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在文化中的意義如“眉之于面”，今天該如何讓它“眉清目秀”

20世紀80年代，啟功先生曾對我講過：“為學術而學術”和“為藝術而藝術”的“文科”在文化中的意義，如“眉之于面”；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則如眼、耳、口、鼻。因此，高校文科建設要重質量而不在體量。有些學科如書法之類，實在是不應該納入高校教育體系的。我的理解是，質量高則眉清目秀、眉飛色舞，可以為臉面揚眉吐氣，體量大則滿臉髭須、藏污納垢，使臉面難以清洗。啟先生以為然。

20世紀90年代之后，伴隨著高校的擴招，文科體量大增，就拿書法來說，不僅被納入了高教體系，還被拔高為一級學科。我當時便深以為憂，反復向有關方面提醒，早年全國美術院校每年的招生數不超過300名，教師是潘天壽、李可染等，真正能成才的尚且只是極少數；今天，招生數超過3萬名，教師是我輩，投入了巨大的資源、成本，究竟能培養出幾個真正的人才？所以，大學的文科教育應精簡體量、升華質量。

這讓我想起，北宋開國時推行“崇文抑武”的國策，一時綺靡柔弱的文風大盛。歐陽修起而“崇義抑文”，倡導“古文運動”，明確提出“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失去了“忠義”“大閑（防）”和“立德”“立功”的根本，“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是“不可恃”“皆可悲”的。此舉雖削弱了“文藝”的體量，卻極大地升華了它的質量，使宋代文化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百代標程的高峰。

明代中期后，文科又一次畸形地大擴展，書籍層出不窮，文人招搖滿街，不少有識之士為之痛心疾首。如唐順之在《荊川文集》中寫：“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顧炎武則極詆“何文人之多”。但由于沒有歐陽修那樣的有力者，所以，文科的體量擴張并未得到遏制，直到清朝政府實施“文字獄”，才使“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的文風戛然中止，卻又轉向了“百事不關于心”而“不出于軒序”的訓詁考據之學，各種艱奧瑣碎的學術著作連篇累牘、疊床架屋，卻基本上沒有人去看，也沒有幾個人能看得懂。包括“一代儒宗”章太炎在內，如魯迅先生所說：“（他）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與時代隔絕了”，其皇皇著述，“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進而，魯迅先生明確表示，《章氏叢書》作為“紀念”，收入這些高深的“學術”文章當然是應該的；但不收或“所收不多”其“先前戰斗的文章”，實在不應該！“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實在不在其龐大的“學術”體量，而在其精粹的“戰斗”質量。

以史為鑒，始于30年前中國高等教育的文科之擴張體量而滑坡質量，亡羊補牢，今天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再不加以精簡和升華了。

原標題：《文科在文化中的意義如“眉之于面”，今天該如何讓它“眉清目秀” | 徐建融》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均為新華社概念圖

來源：作者：徐建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