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猶太富商助元滅宋，百年后，朱元璋將之滅族

13世紀，蒙古鐵騎踏遍歐亞大陸。猶太人也隨之繼唐宋之后第三次大規模進入中國。他們在泉州、杭州、揚州、開封等地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聚居區。

在元朝“四等人制”的政策下，猶太人被歸入“色目人”行列，地位高于漢人，僅次于蒙古人。這一特殊身份使他們成為元朝統治的重要輔助力量。特別是在東南沿海的泉州，以蒲壽庚家族為代表的猶太商人集團，憑借海上貿易積累了巨額財富，更在政治舞臺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然而，正是這種與元朝統治者的緊密關系，為這個族群后來的命運埋下了禍根。當元末農民起義烽火四起，朱元璋率領的紅巾軍勢如破竹時，那些曾經依附元廷、甚至參與鎮壓漢人反抗的猶太社群，即將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清算。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府登基稱帝，定國號為“明”。這位出身貧寒、曾目睹元朝暴政和異族壓迫的皇帝，內心深處對幫助元朝統治漢人的色目人群體懷有難以消解的憤怒。登基不到三個月，一道針對猶太社群的詔書便從皇宮發出：

“色目諸族，本為商旅，昔蒙元入主，恃其寵信，欺我漢民，奪我田產，凌我婦孺。蒲氏者，背宋投元，戮我宗室，其罪尤甚。今天命歸漢，自當肅清余孽，以正視聽。”

詔書中的“蒲氏”，指的就是宋元之際泉州猶太商人領袖蒲壽庚的后人。這段歷史要追溯到1276年，當南宋殘余勢力逃亡至泉州時，當時已是泉州市舶司提舉的蒲壽庚緊閉城門，不僅拒絕接納宋端宗一行，更下令屠殺城內三千余名南宋宗室、士大夫及其家眷，以此向元朝表忠。

朱元璋幼年時，曾聽祖父講述這段“泉州之殤”，那份對背主求榮者的憎惡，早已深植于心。如今他手握權柄，第一件事便是為這段歷史討回公道。

朱元璋對猶太社群的懲罰，并非簡單的一殺了之，而是一套從肉體到精神、從個人到族群、從當下到未來的系統性壓制政策。這套被后世稱為“治猶三策”的政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身份固化，世代為賤。詔令明確規定：“凡色目男子，曾助元為虐者，世代為奴，女子為娼，永世不得脫籍。”這一政策從根本上切斷了猶太社群的上升通道。在明代嚴格的戶籍制度下，一旦被劃入賤籍，不僅本人終身無法從事體面職業，子孫后代也將承襲這一身份。

在泉州，曾顯赫一時的蒲氏家族首當其沖。族中十五歲以上男子全部被發配至云南邊陲充軍，女子則被送入教坊司。朱元璋特別下令：“蒲氏墳塋，盡數掘毀，曝其骸骨。”其中，蒲壽庚的墳墓被挖開后，尸骨遭“鞭三百”的侮辱性懲罰，成為明初震懾四方的標志性事件。

第二，政治隔絕，斷絕仕途。朱元璋深知，要防止外來族群坐大，最根本的是剝奪其政治權力。他頒布禁令：“色目諸族及其后裔，永不得參加科舉，不得入朝為官，不得與漢官通婚。”這道禁令比唐宋時期“外族不得為相”的規定嚴苛得多，徹底堵死了猶太精英進入明朝統治階層的可能。

在開封，曾經擁有“一賜樂業教”（即猶太教）寺堂的猶太人社區，雖然未被大規模清算，但也感受到了政策的寒意。社區長老趙承俊（猶太名以斯拉）在給波斯猶太商人的密信中寫道：“新朝之政，如鐵箍加頂，我族子弟再無登科之日，百年漢化，終成泡影。”

第三，文化同化，強制融合。朱元璋認為，要根除族群隔閡，必須從文化入手。他下令：“色目人等著漢服，說漢話，取漢名，習漢俗。凡聚居之所，設社學，教以《孝經》《小學》。三代之后，當與漢民無異。”

這道命令看似平常，實則暗藏深意。它強制猶太人放棄自己的語言、服飾、習俗乃至宗教信仰，加速融入漢族社會。在揚州，猶太會堂被改為社學，孩子們被強制學習儒家經典；在杭州，猶太商人被迫脫下傳統服飾，改穿明人衣冠。一位猶太拉比在經卷邊角偷偷寫下：“我們的子孫將忘記西奈山的語言，只記得孔孟之道。”

在朱元璋的強硬政策下，各地猶太社群選擇了不同的應對策略。泉州、揚州等地的猶太人因與元廷關系密切，遭受打擊最重，許多家族選擇離開中國，沿海上絲綢之路逃往東南亞。而在開封，情況則有所不同。

開封猶太社群自北宋時期定居于此，已有三百余年歷史。與東南沿海的商人群體不同，他們更多從事手工業和小商業，與元朝官府關系相對疏遠。朱元璋的清算政策頒布后，開封猶太人采取了一種“主動漢化、低調求生”的策略。

社區領袖李承（猶太名利未）召集族人宣布：“為存續計，自今日起，我族當謹遵圣諭：一，拆除會堂內所有希伯來文標識，只保留‘一賜樂業’匾額；二，族人改漢姓，著漢服，婚喪嫁娶皆從漢禮；三，送子弟入社學，習四書五經；四，不再公開舉行割禮，祭祀儀式從簡。”

這些措施雖然痛苦，但保全了社群。到明成祖朱棣時期，開封猶太人中已有人通過經商致富，甚至有個別人憑借醫術得以進入太醫院為吏（雖不能為官，但可為吏）。他們小心翼翼地維持著某種平衡：在公開場合，他們是“守禮法的漢民”；在私下里，老人仍會向子孫講述祖先從西域而來的故事。

然而，這種平衡是脆弱的。到明朝中葉，開封猶太社群中能讀懂希伯來文經卷的人已不足十人，許多家庭不再嚴格遵守飲食禁忌，與外族通婚也越來越普遍。一位葡萄牙傳教士在16世紀初訪問開封后記錄道：“這里的猶太人幾乎已被中國人同化，僅存的區別是他們對豬肉的輕微排斥和一些無人能解釋的古老儀式。”

朱元璋對猶太社群的政策，在當時和后世都引發了不同的評價。從短期看，這套鐵腕手段確實達到了預期效果：曾經在泉州、揚州等地擁有強大經濟政治影響力的猶太商人集團被徹底瓦解，再也不可能像宋元時期那樣形成“國中之國”；僥幸存留的開封等地的猶太社群，也在強大的同化壓力下逐漸失去民族特性。

從治國理政的角度看，朱元璋的手段體現了他一貫的務實風格。這位出身底層的皇帝深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道理，尤其對那些曾經幫助外族壓迫漢人的群體，他絕不手軟。用他的話說：“恩威并施，乃治國之道。然對背主負義之徒，威重于恩，懲甚于賞。”

到了明朝中后期，隨著猶太社群的漢化基本完成，朝廷對他們的限制也逐漸放寬。萬歷年間，開封猶太會堂甚至得到官府批準進行修繕。但這時的“一賜樂業”教，已與正統猶太教相去甚遠：他們的經卷是漢文與希伯來文混雜，他們的儀式融合了猶太傳統與中國祭祖習俗，他們的信仰中摻雜了儒家倫理和佛教觀念。

朱元璋的政策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在于他抓住了問題的核心：一個外來族群能否真正融入中華，不在于表面上的順從，而在于文化認同和利益綁定。當他發現宋元時期的猶太人雖然在生活上逐漸漢化，卻在關鍵時刻選擇背宋投元、維護自身小團體利益時，便意識到單純的文化包容不足以解決問題，必須輔以制度性的約束。

另一方面，這段歷史也揭示了民族關系中一個殘酷的真相：信任的建立需要數代人的努力，而信任的崩塌只需一瞬間。開封猶太人用了三百年時間，才在北宋獲得相對平等的地位；而泉州猶太商人的一次背叛，就毀掉了整個族群在南中國的生存基礎，并連累其他地區的同胞承受了數代的懲罰。

明末清初，當少量塞法迪猶太人再次從印度、波斯來到中國沿海時，他們發現這里的同胞早已面目全非。一位名叫雅各布的猶太商人在廣州記錄道：“我找到了自稱‘一賜樂業’的人，他們守安息日，不過星期五，而是星期六；他們不吃豬肉，但吃其他不潔之物；他們的經卷上有希伯來字母，但無人能誦讀。他們更愿意被稱為‘漢人’，而非‘猶太人’。”

猶太人繼唐宋之后第三次大規模進入中國的歷史，在朱元璋的鐵腕政策和明朝二百余年的同化壓力下，畫上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句號。

這段歷史或許殘酷，卻印證了中國傳統政治智慧中那條樸素而堅定的原則：中華大地可以包容萬千族群，但絕不會容忍分裂之心；華夏文明可以海納百川，但必須以忠誠和融合為前提。對于那些真心歸化者，中國向來慷慨；而對于那些“吃飯砸鍋”之徒，老祖宗的手段，從來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