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鳴遠揚》背后，華語樂壇為何“上新”難？

【文/新潮觀魚】

12月21日晚，《聲鳴遠揚》總決賽第七場“復活賽”在懸念與爭議中結束，最后一個“留下”名額的爭奪在兩位似乎完全“鏡像”的歌手——馬韜與苗夢初之間展開：一個是因為熱愛音樂選擇北漂打拼的理工男，一個則是一路高等學府出身的學院派音樂劇資深女歌者。在這個所有賽道合并為一條的同場競技舞臺，經過聯席評審、媒體高管以及那英、華晨宇、殷秀梅三位首席評審的“一人一票”過山車式地來回搖擺，最終用《下個，路口，見》嘗試唱跳風格的馬韜留在了賽場，而挑戰高難度唱功但演繹略有瑕疵的苗夢初惜別舞臺。

這個結果也伴隨著場外巨大的困惑，原因也不難理解：這個結果和許多人心中的選擇不一樣。而這樣的爭議背后恰恰是這檔旨在“為華語樂壇挖掘優秀人才”的盛大選秀背后的時代痛點：今天的華語樂壇，什么樣的歌手會被選擇？給歌壇“上新”的歌手們，為什么難以統一大眾的“口味”？

《聲鳴遠揚2025》這場由湖南廣電牽頭，六家省級衛視（湖南衛視、北京衛視、江蘇衛視、廣東衛視、遼寧衛視、新疆衛視）和兩大視頻平臺（芒果TV和騰訊視頻）聯合制作的音樂盛事，從策劃之初就承載了不同于一般音樂綜藝的使命。

節目制作人任洋這樣描述它的定位：“一場史無前例的全媒體超級傳播，覆蓋六大賽區，選拔最有潛力的青年歌手。”全流程采用4K超高清制播技術，“真唱全直播”的音樂競賽模式，同時美聲、民族、流行三種唱法首次打破壁壘同臺競技……這樣的場面讓很多人想到了當年全民關注的“青歌賽”，以及為內娛打造了一代歌星群像的《超級女聲》和《中國好聲音》等綜藝。但上一次“從草根一夜成為頂流”的狂歡選秀，至少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21年前的《超級女聲》與13年前的《中國好聲音》曾經是萬人空巷的造星盛事

當全民造星的選秀時代落幕，以《歌手》為代表的以具有足夠實力的成熟音樂人表演“頂配現場”的音綜逐漸占據了主流。然而十年以后，華語樂壇卻出現了《歌手》里那英“五旬老太守國門”的名場面。很多人開始意識到，如果華語樂壇的“頂級明星池”再不大批“上新”，再過十年二十年，難道要讓六旬老太、七旬老翁繼續守護嗎？

然而《聲鳴遠揚》卻似乎難以復制往日的造星神話。雖然最新一期節目在中國視聽大數據（CVB）、CSM全國網、歡網、酷云中，收視率、份額總和均為省級衛視綜藝項目第一，第七場所有選手的舞臺水準和專業表現也漸入佳境，但和全國衛視總動員的聲勢相比，節目的國民度明顯還差著一定的火候。二十年，足以改變整個娛樂江湖，而透過《聲鳴遠揚》一輪輪激烈的選拔與爭奪，我們似乎也看到了今天年輕歌手要脫穎而出成為“國民巨星”的種種現實困境：

首先，依然是最核心的問題——“音樂選秀到底在選什么”。復活賽登臺的9位選手各自都有自己的賽道與鮮明的風格，客觀來說很難放在同一個標準下進行簡單的比較：苗夢初是學院派的音樂劇資深歌手，危晉宇是美聲男中音，高旭是以原創見長的歌手，馬韜是半路出家的草根，生特吾姬主打少數民族原生態，邁利撒則擁有女歌手中罕見的出挑美貌和帶刺的個性……他們鮮明區別的畫風和現場三位評委——殷秀梅、那英、華晨宇的畫風一樣——都很牛，但各論各的。

《聲鳴遠揚》總決賽第七場擔任首席評委的殷秀梅、那英與華晨宇

不同于《超級女聲》的純粹選明星偶像，也不同于《中國好聲音》更偏向大嗓“唱將”，《聲鳴遠揚》最后的選擇可能就會落在一個比較玄學的“我喜歡”上，但偏偏在今天這個時代，“喜歡”是一個最為碎片化的符號。

如果你是擁有投票權的評審，你是愿意把你的一票投給唱功更扎實，能唱出山呼海嘯現場的唱將？還是選擇美貌/帥氣，星味兒更濃，能演繹多變華麗現場的新人？抑或是有勵志故事，能打動你為他/她的夢想與情懷買單的音樂追夢人？理論上，這三種人都可能成為明星，但在一個賽道里爭奪選票還是略顯擁擠了。

《聲鳴遠揚》的舞臺上，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許多選手擁有令人驚嘆的技術能力，卻缺乏鮮明的個人風格，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唱功“做題家”。在第七場總決賽中，多位選手選擇了高難度的經典曲目進行演繹，展示了自己在音域、轉音、氣息控制等方面的卓越能力。但當觀眾閉上眼睛聆聽時，卻難以分辨出不同歌手之間的聲音特色。

越來越多的歌手從相似的訓練體系中走出，掌握了相似的技巧，卻也磨平了原本可能獨具特色的個人風格。其實無論是像伍佰這樣的巨星，還是周杰倫這樣的天王，他們在純粹技術領域的“唱功”并不具有“權威性”，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令人過目難忘的個人風格和背后真正能“吃一輩子”的經典作品。即使是周深這樣公認的實力派，最初從多個選秀節目進入人們視野時，也很難說他的“唱功”就是最優秀的。

其次，“歌手”無限降低的準入門檻恰恰成為了“歌星”無限拔高的殿堂大門。將視線拉回二十一世紀初，中國電視選秀曾有過屬于自己的黃金年代。2005年的《超級女聲》創造了收視奇跡，總決賽期間，超過四億觀眾通過電視屏幕見證了這一文化現象。

當時，觀眾通過發送短信參與投票，每一條短信都承載著普通人對文化選擇權的行使。《中國好聲音》則創新性地引入了“導師盲選”模式，將關注點更多地放在聲音本身。

然而十年過去，媒介環境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電視作為絕對主流的媒介地位已經動搖，取而代之的是移動互聯網和短視頻平臺的全面崛起。

音樂產業也面臨著相似的轉型。傳統唱片公司的影響力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各大流媒體平臺和短視頻APP成為音樂傳播的主要渠道。這種變化使得音樂人的成功路徑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不再需要經過漫長的唱片公司選拔和培養，只要有一部手機，一段15秒的“洗腦”旋律，就有可能一夜成名。

廣東說唱歌手攬佬的經歷成為這一現象的絕佳注腳。他用一小時完成的歌曲《大展鴻圖》在TikTok上獲得了近30億次的播放量，這種傳播速度在傳統媒體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攬佬的《大展鴻圖》成為2025年“現象級網絡音樂作品”，但借由社交媒體傳播的音樂作品和很多專業音樂人理解的“流行音樂”相去甚遠。音樂欣賞越來越分眾，對于歌曲的注意力也在15s的短視頻中逐漸消散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注意力的極度分散。當所有人都可以成為“音樂人”，獲得上億播放的音樂人恰恰是傳統學院派不屑于模仿與復制的口水音樂，一個有序的體系在逐漸崩潰，而當音樂創作變得如此“輕而易舉”，真正優質的內容反而可能被海量的平庸之作淹沒。而傳統選秀的“中心化”選拔模式也很容易淹沒在15秒音樂視頻的指尖滑動之中。

最后，令人有些意難平的是選秀綜藝中一個隱藏的“不平等”——性別。這和當下互聯網上的男女對立無關，而恰恰是音樂綜藝的觀眾和粉絲以女性居多導致的。數據顯示，音樂類綜藝的女性觀眾比例普遍超過60%，在某些節目中甚至高達75%。這種觀眾性別結構的失衡，直接影響了投票結果的走向。

男性選手往往能夠憑借顏值、舞臺表現力甚至人設吸引大量女性觀眾的支持，即使唱功并非最出色，也能獲得較高的人氣。而女性選手則面臨著來自同性觀眾的嚴格審視——她們不僅需要有出色的唱功，還需要有完美的舞臺形象、得體的言行舉止，甚至需要處理好與其他選手的關系。

比如被稱為“小迪麗熱巴”的選手邁利撒，因為她不太討人喜歡的發言與“拽”，不僅在比賽中成為了各位選手紛紛“針對”的對象，復活賽中一首《Natural》的實際得分也低于專業評審們的預期。

而在最終淘汰的二選一中，即使馬韜一首新鮮嘗試的唱跳論“硬實力”無法與苗夢初相比，但是他的勵志故事、被說成“像謝霆鋒”的外表，以及唱跳的表現形式，在女觀眾中的人氣也壓過了略顯“老派”“嚴肅”“成熟”的音樂劇專業歌手苗夢初。

當然，觀眾的選擇沒有對錯是非之分。但留下的歌手男女5:2的比例客觀上也顯示出這條路對于女歌手來說，不好走。

《聲鳴遠揚》全國七強集結完畢，7位選手也漸入佳境。雖然《聲鳴遠揚》面臨的現狀，客觀上折射出整個華語樂壇的一些困境。但八大平臺的這次攜手嘗試也讓我們看到了改變的勇氣和共識的形成：只有構建更加多元、健康的音樂生態，才能為華語樂壇的未來孕育真正的希望。這需要平臺方、制作方、音樂人和聽眾的共同努力——平臺需要提供更加公平的展示機會，制作方需要探索更加多元的節目模式，音樂人需要堅持藝術初心，而聽眾則需要給予新人新作更多的耐心和空間。

不求一鳴驚人，但華語樂壇的聲音值得被傳播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