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開造“黃金艦隊”，美國海軍開向何方？｜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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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當地時間12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批準美國海軍建造 兩艘新型"特朗普級" 全新戰艦的計劃。特朗普表示，美國還將增加航空母艦的數量。這也是特朗普政府"黃金艦隊"計劃的首個具體項目。 據報道，美國海軍的目標是建造多達25艘海軍艦艇。

自上任以來，特朗普多次表達過對美國海軍實力和造船業的關注，并在近期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出調回部分全球軍事資源，加強加勒比海、墨西哥灣的海軍與海岸警衛隊聯合巡邏；阻止域外國家控制該區域港口、能源設施等關鍵安全資產等與海洋安全事項的密切相關的主張。

12月18日，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和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三位資深研究員聯合發表題為《新國家安全戰略對海軍力量意味著什么》的深度分析。文章緊扣特朗普政府最新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SS），系統解讀了這一戰略轉向對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深遠影響。

本文從軍事戰略和力量結構層面，揭示了美國在新戰略指引下進行全球兵力調整的內在邏輯與潛在矛盾。文章指出，新戰略將大國競爭重新框定為一場經濟和工業競賽，并將戰略重心前所未有地向西半球傾斜。這要求美國海軍在繼續威懾中國、應對擁核對手的同時，承擔起從加勒比海到東太平洋更繁重的海上執法與區域控制任務，從而面臨著“兩頭兼顧”的嚴峻挑戰。

文章闡述了新戰略下美國在“第一島鏈”威懾中國的構想，包括發展分布式海上作戰、依靠無人機群改變戰役經濟學、以及強化與盟友的聯合軍工生產。這為觀察美國未來在印太地區的對華軍事布局，特別是其試圖構建“盟友軍工聯合體”以彌補自身工業能力不足的思路，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同時，文章也指出了戰略蘊含的風險：過于專注于家門口的安全問題，可能影響為高端沖突進行的長期訓練與準備；強調盟友分擔責任的同時，實現部隊間的互操作性面臨實際困難；以及再工業化、大規模造艦所需的時間成本，與圍繞臺海的潛在沖突“時間窗口”之間存在緊迫落差。

本杰明?延森（Benjamin Jensen）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防與安全部高級研究員、未來實驗室主任

麥肯齊?伊格倫（Mackenzie Eaglen）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高級研究員，聚焦國防預算、軍事戰備與戰略政策，曾為美國國會提供國防政策咨詢

亨利?卡羅爾（Henry H. Carroll）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工業基礎研究中心研究員

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NSS）蘊含著經典海事文件的基調——將戰略與經濟實力緊密綁定。該戰略中隨處可見19世紀末20世紀初戰略思想的影子，隱晦提及了“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大白艦隊”（Great White Fleet），而最為核心的，是暗合了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關于“海權”（sea power）對美國國家利益具有核心意義的論斷。

該戰略收縮了美國的全球野心，將重心聚焦于西半球，同時把大國競爭重新定義為一場經濟與工業競賽。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而言，這種調整指向一種“更側重西半球、更分散化”的海權模式：既要威懾中國并應對擁核對手，又要重新重視關鍵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的安全。

這意味著美軍需在從加勒比海到東太平洋的海域開展更多海上警戒行動，同時重新聚焦紅海、巴拿馬運河等咽喉要道的管控。此外，該戰略還指出了出兩大迫切需求：一是改革造船業，二是部署新型無人編隊，以降低維護國家利益的成本。

戰略措辭背后，是一套“制勝經濟理論”。美國必須投入資源修復其工業基礎，并確保在人工智能（AI）與能源領域保持領先。國防預算將繼續向兩大領域傾斜：

一是核三位一體（nuclear triad）現代化，未來10年預計耗資4600億美元；二是“金穹計劃”（Golden Dome），成本估算介于1750億至5420億美元之間。這意味著，常規威懾必須尋求高性價比解決方案——包括部署從海底到太空的精準大規模打擊武器和大量小型無人機，以及解決長期存在的、降低海軍投資的回報的維護問題。

每一艘因維護而停擺的驅逐艦（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重置成本為27億美元）或兩棲艦（重置成本48億美元），都是無法產生效益的“閑置資本”，無法為海軍提供保衛本土、威懾中國所需的戰力。因此，解決維護難題與造船廠生產效率問題，同時部署無人機數量超過主力艦的混合艦隊（hybrid fleet），已成為改變海軍作戰經濟邏輯的關鍵。

據路透社及美國《紐約時報》等外媒報道，當地時間12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宣布，美國海軍將建造全新戰艦。圖源：路透社

從戰略到艦隊需求

首先，該戰略宣稱，這是首個實現“目標與手段精準匹配”的戰略，并摒棄了其所認為的屬于精英階層利益訴求的全球主義與自由貿易理念。然而，作為一個依賴海洋開展貿易的海事國家，美國必須保障關鍵海上交通線的通行權。海洋經濟為美國GDP貢獻了2.9萬億美元，占美國貿易總額的40%。

因此，即便美國試圖聚焦西半球、專注移民與打擊非法活動等議題，也必須保留其海軍力量投射能力。該戰略強調重建國家實力的經濟基礎與“產業回流”，而這一切都需要安全的海上貿易通道作為支撐。正如馬漢在1900年所言：“因此，保障己方海上交通、切斷敵方海上通信的能力，會直接觸及國家活力的根源。”

盡管《國家安全戰略》宣稱與過去徹底決裂，但海軍的角色與任務在實際操作中并不會發生太大變化。海軍仍需承擔三大核心任務：全球力量投射、保障美國及盟友海上貿易的海上交通線安全、以及保衛本土。對西半球關注度的提升與對“本土防御”的新解讀，可能會改變這些任務的內部優先級，但不會改變海軍的整體任務框架。

韓國、美國和日本海軍艦艇在韓國濟州島南部海域舉行聯合反潛演習。圖源：路透社

重新聚焦西半球

其次，該文件通篇強調“拒止戰略”（denial strategy），而這一戰略的實施離不開強大海軍力量的支撐。新提出的“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明確旨在重申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阻止非西半球國家控制該地區的關鍵資產與戰略要地。

要實現這一目標，美軍既需要無人偵察艦與創新性海上態勢感知技術，也需要保留兩棲作戰能力與打擊能力。美國還必須強化海岸警衛隊（Coast Guard）的能力，使其能與海軍無縫協同，并借助無人艦艇打擊人口販賣與毒品走私。此外，全球海上執法能力也亟待發展。

西半球不再是被忽視的區域。在前幾屆政府任期內，該地區僅能獲得全球1%的情報、監視與偵察（ISR）資產；如今，這一局面正發生根本性轉變。該戰略呼吁重新調整全球兵力部署，將更多資源投向西半球任務。這種調整，連同美國陸軍擬成立“西半球司令部”（Western Hemispheric Command）所預示的聯合指揮體系變革，意味著海岸警衛隊與海軍將在該地區擴大存在——以控制海上航道、阻止非法移民、打擊毒品與人口販運。

從實際操作來看，這標志著美軍需在加勒比海及其他地區加強巡邏與前沿部署，可能導致與墨西哥、中南美洲國家及加勒比伙伴安全合作的擴大，甚至簽署新的準入協議，以對抗該地區內威權政權，也要遏制俄羅斯與中國在西半球影響力的擴張。

12月10日，美國海岸警衛隊聯同其他部門在加勒比海靠近委內瑞拉海域扣押了一艘名為“船長號”（Skipper）的受制裁油輪。20日，美方又在委附近國際水域登船扣押了懸掛巴拿馬國旗的“世紀號”（Centuries）油輪。圖源：路透社

對海軍而言，這種部署策略更青睞于近海戰斗艦（littoral combat ships, LCS）、小型水面作戰艦艇、巡邏艇與無人艦艇：既能覆蓋廣闊區域，又能與執法機構緊密協作，同時為大規模施壓行動與強制外交提供支持。這可能意味著“第四艦隊”（Fourth Fleet）將轉型為以近海戰斗艦與無人偵察機為核心的基地，并打造類似新加坡所采用的“攔截母艦”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當無人系統與傳統主力艦（capital ships）搭配使用時，才能最大化海軍的存在價值——盡管無人水面艇（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 USVs）能產生一定戰力，但其持續作戰與施加影響力的能力相對有限。

“成本效益”是該策略的核心邏輯。海軍需要以低成本方式滿足加勒比海任務需求，同時保證不削弱威懾中國的戰備水平。美國可通過部署老舊主力艦實現“兵力節約”：這些艦艇若與海岸警衛隊巡邏艇、性價比高的無人水面艇協同，雖不適用于太平洋地區的高端作戰，但尚可滿足西半球任務需求。

這種做法與20世紀20年代美國海軍組建“特種勤務中隊”的思路相似——在當時主要由老舊巡洋艦與小型作戰艦艇組成。對海軍陸戰隊而言，這意味著需要平衡兵力配置：既要在近岸地區保留危機響應與安全合作的能力，又不能削弱其在“第一島鏈”與“海上拒止”中的新角色與新任務。這可能預示著海軍陸戰隊預備役部隊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以減輕現役部隊的負擔，使后者能更專注于近岸防御與危機響應。

然而，風險也隨之而來。每當海上力量成為解決近岸短期安全問題的主要工具時，針對“高端沖突”的長期訓練與準備往往會被忽視。西半球的海上行動固然重要，但它們很容易分散注意力，消耗本應用于西太平洋威懾任務的艦艇資源。因此，艦隊必須擴大無人系統的使用，以尋求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案，提升投資回報率。

此外，考慮到美國在該地區“強制性海軍外交”與“合作努力”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關系，單純依靠海軍力量實施脅迫，可能無法實現其所期望的“西半球長期穩定”目標。

持續威懾印太地區

在印太地區，《國家安全戰略》呼吁美軍維持足以威懾中國在第一島鏈行動的有利軍事平衡。要實現這一目標，不僅需要韓國、日本等主要盟友增加國防開支，還需要美國具備與盟友協同作戰以及維持前沿部署海軍力量的能力。海軍需投資后勤與基礎設施，探索與伙伴合作制造武器的模式，以支撐其前沿作戰能力的提升。

從這一角度看，“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等框架，應被視為“構建民主聯盟武器庫”新時代的開端，而非終點。這要求海軍部（Department of the Navy）與陸軍部（Department of War）、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協同調整國防政策，支持聯合能力建設——包括推廣“彈藥聯合生產”等已被驗證有效的模式。

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國防部長近日舉行了AUKUS會議，重申了對AUKUS伙伴關系的共同承諾。圖源：路透社

美國必須擁有一支能穩定第一島鏈、保障南海全球貿易暢通的軍隊。根據該戰略，這需要投資四大領域：一是水下、太空與核力量；二是決定未來軍事力量走向的技術（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自主系統）；三是為這些領域提供動力的能源；四是相關配套能力。

這種策略意味著，美國海軍需圍繞“海上拒止”（sea denial）與“反制敵方殺傷鏈”（countering enemy kill chains）構建戰力。潛艇、無人系統、海軍航空兵與近岸輪換部隊的組合，將改變中國的成本考量。海軍將通過部署更多無人系統（從誘餌艦、情報艦到打擊平臺）實施“分布式海上作戰”（Distributed Maritime Operations），以高性價比方式對中國大型主力艦構成威脅。這場競爭的核心之一，是重新重視“C5ISRT”（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與偵察-戰術，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naissance-Tactical）能力——即干擾、擾亂中國的傳感器網絡與指揮控制系統，以抵消其數量優勢。這很可能意味著美軍需部署“誘餌艦隊”，以及水面與水下的無人監視、打擊平臺。

這一構想描繪出未來海上戰役的圖景：結合無人機、潛艇與“駐留部隊”（部署在關鍵島嶼的近岸部隊，配備反艦導彈、綜合防空系統與持續感知設備），實現對敵軍編隊的鎖定、威懾或遲滯；同時，更大規模的艦隊機動至指定位置，從多領域、多方向發動脈沖式攻擊。

盡管新戰略強調“盟友責任分擔”與“任務轉移”，但這種未來戰爭構想仍高度依賴盟友和建設可互操作的海軍力量。

威懾中國需要三大支撐：一是前沿部署區網絡；二是前沿艦艇重新武裝與維修協議；三是支持聯合生產、研發及盟友供應鏈的協議。在戰術層面，這要求美軍與盟友具備“目標信息共享能力”，甚至能聯合生產關鍵彈藥與武器系統，乃至整級艦艇。

這將推動海軍向“框架型角色”轉型：美軍提供高端賦能裝備、指揮控制能力與部分打擊能力；地區盟友則提供規模優勢、持續存在、本地情報，以及人員、設施與能源支持。對傳感器、作戰系統、彈藥與作戰效果的互操作性要求，將遠超對美國艦艇數量的單純追求。在戰略層面，這將構建一支“可在對抗環境中行動的后勤力量”，使其能在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體系內生成作戰能力。

此外，由于該戰略將“經濟競爭”視為與中國競爭的核心領域，海軍力量還將被用于支撐制裁與出口管制、控制戰略海上交通線、開展海上攔截行動、保護后勤補給，以及強化盟友航運網絡韌性。這些任務既是威懾的核心，也為“沖突降級”提供了路徑——例如，通過封鎖中國在致命沖突中尋找“突破口”。但需注意的是，實施此類封鎖所需的海軍力量規模極為龐大。

挑戰還體現在“時間差”上：再工業化、規模化造船與盟友能力建設可能需要十年時間，而臺海潛在沖突的窗口期通常被評估為“數月至數年”。

重新平衡歐洲與中東

最后，該戰略強調美國需從中東的“永久戰爭”中抽身，并減少在歐洲的前沿部署兵力。仔細解讀不難發現，文件并未終止美國的聯盟承諾，而是尋求“重新平衡”——通過更靈活的兵力生成與部署模式，使美國能聚焦西半球與“第一島鏈威懾中國”兩大核心任務。

這意味著美軍需保留“遠征打擊群”（Expeditionary Strike Groups）與“航母打擊群”（Carrier Strike Groups）等靈活應急力量（此類力量無需大規模前沿駐軍），同時解決這些編隊的戰備與維護問題，確保海軍力量投射能有效降低歐洲與中東的地緣政治風險。

在歐洲，戰略傳遞的信號十分明確：美國將協助推動烏克蘭戰爭停火、與俄羅斯重建戰略穩定、支持歐洲繁榮，但歐洲必須承擔自身防務的主要責任，避免被任何敵對勢力主導。

對海軍而言，這可能意味著減少向地中海與北大西洋的持續部署航母打擊群——尤其是在其需應對長期艦艇維護問題的背景下。美國仍將支持歐洲伙伴，但存在形式將更具“階段性”，且更多利用“演習”傳遞軍事信號，以支撐威懾。鑒于美軍對歐洲盟友海軍（包括日益強大的北歐、波羅的海與地中海艦隊）的依賴度不斷提升，雙方的互操作性必須進一步加強。

海軍需與五角大樓作戰規劃人員協作，確定“能提升盟友戰力、同時釋放美軍艦艇用于西半球與印太任務”的最優賦能裝備組合——例如，更多依賴協同作戰飛機（collaborative combat aircraft）等無人航空器，與海上巡邏機、E-2D等空中指揮控制平臺協同行動。

在中東，該戰略將“能源多元化”與“美國本土能源生產”視為降低地區重要性的關鍵因素。海軍的任務定位為：保障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與紅海的暢通、防范恐怖主義威脅、支持盟友（尤其是以色列與海灣國家），同時避免大規模地面部署。

要實現這一目標，美軍需在該地區保持“階段性存在”——很可能以水面行動群（Surface Action Groups）與航母打擊群為核心。美國需傳遞明確信號：表明其具備打擊內陸目標、反制敵方控制關鍵海上咽喉要道企圖的能力。該戰略高度重視“遠程海上打擊”、“水雷戰”與“護航行動”——這些行動可在危機期間快速部署，無需長期牽制艦艇與人員。海軍陸戰隊則應保持其“全球應急響應力量”的定位。

《國家安全戰略》如何塑造海軍力量

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為美國海軍如何適應國家優先事項、國家利益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調整提供了戰略藍圖。這要求海軍在“資源權衡”中實現兩大目標：一是向“印太高端威懾”傾斜，二是推動工業基礎現代化與兵力結構優化。

海軍需審慎落實這一戰略轉型，具體可從三方面著手：

首先要擴大并激勵無人艦艇與無人航空項目的研發與部署——這些裝備將在西半球承擔關鍵監視任務，在印太潛在高端沖突中發揮核心作戰支援與“戰力抵消”作用；

其次是優化兵力配置：將部分易受攻擊的老舊有人作戰艦艇調離印太地區，更多依賴無人水面艇、水下裝備與近岸部隊，搭配精選的先進水面平臺；老舊艦艇可部署于那些存在價值與打擊能力比“分布式生存能力”更重要的地區（如拉美與中東）；

此外，在構建威懾中國和保衛國土所需戰備的同時，海軍應持續擴大造船廠產能，提升有人與無人艦艇的生產效率。

新《國家安全戰略》以隱晦方式提升了“海權”的地位：它要求美軍控制西半球海上交通線、阻止第一島鏈侵略、保衛從霍爾木茲海峽到紅海及巴拿馬運河的全球咽喉要道，并推動水下、核力量與導彈防御能力的現代化。如今，海軍與海軍陸戰隊需將這些宏觀指導轉化為具體的艦艇、編隊與作戰概念。

*文章原標題為：《新國家安全戰略對美國海軍力量意味著什么》（What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eans for Naval Forces），2025年12月18日刊載于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網站。

編譯｜姜心悅 IPP實習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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