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類還愿意互相理解 小說就會一直在｜專訪90后北京作家李唐

李唐，作為90后北京作家，他的寫作與同齡人的城市生活體驗深深關聯，卻又常常跳脫其外。在新近出版的小說集《神的游戲》中，他展現了自己獨特的文學坐標：并未沉溺于具體的地域敘事或青春絮語，而是以北京這座高速迭代的現代都市為隱形背景，淬煉出一種冷峻而富于哲思的寓言式寫作。

《神的游戲》共收錄《神的游戲》《存在之虹》《星辰坐標》《等待》《邊境》五篇小說，均圍繞著記憶與現實、童年與成長展開。作為近年來備受矚目的青年作家，李唐曾獲“十月文學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小說獎等，在《神的游戲》這部小說集里，李唐將現代生活的碎片，置入他精心設計的“游戲”場域，完成了一次對同代人精神狀態的深刻書寫。在書中，他并非直接給出答案或慰藉，而是搭建起一個個思想實驗室，邀請讀者在其中審視自身觀照自我。

從這本書開始，寫作更加“肆無忌憚”

北青報：為何選擇將《神的游戲》等五篇小說集結成書，幾篇小說之間有什么邏輯或故事嗎？幾篇小說的靈感從何而來？是否受到某部作品、某個事件或某種哲學觀念的啟發？

李唐：前三篇小說，也就是《神的游戲》《存在之虹》《星辰坐標》，是同一段時期寫的，我稱之為“偽自傳三部曲”，其中雖然截取了許多真實的時代背景和環境，但故事畢竟還是虛構的，只是以“我”來講述一切，彼此間也有點關聯性。

如果說啟發，可能來自阿根廷作家塞薩爾·艾拉——并不是題材和風格上的啟發，而是一種寫作態度。拉美文學作家的那種敘事的自由感，曾深深影響過我，比如艾拉說自己的寫作叫“往前飛”，有種不管不顧的勁頭。

北青報：如果用一個詞形容這本書的獨特性，你會選什么？它與你之前的作品相比，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李唐：自由？哈哈，從這本書開始，我的寫作更加“肆無忌憚”了，少了許多條條框框，越來越覺得小說是可以包容萬事萬物的獨特文體。如果說以前我的寫作是“練習走路”，從這本書開始，我覺得自己走得穩了些，可以開始練習奔跑了。

北青報：你筆下的人物多有失眠、失語、妄想等狀況，這種人物設定是否源于你對人類精神困境的觀察？你想通過這些人物傳遞怎樣的生命態度？

李唐：雖然我沒有刻意想過“人類精神困境”之類，但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我只是把我的所思、所見、所聞以小說的形式寫了出來。如果我是一個卡夫卡式的寫作者，就不可能裝成海明威那樣的硬漢。至于說生命態度，我想就是“自知渺小但還是有珍視的事物”吧。小說中的人物，他們不是麻木的人，只是有些無力、猶豫不決，可是他們還是有自己的堅持，哪怕那種堅持是以“拒絕”的方式出現的。

最想探索的主題

永遠是“存在”

北青報：從《神的游戲》對校園暴力的探討，到《存在之虹》對生命無常的追問，你的作品始終藏著對人性和存在意義的叩問，這些主題是否與你的個人成長經歷有關？你最想探索的主題是什么？

李唐：《神的游戲》書中的這五篇小說，確實與我的成長經歷有些許關聯，我也是第一次用虛構的形式來探索這種關聯。我最想探索的主題永遠是“存在”，說白了也就是為什么活著，以及怎么活著的問題。這個問題很難有確切的答案，否則我也不會一直寫下去了，或許“寫”的過程本身就是答案。

北青報：你的小說常通過夢境、迷蹤等元素構建虛幻世界，可能會讓部分讀者覺得晦澀，你在創作時會考慮“讀者接受度”嗎？如何平衡自我表達與讀者共鳴？

李唐：我平衡得并不是很好，我確實不是那種有能力兼顧自我與市場的寫作者。不過，我也相信作品首先要打動自己，才有可能打動別人。很多時候，正是因為我缺乏堅持自己的勇氣，作品才會“四不像”——既打動不了自己，也打動不了他人，這就需要寫作者付出巨大的真誠的努力。我不會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暢銷書，但會在意對自我和真誠的妥協。

寫作治愈自己

希望善良的人都能站出來

北青報：作為90后作家，你認為這一代人的成長中，最獨特的精神烙印是什么？虛擬世界的早期經驗如何塑造了你們的現實感知？

李唐：我不敢說能夠代表90后，但網絡的介入確實是不可繞過的。90后尤其是95前，比較特別的一點是，他們正好處于前網絡時代和網絡時代的分界線上。拿我來說，童年和少年時代，網絡對我的影響很小，離開網絡也能正常生活，甚至家長會刻意減少我們的上網時間，怕有“網癮”（現在這個詞幾乎沒人提了吧）。而當我們長大后，社會完全進入到了網絡時代，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深入到家家戶戶。這使得90后即有前網絡時代的記憶，又是第一代從網絡時代成長起來的人。

北青報：文學在記錄時代時，是否需要承擔“治愈”的責任？

李唐：只能說是治愈自己。在中學階段，也就是十三四歲的年紀，就像小說里寫的，心智還未成熟但身體已經逐漸成長的少年們，如同“小獸”一般，蘊藏著危險的動物本能。校園霸凌其實很多時候就出于“獸性”的本能。我曾親眼目睹過一些霸凌的場景，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比如有一次，一個女生因為什么事惹惱了其他人，有人便拿課本狠狠地朝她扔過去。課本砸到她的后背上，傳出駭人的聲響。那個女生只是默默地站著，什么話也不敢說。她因為長相不好，總被其他同學排斥，平日里幾乎沒有人與她說話。我覺得她很可憐，有時會幫她一些小忙，或是安慰兩句，但也不敢真的為她說話，因為站在她這邊，就等于站在了班級大部分人的對立面，我沒有這樣的勇氣。

類似的事情還有一些。有些同學會突然被高年級的同學叫出去，可能就會遭受暴力。我記得有一回，我被不認識的人叫到廁所里，問我另一個同學是否說過什么話。我回答說沒有，他們便放我走了，而我看到那個同學站在廁所最里面瑟瑟發抖，看起來那樣無助。我回到教室，不知道在他身上會發生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

奇怪的是，我雖然從小長得文弱，卻從未遭受過真正的霸凌。回想起來，或許是因為我雖然不是所謂的“壞學生”，但也從來沒有敢于否定他們的做法；在他們施暴時，我往往充當了看客的角色。我的姿態甚至讓施暴者以為我是站在他們一頭的。

而這種看客姿態，其實與站在施暴者一頭并無本質區別。這樣的想法讓我每次想起來都很難受。因此，我也會格外關注校園霸凌的新聞，這促使我寫了《神的游戲》這篇小說。小說里的“我”最終站了出來，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了霸凌者，這也算是我的一種愿望吧，希望每個善良的人都能站出來。

北青報：書中常出現“失意卻智慧的引路人”，如詩人靈河。這類角色是否承載著你對文學傳統或某種精神力量的寄托？你如何看待“迷茫”與“指引”在成長敘事中的意義？

李唐：靈河確實是的，他是某種“指路人”的化身。青少年其實很期待有能夠為他們指路的成年人，而不是命令、指揮他們的人，但是只有極少數幸運者才能真正遇到。好在我從書里找到了指引，那些過去的作家和作品，也可以成為一種精神寄托。

現在更加有勇氣

寫以前不會嘗試的東西

北青報：你14歲便開啟詩歌與小說創作，文學對你而言，現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嗎？

李唐：以前，我的小說大多是“向內”的，比較封閉，屬于內心的呢喃，是對外部世界不確定性的恐懼。現在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的寫作也在慢慢“向外”延伸。最明顯的感受就是，我想寫的事物越來越多了。我更加有勇氣寫一些我以前不會嘗試的東西。

北青報：請問你是專職寫作嗎？如果不是，這么多年來，你是如何平衡本職工作與創作的時間和精力？有沒有過“工作拖累創作”或“創作影響工作”的矛盾時刻，又是如何化解的？

李唐：我基本上沒有專職寫作過，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下班之后完成的。可能是因為我的寫作啟蒙之一是卡夫卡，而他就是一個小職員。我覺得有這兩重身份很“酷”——下班回家之后，就開啟了另一個世界。當然，上班是很耗費人心神的，我對自己要求不算高，爭取每天寫500字，如果能夠堅持下來，一年也能寫出可觀的作品。重要的就是“積少成多”。

北青報：這種“雙重人生”的狀態對你的創作有什么具體影響？比如工作中接觸的人和事，是否成為了你筆下都市邊緣人物的靈感來源？

李唐：哈哈確實會，但是不會那么直接，也就是截取某個部分來拼貼。寫身邊的人，我還是非常謹慎的，說不定就會惹來麻煩。我的靈感可能來自許多根本不認識的人，比如遇到的小孩、地鐵上的乘客、飯店里的顧客等等，我喜歡觀察各種人的神情動態，他們可能不是直接出現在我小說里，但就像素描，間接地影響著我的人物塑造。

北青報：你早期寫作有借鑒前輩作家的階段，后來決心“用自己的聲音說話”，這個轉變的契機是什么？在形成獨特風格的過程中，你做過哪些刻意的訓練或嘗試？

李唐：轉變的契機，是對自己越來越不滿意，寫作仿佛進入了死胡同，寫來寫去似乎都一樣。這樣的瓶頸期持續了至少兩三年，直到《神的游戲》開篇的三部曲才算慢慢走了出來。我逐漸發現很多東西必須要用自己的聲音來說，除此之外沒有可供借鑒、模仿的聲音了。從這一刻開始，我決定發現這個“必須的”聲音。我沒有刻意地練習，無非是在寫作中盡量摒除掉任何前輩的影響，就像忘掉過去招式的習武者，以初學者的姿態重新開始學習。

北青報：你曾說自己更愿意稱自己為“寫作者”，聽到別人當面叫你“作家”會感到羞愧。從14歲開始寫作至今，你對“寫作者”身份的認知有沒有發生過變化？

李唐：現在別人叫我“作家”還是會讓我緊張。可能“作家”這個詞于我還是有神圣性，覺得自己還達不到。我認為只有真正寫出有價值的作品的人，才配稱“作家”。我寫出有價值的作品了嗎？我自己也不確定，這個不是靠自己說說就行的。“寫作者”相對樸實一些，而且客觀。我現在仍喜歡稱呼自己為“寫作者”。

想表現的永遠是人的精神

而不是某個地域

北青報：你既寫當代都市，還涉足歷史和科幻故事，在切換不同題材時，你會做哪些準備工作來避免內容懸浮？

李唐：我剛完成一部歷史長篇小說，需要查閱大量的資料。我一般會列出“衣食住行”四項，盡量還原當時的情景，盡量做到細節正確。

北青報：你的作品在敘事結構和主題表達上不斷探索，哪一部作品的創作過程最讓你“痛苦”？

李唐：其實最痛苦的是完成約稿，就是有交稿期限以及規定主題的稿子。我一般都是很想寫某個小說才會動筆，即使中間經歷挫折（基本都會有），也是一種樂趣。可是面對約稿，有時候就不得不逼迫自己，哪怕毫無靈感也要硬著頭皮寫下去，畢竟有交稿日期擺在那里。所以我盡量不接有截稿日期的約稿。

北青報：你認為小說在當下媒介爆炸的時代，承載著怎樣的獨特功能？故事是否是你理解世界的方式？90后的身份對你的敘事視角或題材選擇有影響嗎？

李唐：小說依然是人和人之間理解的橋梁。小說寫作者最本質的書寫的內容，還是人類的情感，這是目前任何媒介，哪怕AI都無法提供的。我相信只要人類還愿意互相理解，小說就會一直在。你說得沒錯，小說也是我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在其中每走過一遍，都對內心和外部世界多了一次了解和溝通。這相當于某種“自我療愈”或者說“修行”。90后的身份倒是對我沒太大影響，我喜歡文學的多元化，所以也會盡量多去嘗試。

北青報：很多作家把故鄉當“礦”，你把北京當“家”，卻故意不在文字里“回家”，為什么？

李唐：我寫過北京，不過是老北京，就是長篇小說《上京》。這本《神的游戲》寫得也大多是北京。只不過，我不想重復前人對北京的書寫，我更喜歡將現代經驗融入到地域中，我想表現的永遠是人的精神，而不是某個地域。

正是因為世界的不確定性

文學才有意義

北青報：如果請你對同樣經歷成長困惑的年輕讀者說一句話，你會說什么？文學在不確定的時代里，能提供怎樣的“確定性”？

李唐：我想說：“無論如何也要保持善良。”確定性無法靠文學提供。正是因為世界的不確定性，文學才有意義。

北青報：爵士樂對你的創作影響深遠，你欣賞它“自由、質樸、貼近人性”的特質，這種特質如何轉化為你的寫作風格？比如在敘事節奏、人物塑造或主題表達上，是否有刻意借鑒爵士樂的“即興感”？

李唐：我確實很喜歡爵士樂，我的寫作也有點像是爵士樂，幾乎從來不會在開始時就想好后面的內容，而是隨著敘事的發展一點點去尋找接下來的故事。而我也喜歡爵士樂的自由，這不是說隨隨便便去寫，而是在擁有技術的基礎上，去勇敢表達，不被技術所束縛。我反復聽的樂手有李·摩根和桑尼·羅林斯。

北青報：寫作生涯中是否有過“頓悟時刻”或重要轉折點？是否經歷過自我懷疑，如何克服？

李唐：自我懷疑如影隨形，但只要去寫了，總有克服的時候。頓悟總是在寫每一篇小說時產生，就像村上春樹說的，當你走入一場風暴，出來時無論如何都會有什么東西被改變了。

北青報：你的日常生活如何滋養創作？是否有特別的習慣或儀式？

李唐：我算是對寫作環境要求很少的寫作者了，基本上有時間、有空間就可以寫。但寫作需要“養”，也就是需要“無所事事”，如果心里總是被各種事情占據，是很難有余裕寫作的。

北青報：你心中“成熟的小說”應該具備哪些特質，目前自己還欠缺什么？

李唐：什么是“成熟的小說”？其實我也不知道，甚至我有點害怕自己會“成熟”，我更欣賞發自內心的、野生的力量，或許是笨拙的、不加掩飾的。

北青報：你寫作是為了什么？不寫作時如何確認自己存在？

李唐：寫作最終可能只是度過時光的方式，或者說內省的方式。不寫作的時候我有時會覺得自己是個“空”（就像《星辰坐標》的開頭那樣），但“空”有什么不好呢？“空”是萬物之源。

從未想過放棄寫作

它是一種存在方式

北青報：你認為90后作家群體是否存在共性特質？在文學市場多元化的今天，青年作家該如何避免同質化，保持創作的獨特性？

李唐：90后作家是多元的，其實我并不覺得像一些評論家說的那樣“同質化”。我一直認為，堅持自我就是避免同質化的最好方式，無論你寫的是什么，對自己誠實，對寫作的事物誠實，就會有獨特性。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寫作亦然。之所以同質，其實是因為我們蒙蔽了自我，在用他人的聲音說話。

北青報：你曾說“寫作讓生活多了一重維度，從心理層面上比現在艱難許多”，寫作帶給你的“痛苦”是什么？在文學創作這條路上，你有沒有過想放棄的時刻，是什么讓你堅持下來的？

李唐：我從未想過放棄寫作，寫作恰恰是生活的某種療愈。放棄寫作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過得太好了，沒有任何煩惱，但這是不可能的。寫作是我的一種存在方式，就像有人喜歡釣魚、下棋、打游戲一樣，是喜歡做的事，談不上堅持。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編輯/張楠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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