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1746),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細干了三件大事:私鑄印信、吞并鄰部、還拒絕去紫禁城朝見乾隆。
消息傳到宮里,65歲的弘歷直接拍案而起,撂下句話:“金川碉樓不拔,川藏咽喉必斷!”這金川看著不起眼,面積不足兩萬平方公里,人口也就三萬出頭,擱現在可能還沒個地級市大,但在當時,乾隆寧可砸鍋賣鐵也要打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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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會問,這么個小地方,值得清朝傾全國之力去折騰嗎?其實還真值得。
從地理位置看,金川是四川進西藏的“打箭爐”唯一通道,相當于卡住了青藏高原的命脈,誰占了這兒,就等于握住了西南邊疆的鑰匙。
政治上更麻煩,當時西藏噶廈政府、準噶爾殘部,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三方勢力都在這兒暗戳戳搞動作,要是金川真鬧大了,西南和西北邊疆就得同時出問題。
更關鍵的是法統,從順治冊封五世達賴開始,清廷對藏區其實只有“名義主權”,要是連金川都管不住,“天朝”的面子和權威就全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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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乾隆才咬牙投入60萬兵力、7000萬兩白銀這錢相當于清朝三年的財政收入,說白了就是一場“帝國止損戰”。
清朝為啥打得這么難?
第一次打金川是1747到1749年,清軍派了3萬人過去,結果剛到那兒就懵了。
金川全是石頭碉樓,山路窄得像刀刃,重炮根本運不上去,騎兵也沒法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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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叫馬良柱的總兵,在刮耳崖一天就折了上千人。
乾隆急得連續下嚴旨,說“寧可全軍覆沒,不許后退一步”。
最后沒轍,賜死了主帥張廣泗和訥親,才逼著色勒奔投降。
本來想這事兒就算完了,后來發現根本沒解決問題,就是個“局未定、禍未除”的爛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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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色勒奔的侄子郎卡又反了。
這次乾隆把這仗當成“十全武功”的最后一戰,派阿桂帶了十萬大軍,還拉了上千門西洋炮過去。
打得最慘的是打箭爐圍剿戰,清軍一夜就死了八千多人。
阿桂后來也學乖了,不硬沖碉樓了,改成“圍困絕糧”學攀巖、找藏族人當向導、還筑了長圍把土司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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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么耗了五年,才逼著土司綁了自己出來投降。
這一仗下來,清軍死傷三萬多人,又花了7000萬兩白銀,說“慘勝”真沒夸張,清朝這虧吃得肉眼可見。
不過乾隆也不傻,打贏了沒只顧著慶祝,反而把金川當成了“邊疆治理試驗田”,搞了三個很關鍵的制度。
第一個是改土歸流,把世襲的土司給廢了,設了個懋功屯務廳,讓成都將軍管軍政,這是第一次把川邊納入行省體系,現在阿壩州馬爾康那片,其實就是當年大金川的治所,行政區劃都沒怎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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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屯練制度,讓藏族部落“平時務農、戰時為兵”,既解決了駐藏軍隊的補給問題,又培養了地方武裝,后來的“藏軍”其實就是從這兒來的。
第三個是修交通,鋪驛道、架鐵索橋,打通了成都到康定再到拉薩的“官道”,現在川藏公路北線,70%的路段還在用當年的路線呢。
后來在1793年,清廷頒布了《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搞了個金瓶掣簽制度,中央政府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掌握了達賴、班禪轉世的認定權。
這可不是小事,現在咱們說對西藏擁有主權,這個章程就是很重要的歷史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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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這步棋走得夠遠,當時可能沒多少人看懂,現在回頭看,全是給后代鋪路的操作。
這場“虧”仗到底賺在哪?
要是光看清朝的賬本,金川之戰絕對是賠本買賣,但放到現在,咱們可真是“賺麻了”。
先說說領土,要是當初沒打這仗,川邊那9.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很可能就像同時代的尼泊爾、錫金一樣,成了英俄的緩沖區,甚至搞“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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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乾隆這一仗,才把橫斷山脈北段、金沙江東岸牢牢釘在中國版圖里,后來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這塊地就是關鍵的地緣跳板。
民族治理上,也有大好處,清軍當年在金川搞“因俗而治”,沒一刀切保留了喇嘛教寺院、藏語公文,還給土司頭人發俸祿,但同時也派了流官、丈量土地、收正賦。
這種“和而不同”的思路,后來直接被新中國吸收進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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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治理,其實就是這套邏輯的延續,既尊重了民族文化,又保證了國家統一,不得不說老祖宗這辦法真管用。
還有外交上的作用,2017年中印洞朗對峙的時候,咱們外交部拿出來的《兩金川全圖》《欽定藏內善后章程》這些檔案,就是金川之戰后留下的官方輿圖和法律文件,直接成了“洞朗地區屬于中國”的硬證據。
這么算下來,乾隆當年花的7000萬兩白銀,相當于給兩百年后的外交斗爭預付了“律師費”,太值了。
現在去金川,還能看到當年清軍留下的關帝廟、官寨、屯兵堡,跟藏傳佛教寺院放在一起,慢慢成了“多元一體”的國家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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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縣里有塊“乾隆御碑”,用漢、藏、滿三種文字刻著“永靖邊徼”四個字,現在成了川藏線上游客打卡的地方,不知不覺就成了國家認同的符號。
要是用現代財務模型算筆賬,乾隆當年投入的7000萬兩白銀,差不多相當于現在200億元人民幣。
但收益呢?光川西高原9.6萬平方公里的主權資產,按現在草場每畝100元算,就值1.4萬億元。
更別說西藏120萬平方公里的法統依據,還有民族區域自治帶來的長期穩定,這些根本沒法用money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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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只看能算清的部分,200億換1.4萬億,年化收益率都有7%,說是“帝國史上最成功的戰略投資”一點不夸張。
乾隆當年在《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里寫“功成不必在我,利在千秋”,當時的士大夫還罵他“勞師糜餉”,現在咱們才明白這話的意思。
從慘勝到改土歸流,再到金瓶掣簽、民族區域自治,直到現在的西部大開發、川藏鐵路,其實是一條很清晰的制度鏈。
現在復興號列車穿過海拔4300米的折多山隧道,馬爾康的藏族青年用5G直播家鄉,這些場景其實都是金川之戰的“后遺癥”只是這個“后遺癥”,全是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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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歷史就是這么有意思,有些仗當時看是“賠本”,后來看是“贏麻”;有些投入短期是“代價”,長期卻是“國運”。
金川之戰對清朝來說是慘勝,但對如今的中國,那真是實實在在的戰略“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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