擱延安那會兒,你要是在路上碰見個八路軍旅長,大伙兒聊的無非是打了什么仗,繳了多少槍。
可有這么一位,待遇有點不一樣。
1941年的某一天,毛主席在土路上碰見他,沒聊別的,走上前去拿肩膀不輕不重地撞了他一下,眼神里帶著股勁兒,嘴里問的話更帶勁:“哎,隊伍里頭,有沒有人給你氣受?”
這話問得,直接又實在。
兩年后,這位旅長去中央黨校念書,主席又瞅見他了,還是老問題,跟心里頭擱著塊石頭似的:“這些年,有沒有人給你小鞋穿?
心里有疙瘩,別憋著,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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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最高領(lǐng)袖這么惦記著,跟護犢子一樣護著的人,到底啥來頭?
這人叫高士一。
按理說,他這號人物,根本不該出現(xiàn)在延安那片黃土地上。
他在老家河北任丘,那可是響當當?shù)摹案咚臓敗保依镱^的錢,能拿尺子量。
高士一的出身,在那個講究根正苗紅的年代,就是個最扎眼的另類。
他爹高隆基,是冀中平原上數(shù)一數(shù)二的地主,家里四千畝地,光地租就能堆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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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算,磚瓦窯、運輸船隊、糧行,但凡能掙錢的買賣,他家都摻和。
他們在任丘城北的老宅“高家場”,那叫一個氣派。
外頭一圈護城河,里頭十一個大院子,上百間房,藏在綠樹林子里,一般人從外頭連個房頂都瞧不見。
高士一作為家里最小的兒子,從小被喊“高四爺”,金窩銀窩里長大的。
這種人,本該是那個舊世界的鐵桿粉絲,一輩子吃香喝辣,守著家業(yè)。
可他偏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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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高四爺,壓根沒半點少爺?shù)膵蓺狻?/p>
私塾念過書,肚子里有墨水,可也跟著他哥在外頭跑碼頭,身上既有書卷氣,更有股子江湖上的豪爽勁兒。
他能跟長工一樣下地干活,掄起鞭子能趕大車,抓起錘子能打鐵,就連馴服性子最烈的馬,也是一把好手。
鄉(xiāng)下人打草繩、修犁頭這些零碎活,他瞅一眼就會。
更絕的是,他那手槍法,左右開弓,騎在馬上跑起來照樣指哪打哪。
年輕時候,他也在國民黨政府里混過一陣子,當了個什么河務(wù)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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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那段日子,讓他把那個官場看了個底兒掉,烏煙瘴氣,腐敗透頂。
他心涼了,拍拍屁股回了老家。
回家也不閑著,自己掏錢辦女子小學,帶頭反對女人裹小腳,還開了個文化室,教村里年輕人認字、唱戲。
一來二去,成了十里八鄉(xiāng)思想最活、說話最有分量的人物。
按說,這亂世里頭,他這樣有錢有勢又有腦子的人,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當個土皇帝,舒舒服服過一輩子,一點問題沒有。
可歷史這趟車,沒給他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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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盧溝橋那邊槍聲一響,整個華北的天就塌了。
日本兵跟蝗蟲一樣撲過來,河北任丘轉(zhuǎn)眼就成了活地獄。
真正把高士一徹底點著了的,是“娘娘宮那檔子事”。
一小隊日本兵在娘娘宮村燒殺搶掠,啥壞事都干盡了。
附近的村民被惹毛了,抄起家伙就跟他們干了一晚上,硬是把這九十來號鬼子給滅得差不多了。
可這下捅了馬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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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過幾天,上千鬼子開著飛機、汽艇,殺回來報復(fù),把娘娘宮和周圍幾十個村子全給洗了,大火燒了三天三夜,燒得地都是黑的。
那股子焦糊味和鄉(xiāng)親們的尸骨,像針一樣扎在高士一的心上。
他琢磨透了,這亡國滅種的坎兒,光靠個人那點血氣之勇過不去,得把人都擰成一股繩。
他站出來登高一呼,在任丘拉起了“人民自衛(wèi)軍第五路軍”的旗號。
就沖著他“高四爺”這塊金字招牌和那股子擔當勁兒,附近的漢子們扛著槍、拎著刀就來投奔了。
短短一個月,幾十人的隊伍吹氣球一樣漲到了三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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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下,高家大院里可炸了鍋。
他三哥高士芬,指著他鼻子罵他是“敗家子”,死活不同意。
正好這時候,共產(chǎn)黨派了個叫侯玉田的特派員來談合作,高士芬一氣之下,直接把人給軟禁了。
高士一聽到信兒,火急火燎趕回來。
面對他三哥的咆哮,他話說的跟釘子一樣:“三哥,這事我掂量清楚了,不抗日就沒活路!
從今往后,我就拿隊伍當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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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的事,咱倆分家,往后各走各的路,沒關(guān)系了!”
說完,他親自把侯玉田護送出去。
這一走,也把自己跟那個富貴家庭、那個階層,徹底劃清了界限。
從這一刻起,那個吃穿不愁的“高四爺”算是死了,活下來的是一個叫高士一的革命者。
上了戰(zhàn)場的高士一,那真是活泛起來了。
他那桿槍,專打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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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8年,他的部隊擴充到八千人,正式編入八路軍,他當司令。
帶著隊伍在冀中平原上跟鬼子來回拉鋸,大大小小打了五十多仗,干掉了1600多個敵人,還把雄縣、霸縣這些地方給奪了回來,死死卡住了京津保之間那條水上交通線。
日本人恨他恨得牙癢癢,把他名字掛在“重點剿滅”的黑名單上。
1939年元旦,鬼子包圍了“高家場”,抓了他侄子,送來一封勸降信,話說的很白:“高士一要是投降,保你全家平安;要是還擰著來,高家就給你殺個干凈!”
高士一捏著那封信,眼里的火都能把紙點著了,當場就把信撕了個稀巴爛。
第二天,鬼子真就動手了,殺了他侄子,一把火燒了高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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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一后來聽說,有些房子沒燒透。
他干了件讓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親自帶人回去,把自家剩下的豪宅,一把火燒了個精光。
他站在熊熊大火前頭,對著手下人說:“我親手把它燒干凈,就是要讓鬼子和所有人都看看,我高士一,連家都不要了,這顆腦袋,絕不會低下來!”
這場火,燒掉的是萬貫家財,燒出來的,是一個跟過去一刀兩斷的硬骨頭。
他的錢袋子,更是養(yǎng)活了延安。
1942年那陣子,國民黨把陜甘寧邊區(qū)圍得跟鐵桶一樣,延安的經(jīng)濟快斷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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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jié)骨眼上,黨中央把搞活經(jīng)濟、打通商路的重任,交給了高士一。
這位以前的富家少爺,這時候把做生意的本事全使出來了。
他帶著部隊,不打仗的時候就化整為零,在鬼子、國軍、八路軍三方地盤的夾縫里,建起了一個個秘密的聯(lián)絡(luò)站。
沒多久,一條從延安通到關(guān)中國民黨控制區(qū)的“黃金商道”就給打通了。
延安城里,開了家叫“大成永”的貨棧。
明面上看,就是個普通鋪子,背地里,卻是八路軍的物資中轉(zhuǎn)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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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一一手抓部隊,一手管賬本。
一批批八路軍戰(zhàn)士換上老百姓的衣服,扮成生意人,把陜北的鹽、皮毛運出去,再從外面換回邊區(qū)急需的布匹、棉花、藥品、糧食。
那會兒延安有句順口溜:“三五九旅是大地主,自己開荒有糧食;獨一旅是大財主,手里有貨又有錢。”
有材料說,高士一的獨立第一旅搞來的物資,差不多頂了黨中央和整個延安開銷的七成。
他這條商路,成了給抗戰(zhàn)輸血的“大動脈”。
能讓毛主席三番兩次地當面“撐腰”,這份信任不是憑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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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給他這份底氣的,是帶兵極嚴的賀龍元帥。
1939年,高士一的部隊劃歸賀龍的一二〇師,成立獨立第一旅。
高士一挺謙虛,說自己打仗是半路出家,經(jīng)驗不夠,希望讓資歷更深的老紅軍來當旅長。
賀龍當場就給頂回去了,不但堅持讓他當旅長,還把他跟前的副旅長和政委叫到一塊,很嚴肅地交代:“高士一是自愿扔下家產(chǎn)來抗日的開明紳士,這了不得!
他當旅長,就得有職有權(quán)。
你們要尊重他,工作上要是鬧了別扭,責任我先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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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一說,等于給了高士一一個“政治保險”,讓他心里徹底踏實了。
賀龍不光在工作上挺他,生活上也照顧得細。
他專門派人把高士一的幾十口親屬都接到了陜北,派警衛(wèi)員保護,連吃飯都給開了小灶。
這份情,高士一記了一輩子。
他聽說賀龍夫人薛明身體不好,缺營養(yǎng),二話不說,從自己院子里養(yǎng)的雞里頭挑了兩只最肥的送過去。
患難時候的這點情誼,賀龍夫婦多少年后還念叨。
賀龍自己都說:“我賀龍這輩子沒服過幾個人,高士一算一個。”
1968年,高士一病重,臨終前給孩子們留的遺言就一句:“要信黨,跟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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