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鐘了解《731》日本細菌戰的秘密軍事組織與歷史背景

概述

731部隊全稱“‘滿洲’第731部隊”，是日本于1936年6月25日成立，以“研究防治疾病與飲水凈化”為名，專門從事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秘密軍事部隊，隸屬于日本關東軍，其前身是細菌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別稱“加茂部隊”、“奈良部隊”、“東鄉部隊”、“關東軍防疫給水總部”等。

形成背景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就已經開始了細菌戰的準備活動，并對此作過設想和計劃。

1918年后，日本參謀本部下令陸軍省醫務局開始研究細菌武器。但后來曾一度中斷。在731部隊設立之前，日本大本營的軍部曾要東京科學研究局研制出一種或多種為人力所無法抗拒的秘密殺人武器，后因限期內沒有完成任務，計劃最終失敗。

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為擺脫由經濟危機引發的國內矛盾，日本內閣和軍部制訂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對外國策。鑒于日本國土面積狹小，資源匱乏的現狀，日本軍部開始思考開發節省資源和能源的新式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帝國主義走向軍國主義，并很快成為世界大戰亞洲戰爭策源地，企圖通過戰爭侵占中國，并“北進”擊潰蘇聯，“南進”打敗英美，以稱霸亞洲、爭霸世界，這樣一個過程中，日本軍國主義對新武器的渴求更加緊迫。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生產力遠落后于歐美國家，而且極端缺乏戰爭所必需的戰略物資。日本軍部遂提出以總力戰的體制，建設高度防化國家，即通過科學家協助兵器的改良，以增強日本的戰力。

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化學武器造成了巨大的傷亡，世界各國，包括日本，早在1925年6月便簽署了《日內瓦議定書》，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但曾看到納粹德國進行細菌武器研究情報的日本軍醫少佐石井四郎，深感日本沒有細菌武器是“國防”上的一大空白，特別是當他了解到

14世紀中葉，歐洲的鼠疫大流行造成的災害使各國統治者至今心有余悸時，更增加了對鼠疫菌研究的興趣，認為被各國排除的鼠疫菌恰恰是日本應該單獨研究并僅有的一種武器。因此，石井四郎以細菌戰可以解決戰爭中的人力和武器資源不足的困難，極力鼓吹準備細菌戰的必要性，并認為創建細菌戰部隊刻不容緩。石井四郎的主張很快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贊賞和日本陸軍省軍務局課長永田鐵山大佐的推薦，以及日軍參謀本部戰略部第一課課長鈴木大佐和梶[wěi]塚[zhǒng]隆二等人的支持。

發展歷程

細菌研究室

1932年7月5日，日本陸軍省頒布陸滿普受第3575號文件，允許石井四郎在陸軍軍醫學校中設立了“細菌研究室”，來自京都和東京帝國大學的一批醫學專家組成了細菌研究室的核心人員，在石井四郎的帶領下，開始研究細菌武器。1932年12月，依據陸滿普第2635號文件，日本陸軍投入經費208989日元，將“細菌研究室”擴建成為“防疫研究室”。防疫研究室在細菌研究室的基礎上，增設了研究室、辦公室、變電室、倉庫及用于細菌研究與細菌生產的小型木結構的動物飼養室。防疫研究室的核心成員的研究內容主要為生物學和細菌學，涉獵格特內桿菌、傷寒菌、副傷寒菌及霍亂菌的專項研究。

加茂部隊

“九一八”事變后，侵華日軍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政權“滿洲國”，此時日本的細菌戰研究也進入到大規模試驗階段。為了得到大量且能夠任意處置的試驗材料，1933年至8月，日本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遷移至哈爾濱市，并在中國黑龍江省五常縣背蔭河鎮秘密設立了細菌實驗場，化名為“加茂部隊”。因是一位名叫中馬的日軍大尉管理此試驗場，所以此地別稱為“中馬城”。“中馬城”占地600平方米，內設有監獄，研究室，焚尸爐、火藥庫、辦公室，兵營，倉庫，駐車場等設施。周圍有三米多高的圍墻，墻頂架設兩道鐵絲網，其中一道為高壓電網。圍墻四角各有一座堅炮樓，墻外兩米半寬的護城壕。中馬城的正門朝北，通過門前的吊橋進入，由兩名日本兵持槍把守。

1933年8月，“中馬城”發生暴動，30多人越獄，他們投奔抗日聯軍后，揭露了“中馬城”的罪行。但日軍心存僥幸，仍在這里繼續進行實驗。1934年夏，“中馬城”的武器彈藥庫突然爆炸，石井四郎以“失火”為由，正式決定將“中馬城”轉移。原在“中馬城”的日軍撤回到加茂部隊本部“南棟”，即哈爾濱市南崗區宣化街與文廟街一帶，在日本陸軍醫院的南院。加茂部隊以日本陸軍醫院作掩護，對外宣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以生產濾水器為招牌，秘密進行著細菌研究活動。

1935年8月1日，石井四郎因功晉升為陸軍軍醫中佐。次年，加茂部隊在哈爾濱平房區選址，意圖建立更大規模的細菌戰基地。[5]1936年6月25日，日本裕仁天皇批準設立關東軍防疫部，表明細菌戰部隊正式成為日本國家的在編部隊，因此這一天成為了731部隊的創設紀念日。入駐特別軍事區

1938年6月，加茂部隊除第三部和診療部留在南棟外，其余幾部開始從南棟向哈爾濱平房區遷移。6月30日，日本關東軍司法部發布了《關于在平房附近設立特別軍事區域》的第1539號命令。平房區120平方公里劃為特別軍事區，分為甲號區域和乙號區域，由平房鎮、日本空軍8372部隊、731部隊營區等軍事基地及周邊區域構成，所在地居民被強制遷移或限制出入特別軍事區域。1939年，“加茂部隊”正式移駐距哈爾濱平房地區的特別軍事區域。

平房鎮主要建筑物有70余座，中心建筑為本部辦公大樓和四方樓細菌實驗室，其余還有特設監獄、鐵路、機場等設施，核心區域面積約6.1平方公里。甲號區域為特別控制的“無人區”，地段包括731部隊周圍5公里左右地域；乙號區域為一般控制區，為甲號地段以外的115平方公里的區域。哈爾濱市公署設立了平房特別地區事務所、平房特別地區日滿協和會、平房警察駐在所。哈爾濱憲兵隊派出了平房特別地區日滿隊駐守平房地區，加強了細菌研究基地的保密性。為加強對特別軍事地區的管制，本部外建有高2米、長5公里的圍墻，墻體設有高壓電網，墻外設防護溝；特別地區邊界外1.5千米處各交通路口均有軍用地界碑，未經批準不得進入其區域。

為加強對特別軍事區域的管制，平房特別軍事區域內的居民，凡年滿16歲的，必須領有偽香坊警察署頒發的“居住證明書”，才準予入內。由于731部隊規模龐大，2000多名中國勞工被雇在此工作，勞工出入特別軍事區，必須隨時攜帶“勞務身份證明書”，以便隨時接受軍、警、憲、特的檢查。

731部隊航拍的“四方樓”（森村誠一《惡魔的飽食》）

1939年諾門罕戰役中的細菌戰

1939年5月，日本關東軍、“偽滿國軍”在諾門罕一帶發動對蘇蒙軍的對戰。這場由日本關東軍策劃的“邊境糾紛”很快升級為大兵團作戰。為了占據戰爭的主動權，關東軍司令部擬訂了731部隊參戰的三個方案：一是向蒙蘇蒙軍陣地發射裝有感染炭疽菌彈丸的炮彈；二是在哈拉哈河西岸空投石井式土陶細菌炸彈；三是派出“敢死隊”往哈拉哈河里投撒細菌和毒品。

由于當時731部隊對鼠疫菌、炭疽[jū]菌能否達到傳染的目的還不確定，但對霍亂菌、傷寒菌和赤痢菌的傳染途徑很確定，所以，石井四郎建議以霍亂、腸傷寒菌和赤痢菌為投撒重點。

731部隊的兵要地志班對諾門罕附近的地質地貌情況進行詳盡調查，形成了諾門罕附近的兵要地志摘要：地勢及地質（道路、河川、湖沼、濕地）》調查報告書，詳盡分析了諾門坎附近、囊括烏爾遜河、哈爾哈河、克魯倫河、貝爾湖等湖沼濕地的地勢地質情況，繪制了精密的謀略示意圖，并在地圖上標出可供細菌污染的河流、泉眼、湖泡、水井等飲用水源。最后經關東軍諾門罕前線指揮官小松原道太郎對戰爭形勢的考量，決定在日軍敗退的時候實施細菌武器，并確定使用了方案三。為此，石井四郎抽出200名從事細菌戰的人員，以 “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名義參戰，同時，又以第二部為主，組成了以碇[dìng]常重為隊長的敢死隊。

1939年7月12日，敢死隊背負著特殊器材，潛入到哈拉哈河旁的松林中，隱蔽在草叢里。當他們把橡皮船充好氣，搬上菌液瓶、鐵水桶、長柄勺等物品后，快速駛向河中心，并投撒下約22.5公斤的霍亂、傷寒、赤痢和鼻疽菌溶液，投撒完成后，兩名軍官還提取了水樣，測試了水溫和流速，并作了試驗記錄和拍照。 7月13日午后，日軍部隊及偽滿國軍的部隊開始使用經過石井濾水器濾過的水。但此次細菌戰并未如日軍所愿，反而自食其果。日軍中有1340人感染了傷寒病、赤痢病、霍亂病，而調查結果證明，病源來自于他們自己投撒的細菌，不僅如此，此次細菌戰還造成了日本關東軍內疫病流行。盡管日本在諾門坎戰役中大敗，但石井四郎和防疫給水部卻受到日本軍方的表彰，并獲得了四級金鵄勛章和陸軍技術有功獎。

“滿洲”第731部隊

1940年8月1日，關東軍防疫部正式變更代號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下設八個部，只有第三部設有濾水器制造廠和細菌彈殼制造廠，開展一部分“防疫給水”業務研究，其余各部門均以“防疫給水”之名，準備實施細菌戰及人體試驗。

1941年，關東軍總司令下令全軍所有部隊及機關都以番號命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變更代號為“‘滿洲’第731部隊”。隨著731部隊主體機構設施和規模的日益完備，機構研究內容也逐漸成熟，731部隊細菌戰機構體系至此形成并確立下來。

1941年8月，石井部隊和各支部統稱為“‘滿洲’第659部隊”，位于平房的本部稱為“‘滿洲’第731部隊”，牡丹江支部稱為“‘滿洲’643部隊”，孫吳支部稱為“‘滿洲’第673部隊”，林口支部稱為“‘滿洲’第162部隊”，海拉爾支部稱為“‘滿洲’第543部隊”，大連衛生研究所稱“‘滿洲’第319部隊”。

1940至1942年發動的細菌戰

1940年吉林農安細菌戰和農安大賚細菌戰

1940年6月初，731部隊先后在吉林農安和農安大賚[lài]實施細菌戰。6月中旬，農安縣城發生鼠疫，造成三分之一的住民向外逃亡。同期，農安大賚縣18戶家庭發生，鼠疫患者有22人，其中16人死亡。次月，大賚城區開始發生鼠疫，54名患者全部死亡。

1940年浙江細菌戰

1940年7月，根據“關東軍作戰命令丙字第659號”命令，臨時成立由1名將校官和39名下士官組成了第一批遠征隊，以“奈良部隊”為名，在石井四郎的親自帶領下，前往浙江寧波地區實施細菌作戰。1940年9月18日到10月7日，日軍曾六次從空中向寧波市開明街及附近的河流和蓄水池投放了70公斤傷寒菌、50公斤霍亂菌以及5公斤染有鼠疫功的跳蚤。

10天之后，731部隊又組織了一百余名醫務、攝影人員，去往寧波疫區，換上中國服裝，喬裝成醫務人員，給中國的疾病患者診療，并發給藥品。到達疫區后，731的人員到河川、水井等地方取樣并觀察村莊，進行細菌污染程度的調查。他們還在細菌實驗地捕來包括婦女在內的二三十名中國人，進行身體檢查，分析細菌對他們的影響程度。但日本的這場陰謀隨即被識破，并被公諸于眾。在中國人民強烈的譴責之下，731部隊的檢疫班人員匆忙地返回了哈爾濱平房。

1940年10月4日，日軍在衢州縣用同樣的手段，撒布混有跳蚤的麥粒、粟子等物。經過檢驗，投放的跳蚤確系“人鼠共同蚤”。在日軍投下麥粟物的38天后，該地陸續發生鼠疫，22人不治而亡。次年，衢州的鼠疫波及到義烏縣，直至1943年，鼠疫仍在衢州周邊地區流行。

同年10月22日，在石井四郎親自指揮下，日軍再次在寧波縣上空撒下帶有鼠疫菌的麥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該地發現了第一個鼠疫患者，接著陸續發生了鼠疫，99個感染鼠疫的患者，僅2人存活。

1940年11月26、27日，日軍先后兩次在金華鼠疫菌，致使金華及附近的東陽、義烏、蘭溪等縣均有鼠疫蔓延，造成438人染病，361人死亡；同12月10日，日軍又在上虞縣散布鼠疫菌性的細粒；同年12月19日，四架日機在湯溪縣投下鼠疫菌。

1941年湖南常德、浙江細菌戰

1941年春，731部隊遵照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下達的“破壞中國軍隊占領的重要樞紐城市常德以及沿鐵路交通線地區”的命令，派出由第二部隊長太田澄大佐率領、共計100人的第二批遠征隊，在常德一帶以空投的方式，投撒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起該地區鼠疫的發生，死于鼠疫的有400多人。同年11月4日，日軍又在常德市區投下帶有鼠疫桿菌的棉絮、破布、谷麥等物。8天后，出現了第一個鼠疫患者，入院36小時后死亡。接著，鼠疫開始在市區蔓延，波行到市郊及桃源、豐縣等地，僅石公橋鎮就有80多人因鼠疫而死。1941年11月至1945年底止，常德因鼠疫受害死亡人數達7643人。

1941年4月21日，日軍又在浙江新登空投下白色絮狀物。這一年，新登的細菌災難波及溫州，溫州幾乎每時都有人死亡，整個城市陷入極度的細菌恐怖之中。同年12月19日，日本又在諸暨散布大批沾有鼠疫菌的網狀物和棉花等物。

1942年浙贛鐵路的細菌戰

1942年5月，浙贛戰役打響，日軍在占領金華、衢州、玉山、廣豐、麗水等地后，奉司令部令，要對浙贛鐵路沿線的三個機場進行破壞。為了使被破壞的機場無法復建，日軍大本營命令731部隊以“浙贛行動”為名，進行細菌戰。1942年8月，731部隊與南京華中派遣軍防疫給水部“榮”字第1644部隊，將盛有炭疽菌、副傷寒菌和鼠疫菌等約130公斤的細菌瓶子，利用空投與地面投放兩種方式，在玉山、金華、浦江等城市投放。據資料記載，浙江地區日本細菌戰霍亂受害者共1006人；浙江地區日本細菌戰傷寒、副傷寒受害者共2174人；浙江地區日本細菌戰痢疾受害者共514人；浙江地區日本細菌戰炭疽受害者共264人；浙江云和縣日本細菌戰受害者共766人；浙江義烏日本細菌戰受害者共1131人。

1998年至2000年，衢州開展專項調查，認定5294人死于日本細菌戰，其中1501人死于鼠疫，909人死于霍亂，2272人死于傷寒與副傷寒，407人死于痢疾，205人死于炭疽。細菌戰受害者中有男性3748名、女性1546名，其中10歲以下兒童871名，死亡年齡最大的83歲，年齡最小的僅3個月。

731部隊潰逃

1942年4月，731部隊憲兵室在勞工組織中成立“協同防諜班”。1943年12月，平房特別軍事區城事務所擴大，平房警察駐在所成立，平房憲兵分遣隊改稱為派遣隊，歸哈爾濱憲兵隊直接領導，731部隊憲兵室也歸哈爾濱憲兵隊直接領導。1944年8月，平房附近的正黃旗四屯發生鼠疫；同年秋，平房特別軍事區域成立了“協防班”。

1945年，隨著日本軍隊在亞洲及太平洋戰場上的節節潰敗，石井四郎意識到日本大勢已去，因此在年初即制定了731部隊留守人員名單。為了掩蓋其罪行，731部隊在潰逃前將關押在特設監獄中的最后一批未被試驗者先用毒氣殺死，后用火焚燒尸體；來不及燒毀的尸體，則全部秘密投入到松花江中。然后又將所有設施炸毀，重要的物資和核心資料則被帶回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