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就業冰河時期：大學生就業率驟降，啃老族數量從8萬激增到40萬

通過對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經濟時代中，教育、衛生、醫療等各個產業的詳盡分析，梳理日本多種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所在。

每一個問題都在結合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話題：

“醫生未來的待遇會更好還是更差？”

“生育率下降會影響教師就業嗎？”

“研究生擴招，報考人數下降，研究生還值得讀嗎？”

作為文化相近、軌跡相似的鄰國，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是最能給國人帶來思考和借鑒意義的發展史。

五、就業冰河時期的到來
我們接下來將說的則是在這段保就業歷史中最讓人心痛的一群人，那就是在就業冰河時期畢業的大學生們。整個就業冰河時期，日本企業基本放棄了對大學生的培養，轉而盡全力于對已有工作經驗群體的保障。
根據日本私立大學聯盟的相關統計，1998年超過71%的企業認為能力開發是員工自己的責任，員工應當為自己的個人成長買單。超過40%的企業選擇不再設立新員工的培訓預算，導致大學生的入職難度大幅增加，他們難以適應工作要求。數據也反映了這一趨勢：就業冰河時期大學生三年內離職率達到30%，即每三個大學生就有一個無法適應職場工作。但要知道在泡沫經濟時期這一比例長期低于7%。可以說，日本在就業冰河時期雖然一直將失業率壓制在5%以下，但大學生的就業率卻長期低于60%。本質上，日本是以犧牲了一代大學生的發展為代價，才維持了就業市場的相對穩定。
從1993年開始的十年被日本大學生稱為“就業急凍期”，十年間日本大學生就業率從85%迅速下滑到2003年的55%。厚生省統計，即使當時大學生投遞簡歷數量普遍超過100家，但能找到的工作卻仍不足6成；同時還有15%的大學畢業生選擇延遲畢業，只為了下一年可以用應屆生身份尋找工作。大量的年輕人因為找不到工作而選擇啃老或者在家考公務員。10年間，啃老族數量從8萬激增到40萬，間接造成了日本現在嚴重的宅男現象。
由于這段經歷對于那十年的畢業生傷害過于沉重，以至于日本NHK電視臺在后來的紀錄片中評價道：“努力拼搏奮斗的學生們卻遇上了最糟糕的時代，這些學生并沒有做錯什么，他們只是出生在了一個壞的時代。”根據日本大藏省2020年統計，就業冰河時代的大學畢業生至今都是日本平均收入最低的群體，可以說那批大學生們花了30年都沒有走出就業冰河期。
有一種不滿情緒認為：“上一代吃掉了時代的紅利”。其實當年日本也有相同的不滿情緒。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的崗位需求極大，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數量與校招需求比例是1:4，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蘿卜有四個坑位。1989年日本就有超過5 000家企業因為人手不足而倒閉。當時社會將大學生就業市場稱為超級賣方市場，名牌大學生的平均意向公司是7.1家，即一個名牌大學生至少擁有7家公司的錄用意向。大量的企業為了爭奪大學生入職，需要定期宴請學生去高檔餐廳就餐了解入職意向，而在臨近畢業的前2個月，公司會公費讓大學生去國外旅行，避免他們在國內與其他公司接觸。但這樣夢幻的大學生就業年代，卻在泡沫后瞬間夢碎。
根據1999年讀賣新聞社的報道，當年日本實習生的平均留用比例不到5成，這意味著即使一路闖關成為大企業的實習生，大學生們依然面臨高達50%的淘汰比例。這主要因為當時多數企業無法容忍培訓員工所花費的成本，企業寧愿花高價雇用一個老員工，也不愿意培訓一個新員工。最終這批大學生只能通過不斷培訓考證來提升自身實力，僅僅是為了能夠獲得大企業實習機會。
而未能進入大企業工作的員工，則只能成為低薪的臨時員工。據統計在就業冰河期間，全日本臨時員工比例從1993年的19%提升至2003年的32.4%，此后日本每三個人就有一個是臨時工，其中65%是在就業冰河時期畢業的大學生。這批人至今都是日本收入最低的群體之一，因為他們多數人整個職業生涯都處于低薪的臨時員工狀態。而如今他們在日本被統一稱為“冰河世代困擾”，如何保障他們養老則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社會問題。
后來，泡沫經濟時期畢業的大學生被稱為暖春一代，而泡沫后畢業的大學生則被稱為寒冬一代。兩代大學生僅僅因為讀書時間的不同，就面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
到這里第一章的內容基本就結束了，關于日本就業冰河時期的各種問題與亂象將在后續的文章不斷提及。事實上第一章更像是一個引子讓大家對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有個初步的印象。那么日本大學生是如何被犧牲的，日本社會又為何要做出這樣的決定，這就是第二章的內容了。

日本住專危機與銀行破產潮

如果說日本社會要選出一個為保企業付出高昂代價的案例，那么住專公司危機無疑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這場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地產危機，如今已經成為所有研究日本銀行業的學者都無法繞過的研究對象。
1.住專公司的輝煌與落寞
住專公司是指日本大藏省（日本最高財政機關）直轄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時期，該公司利用從金融機構籌措來的大量資金，轉貸給地產公司進行房地產項目投資，其對外貸款總額中80%流向房地產企業。由于同時掌握政府的金融審批權與銀行體系的資金，住專公司在當時也被稱為“大藏省的銀行”。伴隨著日本地價持續攀升，8家住專公司成為80年代最為顯赫的金融機構，其社會地位與薪酬待遇甚至超過“百業之母”的銀行業。
平成：日本年號，使用時間為1989年1月8日至2019年4月30日。
當時哪怕是剛剛進入住專公司的社員，每天下班后也能去銀座的高級俱樂部，他們的名片夾里塞滿了各大地產企業老板的私人電話。而同期畢業后選擇加入霞關（日本行政中心所在地）的官僚精英們，此刻正在千代田區通宵核對平成元年（1989年）的財政預算。由于其貸款抵押品接近80%都是各類土地房產，住專公司一般也被認為是吃到日本地產蛋糕的主要機構之一，就連東京大學法學部（日本官僚精英大多畢業于此）的高才生也以加入住專公司為榮，而不是成為一名大藏省的職員。
但進入90年代，住專公司卻迅速從“天之驕子”淪為“破落戶”。由于泡沫經濟破滅、房地產價格暴跌，住專公司大量中轉貸款淪為壞賬。1992年全國所有住專公司壞賬總金額達到4.6萬億日元，壞賬率高達38%，已經處于實質性破產狀態。但日本政府卻不敢讓這8家公司破產。
2.不能破產的執念
二戰后日本一直采用的是金融行政體系，建立了從“大藏省到日本銀行，再到城市銀行，最后再由各家銀行輸血企業”的資金供給和流動的縱向機制。日本人給這種金融體系起了個有戰爭意味的名字——“護送船隊模式”，就像航空母艦帶領戰斗群一樣，所有護衛艦都必須聽從母艦司令的指揮，而母艦也要負責保護其他護衛艦，特別是要保證那些最弱的或有故障問題的艦船能跟上隊伍。
這么做的好處就是可以盡可能地維護整個社會體系的穩定。以各層級銀行體系為觸角，大藏省可以將行政指令迅速傳導至最末端的企業，而在遭遇危機時銀行體系又可以為企業兜底。這也是日本為何在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的嚴酷環境下，仍然能夠實現芯片、電子與醫藥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成功。
但這么做的壞處也是十分顯著的，那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由于住專公司綁定了大量下游地產公司，住專一旦破產將引起整個房地產行業的連鎖爆炸。以1991年來看，當年地產行業破產企業數量達到1100家，是全國破產企業數量排名第一的行業，這意味著如果此時就放棄住專公司，地產企業的破產潮會更加劇烈。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第一時間的選擇只能是先保住這8家住專公司。
好在住專公司接近70%的借款都來自銀行體系，1991年大藏省制定了“第一次住專再建計劃”，希望通過延期的形式將債務支付時間往后拖，以等待抵押的土地價格回升。簡單來說，就是欠銀行的錢晚一些再還，先等待房地產市場轉暖。
這一決策如今看來有些可笑。雖然1991年日本熱炒旅游地產，北海道的一居室公寓價格快速上漲，雖然當時核心都市房價已不再增長，但社會普遍認為這只是地產行情的分化而已。同時金融體系已經進入降息空間，制造業產品出口的數量依然增長，因此無論是大藏省的官員還是最底層的民眾，沒有誰可以想象房價實際觸底的時間竟然要到20年后。
3.被銀行無限制兜底的債務
1991年底，在泡沫破裂兩年以后，日本政府終于啟動了第一次降息，但想象中的股價與房價恢復并沒有實現。降息后不到8個月日本股市跌破15000點心理大關，房地產也正式進入全面的下降區間，至1992年底全國所有地區的平均地產都處于負增長狀態。隨著抵押的土地資產價格一路下滑，住專公司的債務也已經從前一年的4.6萬億放大到了6萬億。
此時，日本部分高級官員其實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1992年8月日本央行首席理事福井俊彥提出“住專重組方案”，同時對住專公司大量壞賬可能拖累銀行體系提出預警。事實上從無數學者后來收集的資料來看，如果日本政府此時選擇壯士斷腕，代價依然可以承受。雖然地價暴跌，但銀行體系手中持有的股票仍然在當年提供近5萬億日元的投資收益，當時即使所有住專公司宣布破產，日本金融體系或許會有重大損失，但還談不上遭受重創。

但這樣的預警最終還是沒有起到作用。1993年住專公司壞賬突破7萬億，大藏省卻再次做出所謂“住專延命安排”，也就是后來常說的“第二次住專再建計劃”。之所以會做出此項決定，是因為大藏省認為通過“護送船隊模式”，日本銀行體系能夠為住專公司兜底，還不至于走到破產的地步。自此日本住專問題陷入了“地價下跌→房地產公司經營惡化→住專不良債權增加→銀行延付”的死亡螺旋。
可以說對于金融體系過于樂觀的判斷，讓日本政府錯過了解決住專問題的最后時間。
4.首相的道歉
1995年8月兵庫銀行成為第一家因不良債權破產的地方銀行，當年日本有10家次一級的信用社宣告停業（前一年只有3家），而這也成為日本金融體系正式崩塌的信號。由于長期堅持銀行兜底債務的模式，不良資產問題被不斷擴散，銀行體系的債務危機終于浮出水面。1995年，日本住專公司壞賬金額達到恐怖的8.1萬億日元，全公司76%的賬款都處于壞賬狀態，相比3年前又翻了一倍。
當年日本社會的三件輿論大事便是：①住專危機；②高學歷群體的恐怖襲擊事件（奧姆真理教案）；③平成艾滋藥害事件。關于后兩個事件我會在此后的內容中講述。事實上，原本足以在日本社會產生爆炸性效果的后兩件事，卻因為住專案顯得小巫見大巫。由于住專問題久拖未決，當時社會出現了空前的恐慌，認為這會拖垮整個日本金融業。由于住專資金還有一大部分來自農林系統，若是損失傳導延續到后者，會引起更大的社會動蕩。
最終在1996年6月，經過半年的國會審議，日本政府同意由財政資金與大型銀行共同承擔巨額的壞賬損失，最終沒有將損失傳導到農林系統與中小銀行。在大會上，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連續三次為住專問題的久拖未決鞠躬致歉。
但一切僅此而已嗎？
住專問題持續多年，揭開了日本金融機構早已落入巨額不良資產陷阱的帷幔，將日本金融機構和金融體制丑陋的一面暴露于眾。1995年后，日本在國際金融市場借貸成本邊際提高0.25%，一些國家甚至凍結日本的融資合同，大量資金也從東京外逃出國。隨后金融機構破產接連不斷，1996年全國有協合、安全、木津等7家銀行先后破產。
到了1997年11月24日，被譽為日本金融活化石的山一證券宣告破產，而在1996年這家證券公司還在為迎接自己100歲生日而忙碌。山一證券停業后，世界為之震動，一度導致日元匯率下跌，東京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再加上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全國前十大銀行都面臨重組危機，自此號稱“永不倒閉的銀行業”成了90年代后期群體性倒閉最頻繁的行業。而銀行職員也從80年代“神的職業”跌落到“被裁員占比最高的職業”。
表一 平成15年，銀行破產潮后各行業應屆生起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