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手稿：墨痕間有深意

來源：光明日報

收藏、展示書跡手稿有著悠久的傳統。在古代，收藏、保存珍貴手稿，往往與對書法藝術的鑒藏相關聯。在書跡不便印刷、傳播的歷史階段，除謄抄之外，金石鐫刻成為手稿保存和傳播的重要方式。及至書跡可資印刷的時代，大量名家書札、題跋、詩文、聯語等手稿得以系統收集與印制出版。當前，著名作家手稿主要集中保存在作家親屬或私人收藏家手里，以及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等公共機構。然而，一個常被忽視卻客觀存在的事實是：相當比例的作家存世手稿也珍藏在具有深厚歷史積淀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出版機構。這批手稿數量可觀，卻因其歸屬既非個人亦非專門檔案或文博機構，長期處于一種“隱秘”狀態，鮮為外界所知，更少被公開利用。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文社”）保存的許多現當代名家、大家手稿就屬于此類情況。

人文社的庫藏涵蓋柳亞子、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豐子愷、葉圣陶、艾青、丁玲、冰心、馮至、田漢、歐陽予倩、鄭振鐸、朱光潛、胡愈之、吳晗、劉白羽、柳青、楊沫、周立波、王朝聞、徐遲、流沙河、邵燕祥、李國文等數十位中國現當代文壇大家、名家的手稿，體裁囊括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書信、日記、翻譯手稿等，品類齊全。其中，整部經典作品的完整手稿尤為珍稀，未被相關博物館、紀念館所收藏；部分未刊書信手稿，亦未被相關作家的全集、選集所收錄。

這批珍貴的作家手稿，不僅是珍貴的歷史文物，更留存了作者創作的思想軌跡，承載著超越手稿文字本身而更為宏闊的歷史信息。

手稿里見出作者和編者的用心

在當代文學史上，“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林海雪原》與《青春之歌》兩部作品的完整手稿就珍藏在人文社。《林海雪原》的手稿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謄正的小說正文，一部分是后來放在小說末尾、相當于后記的《關于〈林海雪原〉——謹以此文獻給親愛的讀者們》。手稿上的改動基本屬于字詞正誤，加工潤色。很明顯，修改痕跡更多是編輯留下的。從這些瑣細的修改中，可以看到編輯對提升文稿質量所起的重要作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后記中特意刪除了一大段，主要涉及作者與楊子榮關于未來前途的設想的對談。楊子榮在對談中坦言：“以往地主罵得我不敢喘氣。”說到未來的生活，他說：“現在的偵察兵就已經是我的前途……到那時（指革命勝利后）我也就四十好幾快五十了，我這偵察兵的一段樂事也就辦完了。那時咱老楊再干咱的老行業，種莊稼，干集體農莊；到那時，千戶成一體，萬眾為一家，春天下種，秋天收糧……”這些內容為何刪除，是基于楊子榮人物形象塑造的整體考慮，還是因為放在后記中不大合適？回到歷史現場進行揣摩，很有意味。

與《林海雪原》不同，《青春之歌》的手稿修改常常是大段大段的，從措辭、表達到結構，都有調整，而且修改是由作者楊沫本人在謄清稿上直接進行的，有的句子、段落被反復修改，作者不厭其煩。例如，“不像一個天真的少女，而仿佛是一個飽經憂患的老人”，這樣一句描述林道靜精神狀態的話，作者寫下后在謄清稿上又刪去，刪去后又恢復，可見楊沫在關鍵處的用心琢磨、推敲。

除去小說謄正稿外，《青春之歌》初版和再版后記原稿也保存在人文社。這些文字清晰地說明了之后版本和第一版的差異。其得失，只能留給歷史評說。在后記的稿紙中加有楊沫寫給編輯的一張便條：“后記我看了一遍，覺得改得很好，非常感激你。另外，我有三個地方各加了一句話，我覺得這樣加一下，意思就更明確一些。握手！”編輯與作者之間的互動，就是這樣無微不至。

手稿可以視為歷史的微觀注腳

有些保存下來的手稿及其附屬檔案，還承載著一部作品并不為人所知的出版流脈。如沈從文的重要作品《龍鳳藝術》。這份書稿比較干凈，出版時除對個別標題進行簡化之外，未進行大的改動。今天，僅從公開發行的出版物看，《龍鳳藝術》最早于196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后也有其他出版社的版本，但從未有人文社的版本。表面上，這本書似乎與人文社沒有什么關系。其實，整部書從編輯加工到發稿都是由人文社完成的。人文社的發稿單附在沈從文的手稿旁，發稿單由時任人文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的樓適夷簽字，上面明確寫著“本書由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于是，排版說明單就換成了作家出版社。當年，作家出版社是人文社的副牌機構。這些實物，直觀呈現了一段歷史。

不同作者書寫的方式、習慣不同，留存手跡的形態、樣貌也存在差異。并非每個作者的手跡都保存了大量的修改痕跡。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作家，主要作品的手稿修改部分占比都不大，冰心也屬于同類情況。

人文社庫藏中保存有冰心《小橘燈》《再寄小讀者》等小說、散文手稿近四十件。這些文稿是為人文社1978年出版的、以“小橘燈”為書名的冰心作品集準備的。它們有的是作者親筆手稿，有的是他人謄錄稿，有的是舊刊剪貼稿，大部分整齊、清爽。如《小橘燈》，除了將“望著窗霧里迷茫的山景”改為“望著窗外濃霧里迷茫的山景”，將“門邊的小氣爐”改為“門邊的小炭爐”這類微小的加工潤色之外，幾乎與發表件完全一致。十幾篇《再寄小讀者》的情況也是如此。

然而，我們從手稿的保存狀態，仍能看到作者在作品發表前斟酌、考慮的思緒流動。《再寄小讀者》原稿中，通訊九、通訊十發表時沒有使用，直接將“通訊十一”改為“通訊九”，隨后數字一并統改。全書的原有目錄也同出版后的目錄差異較大，如詩歌《小家伙們，懲罰得好》《給黎巴嫩一位小朋友》、散文《跟小朋友們談訪埃觀感》《莫斯科河畔的孩子們》《國慶寄海外小讀者》等作品最終未被收入。從內容上看，這部分作品大多寫于20世紀50年代，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出版，因有些內容已時過境遷，再加之篇幅所限，可以理解作者和編輯在文集編選過程中對篇目進行剪裁、取舍的用心。

人文社還存有部分作家與出版社的通信手跡，如郭沫若就《李白與杜甫》、巴金就《巴金全集》、曹禺就《羅密歐與朱麗葉》《曹禺劇作選》、豐子愷就《獵人筆記》、周立波就《暴風驟雨》編校事宜致編輯的信等。它們雖不屬于作品手稿，但同樣體現出作家與編輯的緊密聯系，以及相關作品與人文社的歷史淵源。1954年，人文社即將出版《田漢劇作選》。在最終確定篇目時，田漢寫信給編輯，說自己“費了一整晚的工夫‘修訂’”《盧溝橋》劇本，因其“氣象較為雄大”，希望放在最后。同時建議請專人給《回春之曲》補上劇本原有的聶耳、張曙所譜的曲子。作者對個人作品認真負責的態度、對朋友的思念、對編輯的尊重，躍然紙上。

還有些信件，時代背景與當下相去較遠，但其中蘊含的信息含量很豐富。如葉圣陶在致人文社的信件中，談及《倪煥之》再版時，他表示“一度感到惶愧”，認為自己“粗陋淺薄”，不值得“印刷工友付出勞力”，叮囑“務肯少印”。這種彷徨與真誠，在當時知識分子群體中具有普遍性。又如，附于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書稿后的原始讀者來信，寫信者既包括周汝昌、王利器這樣的古典文學研究大家，也有普通讀者。信函內容既有嚴謹的學術探討，也烙有當年特有的話語印記。深入研讀這些原始材料，特定歷史時期不同知識群體的復雜思想動態與社會心態躍然紙上。這些珍貴的“副文本”，可被視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學術思想史、社會文化史乃至出版傳播史上鮮活的微觀注腳。

至今，人文社的善本庫中靜靜安放著大量珍貴手稿。許多年過去，包扎它們的繩子和袋子依舊保持著當年的模樣，無聲地講述著文字背后、文學之外的故事。這批珍貴手稿的存在，有效填補了專門收藏機構在相關作家文獻館藏方面的空白，也為未來編纂真正意義上完備無遺的作家全集、開展現當代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王一珂，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科圖書出版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