況、未來經濟趨勢及歷史經濟表現。

如今我們已清楚地看到，日本的那輪經濟衰退持續了近20年。但在90年代初，對于那個昨天還在全民高呼“日本可以說不”的社會來說，盡管衡量經濟景氣的CI指數在1989年達到歷史最高點114后便開始下滑，到1991年已跌破100，但所有人都認為這只是一次短暫的調整。1990年底，無數日本媒體熱炒一個詞——“未實現的收益”。政府和民眾都堅信未來的股價還會繼續上漲，目前的下跌只是暫時的，損失的只是尚未實現的收益，未來仍可重新獲得。

對于企業而言，頭腦發熱的企業家們仍在加大產能投資。全行業設備投資額從1989年的54萬億日元增加到1991年的64萬億日元，而當年職工薪酬大漲5.6%創下自198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幾乎所有人都篤信，這只是短暫的調整，經濟復蘇即將開始，于是紛紛加倉抄底。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1990年全國家用車銷售數量達到510萬臺，相當于每20個日本人就有一個在當年置換新車，而到了1993年這一數字已經跌到400萬臺。而家用車這類家庭大宗消費往往代表了社會民眾的信心，畢竟是否換車往往取決于未來幾年的收入水平。可以說1990年這輪最后的瘋狂，讓無數民眾與企業都抄底在最高點。而投資決策與經濟周期的嚴重背離，也為后來180度的政策轉向種下了苦果。

二、泡沫破裂的驚醒

1993年，日本迎來了就業危機的第一年。隨著泡沫經濟的余溫消退，國民GDP迎來了自1974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許多還沉浸在泡沫繁榮中的日本人瞬間清醒。然而比GDP負增長更糟糕的是失業率的快速增長。當年厚生省統計的全行業失業率從不足2%跳漲至3%，全國破產企業已經連續兩年突破1萬家。

而這場失業風暴也著實驚嚇到了日本社會，長期的繁榮早已讓很多人忘記了經濟衰退的恐怖，甚至從未經歷過失業的恐懼。自1975年石油危機后，日本一直處于高速增長狀態，80年代更是成為全球少有的低失業率與高增長國家。在泡沫經濟最瘋狂的1985年至1989年，每年數千家企業因人手不足而破產，當時的公司招聘甚至需要預留一筆“接待經費”，用于招待前來應聘者的交通和餐食費用。1988年《朝日新聞》統計，東京地區面試者的平均交通費超過2 000日元，而面試后如安排用餐，則標準至少為10 000日元/位。否則，企業會被視為“失禮”，因為人們愿意來面試本身就是給了企業面子。

在這種大好形勢下，整整一代人都沒有接觸過“失業危機”這個詞，因為過去的20年告訴他們，工作總是唾手可得。

然而，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這種繁榮景象戛然而止。1993年厚生省的勞動經濟報告開篇便是“失業動向：各行業崗位需求持續銳減”。而在兩年前報告書首要討論的問題還是“在經濟景氣擴大背景下：勞動力短缺與企業應對措施”。由此，日本政府開始了為期十余年的就業率保衛戰，而這段時間就是在這本書里會被反復提起的“就業冰河期”。

三、日本如何保住就業

在深入探討日本如何保住就業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當時企業所面臨的困境。當時的日本企業遇上的最大問題便是企業利潤快速下滑，但產能端卻出現了嚴重的過剩，這使得企業陷入了惡性內卷和虧損的泥潭。根據日本大藏省統計，僅1993年全行業利潤就同比下降了21%，但全社會產能卻出現了接近15%的增長。

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多數企業在1993年以前錯誤地評估了經濟形勢，誤以為這只是一輪短暫的經濟調整。因此，他們選擇簡單粗暴地增加產能，希望借此搶占市場，最終導致了產能的嚴重過剩。以日本水泥產業為例，本應該作為受房地產市場下行影響最大的行業，在地產泡沫破裂全國地價斷崖式下跌的背景下，全行業卻在三年內逆勢增加了1 000多萬噸的產能。而當時面臨相同問題的，又何止水泥這一個行業呢？

但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企業在企業利潤下滑與產能過剩時就裁員，日本企業基本遵循終身雇傭制度，員工愿意與企業共渡難關，企業自然也不能隨意裁員。由此，日本政府陷入了保就業還是保發展的兩難選擇。如果放任這些利潤下滑與產能過剩企業倒閉，固然能夠實現過剩產能的出清，但也將引發巨大的社會性失業問題，這嚴重違背了日本傳統的社會價值觀。

“窗邊族”，又稱“內部失業”，指日本企業為了讓高齡的普通員工或不適任的員工不干擾其他員工的工作，而將其安排在窗邊的位置，不為其安排工作或是只安排雜務。部分企業為了節省遣散費，甚至將“窗邊族”的辦公用品撤下，逼迫其主動辭職。

在泡沫時期的終身雇傭制度下，企業被視為一個大家庭，員工需要盡忠盡職，但企業也不能拋棄每一個員工。而這也是日本為何有“窗邊族”文化的原因，哪怕這些大齡員工已經無法做出貢獻，但他們依然是企業不能放棄的一分子。再加上，日本企業長期采用交叉持股、互相綁定的做法，上下游企業之間往往是共生關系，而非對立關系。即使個別企業出現破產，它們也很快會被關聯企業收編，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整個社會的穩定。這也是為何80年代日本員工也常常被稱為企業戰士的原因，因為企業就是他們的第二個家。

由于社會價值觀很難接受企業倒閉與員工失業，迫于社會輿論壓力，日本政府最終選擇了一切為就業穩定讓路。

在具體做法上，日本采用了企業改革與雇傭改革兩大政策來穩定就業市場。

第一，企業改革。在企業改革方面，1994年開始日本政府的核心目標就是盡可能地不讓企業破產。在具體運作上，采用了“大吃小”與“集群合并”兩種思路，將行業內虧損企業與盈利企業進行合并，同時銀行向大型企業提供貸款保證他們收購足夠多的小企業，或者通過政府牽線讓多家小企業集群合并抱團取暖。

第二，雇傭改革。在雇傭制度上，政府鼓勵企業更多采用合同制雇員而非終身雇傭制的正式員工，同時出臺了《勞務派遣法》采用“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形式，逐步降低整個社會正式員工的數量，大幅度增加臨時性員工數量。簡單來說就是基本放棄了對大學生的培養，轉而全力穩定對于已有工作經驗群體的保障。

在這樣強力的行政干預手段下，最終經過數年的調整，日本過剩產能基本被消化。還是以水泥行業為例。經過1993年到1997年大規模的兼并重組，到1998年，日本水泥行業整合為12個水泥集團，行業集中度大幅提高，相對穩定的格局基本形成。而到了2000年以后，隨著日本的產業結構發生巨大改變，服務業成為日本主要的GDP貢獻來源，而原有重工業和重化工業所占的比例大幅下降。整個社會崗位供給重新復蘇。

最終經過10年的努力，日本失業率在2003年以后逐年下滑。全社會成功將日本在“就業冰河期”的失業率壓制在5%以下。社會普遍認為，到2003年日本基本已經走出了“就業冰河期”。

那么這樣做，真的沒有代價嗎？

四、保就業的代價

后來有人總結，日本保就業的成果，是建立在犧牲長期發展與一代人利益的基礎上所取得的。

我們先說說日本是如何犧牲發展來保就業的。其實經濟過熱之后的企業破產潮，本就是經濟周期的必然階段。但是為了保住就業，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避免企業破產和產能出清。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期內保住了就業，但卻給日本經濟發展留下難以愈合的傷口。

由于日本政府不顧企業盈利能力，鼓勵重組兼并，企業市場能力嚴重下降，大量被收購企業本身在兼并前就已經處于虧損，被大企業收購后更是直接躺平。畢竟都有銀行與大企業養著，為什么還要努力工作？在這套保護制度下，大量將被淘汰的企業得以存活，但他們的主營業務早已連貸款利息都付不起了。

后來這些無法以主營業務利潤支付貸款利息、只能靠銀行貸款續命的企業被統一稱為“僵尸企業”。最高峰時，僵尸企業數量占到日本企業總數的20%，哪怕是到了35年后的今天，日本平均每6家企業中還有一家是僵尸企業，由此可見日本保就業的政策力度有多大。

但僵尸企業卻只是這輪保就業衍生代價中最小的一個部分，比僵尸企業更恐怖的是，日本將海量資金用于救助企業而不是用來發展科技，而這不僅連累了金融體系，也斷送了日本高科技產業的未來。

如今銀行體系到底在90年代豁免了多少債務，已經隨著那場著名的銀行業群體破產危機成為一個難以考證的難題。但根據日本銀行協會的統計，整個就業冰河時期為了救助企業，總計豁免的債務可能高達6 000億美元。因此日本至今還有部分學者認為，過度寬松的債務豁免導致日本銀行無法及時處置不良資產，也是日本銀行業在1998年陷入群體破產潮的誘因之一。

簡單來說，由于政府過度地保護就業，導致中小銀行無法向處于破產的企業追償債務，從而使得日本政府只能先讓大銀行為中小銀行兜底。這一模式下，不良資產仍淤積在銀行體系內，最終也連累大型銀行積重難返，最終導致整個銀行業走向破產。

1994年地區性銀行體系首先因不良債務堆積而崩塌。當年以東京協和信用合作社破產案為導火索，全年總計有3家大型地方信用社宣告停業，造成了超萬億日元的損失，金融體系的裂痕已經出現。但政府放任的處理方式卻進一步加速了裂痕的不斷蔓延：年底，大藏省率先宣布由東京共同銀行接管兩家信用社，這給社會造成了一個錯誤的印象，那就是日本的銀行都是“大而不能倒”，政府將無限制兜底債務。而這也為90年代銀行破產潮在民眾心目中留下的滔天巨浪埋下了伏筆。

這場破產潮究竟有多劇烈，我想以一個例子來說明：

1998年底日本十大銀行分別是北海道拓殖銀行、朝日銀行、東京三菱銀行、第一勸業銀行、富士銀行、櫻花銀行、東海銀行、住友銀行、三和銀行及大和銀行。破產潮發生后，這10家銀行全部遭遇了重組兼并，20年后的今天已經沒有一家企業再使用這些名字了。關于該部分內容我將在本章后面的擴展閱讀中介紹。

2007年，日本電影《重返泡沫時代》引起了許多日本中老年人的回憶。當身背巨額債務的女主角穿越回20年前，告訴因為銀行破產失業淪為高利貸追債員的田島圭一他所在的銀行將在數年后倒閉時，田島圭一卻只是一臉不可思議地告訴她：“銀行是永遠不會倒閉的！”這段劇情深刻還原了當時民眾對銀行的高度信任，這種信任恰恰源于政府對銀行的無限制兜底政策。

可以說日本為了保住就業市場，最終搭上了整個銀行金融體系。

但還有比金融系統失控更大的代價嗎？其實是有的！

20世紀90年代是全球科技轉型的最關鍵時點，10年間連續爆發了互聯網革命、微型計算機革命、手機通信革命與軟件系統革命等后來孕育無數巨型企業的超級紅利，這也讓美國直接在第三次科技競賽中一騎絕塵。

但曾為全球科技巨頭的日本在干嗎？泡沫破滅后，企業抵押給銀行的資產跌得一文不值，如果銀行追究起來，這些公司都將直接破產。于是日本企業被迫出售資產還債，同時不再追加投資。再加上日本政府將大量資本用以保企業生存，不能夠將寶貴的資金投入新的高風險行業，日本科技產業呈現出驚人的衰退趨勢。

1993年全日本設備產能投資額只有可憐的46萬億日元，比1991年整整減少了30%，而這還僅僅只是一個開始。1995年，由于長期的超量下跌，日本股市成交量同比泡沫時期已經萎縮了90%，融資額更是下滑93%，上市企業幾乎喪失了在公開市場融資的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由于需要償還債務又沒有合理的融資渠道，企業的資金壓力進一步增加，進行高風險高投入的項目研發意愿大幅降低。

1994年后，以東芝為首的日資半導體企業主動采取了消極的設備投資戰略，降低半導體工藝更新頻率。而半導體作為一個典型的不進則退的產業，消極投資帶來了難以想象的惡果：1999年，韓國企業僅用6年時間就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芯片大國，而此時距離1991年日本電子立國戰略規劃公布還不到8年。

可以說雖然通過10年的努力，就業問題被化解了，但大量資本被用以保企業生存，而不是孤注一擲的投向新興產業。日本由此錯過了90年代半導體與互聯網的機遇，從而開啟了下一個失落的10年。

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東芝，這家在80年代號稱“日本之光”的高科技企業，曾經是全球第一大電腦生產商，但如今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僵尸企業。

那么保就業的代價只有這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