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親戚中新中國職務最高的是誰？表弟1950年已任副部

1950年，北京中南海的一張辦公桌上，放著一份剛剛擬定的人事名單。

當看到“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這一欄填的名字時，不少審閱檔案的人后背都滲出了一層冷汗。

這個名字叫竺可楨。

在那個講究“根正苗紅”的年代，用這個名字，簡直是在政治雷區上蹦迪。

為啥？

不僅因為他是美國哈佛畢業的洋博士，也不光因為他是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所謂“院士”，最要命的是，如果你去翻翻奉化溪口的老族譜，會發現這人竟然是頭號戰犯蔣介石的親表弟。

這就很有意思了。

一個頂著“蔣介石親戚”帽子的人，沒被清算，沒被關押，反而在新中國的科技界坐上了副部級的高位。

很多人后來解釋說，那是因為他學術牛，是“中國氣象學之父”。

這話沒錯，但太淺了。

直到2014年，一批在美國拍賣會上曝光的私人信札，才把這層窗戶紙徹底捅破，讓咱們看到了這位科學家在亂世里是多么的“硬核”。

在這個世界上，有人靠裙帶關系升官發財，有人卻用裙帶關系給國家留點讀書的種子。

這事兒還得從蔣介石那點不想讓人知道的家務事說起。

大家都曉得老蔣是大孝子，對他媽王采玉那是百依百順。

但很少有人提，王采玉嫁給蔣介石他爹之前，其實有過一段挺苦的婚史。

她頭婚嫁的是鄰村一個姓竺的小伙子，兩人還生了個娃。

可惜命不好，丈夫和孩子沒多久都病死了，王采玉那是心如死灰，后來才改嫁到了蔣家。

重點來了，這個早逝的竺姓前夫，跟竺可楨他爹，那是正兒八經沒出五服的本家兄弟。

在舊社會，這就叫“實在親戚”。

后來蔣介石發跡了，兩家一論資排輩，蔣介石得管竺可楨叫聲表弟。

這可不是野史瞎編，美籍華人阮大仁在2014年公布的那幾百封信里，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阮大仁他爹阮毅成，那是蔣介石的心腹，專門負責浙江民政的，這層關系他門兒清。

仗著這層“皇親國戚”的硬關系，竺可楨在民國官場上那是相當“豪橫”。

1936年，蔣介石想整頓浙江大學，親自點將要竺可楨去當校長。

換別人，委員長親自任命，那還不得趕緊謝主隆恩？

竺可楨偏不。

他直接跟蔣介石攤牌，想讓我去也行，但這三個條件你得答應：

第一，錢得給夠，財政部必須按時撥款，不能拖欠；

第二，你蔣介石雖然掛名教育長，但學校里用誰不用誰，校長說了算，你不能插手；

第三，我只干半年，時間一到我就走人。

你看看，這哪是下級對上級，簡直就是債主對欠債的。

特別是第二條，當時的國民黨正忙著搞思想控制，到處抓“異見分子”，竺可楨這話的意思很明白：我的地盤我做主，特務少來沾邊。

結果呢？

蔣介石居然捏著鼻子全認了。

這背后，除了確實惜才，恐怕那聲“表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竺可楨也是真敢干。

拿到了“尚方寶劍”，他在浙江大學撐起了一把保護傘。

那時候特務橫行，別的學校抓人抓得雞飛狗跳，浙大卻成了學術的避風港。

費鞏、馬寅初這些敢罵蔣介石的教授，都在他的羽翼下受到了保護。

這幫讀書人，拖家帶口，跨了贛、湘、粵、桂、黔六個省，走了五千多里地。

沒有教室就在破廟里上課，沒有設備就用桐油燈做實驗。

就這么折騰，浙大不僅沒垮，反而被那個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佬李約瑟驚呼為“東方劍橋”。

那時候的浙大，匯聚了蘇步青、王淦昌這種級別的大腦，這可都是以后新中國的寶貝。

這種骨氣，比什么都值的，它是把大學扛在肩膀上走的。

時間一晃到了1949年，真正的生死考驗來了。

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國民黨眼看就完犢子了。

蔣介石在跑路去臺灣之前，搞了個“搶救學人計劃”，名單第一梯隊里就有竺可楨。

根據阮大仁披露的那些信件看，當時老蔣是真急眼了，親自給在杭州的阮毅成打電話，讓他無論如何要把竺可楨弄走，專機都備好了，隨時起飛。

蔣經國甚至還親自登門拜訪，一口一個“老師”，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咱們設身處地想一下，當時的局勢有多亂。

一邊是親戚關系，去了臺灣肯定高官厚祿，吃香喝辣；另一邊是共產黨，對于他這種“大官親戚”會是什么態度，誰心里也沒底。

這不僅僅是選邊站，這是在賭命。

但竺可楨給出的答案，讓所有人都傻了眼。

面對蔣氏父子的瘋狂暗示，他只回了冷冰冰的八個字：“歷史興替，大勢已去”。

他不僅自己不走，還拼命摁住浙大的教授們，勸大家留下來建設新中國。

這不是一時沖動，這是一個科學家對腳下土地最深沉的執念。

他搞了一輩子氣象，他知道，離開了中國這片大地，他的科學研究就是無本之木。

1949年那個春天，當蔣介石的飛機凄凄惶惶飛向海峽對岸的時候，竺可楨正站在杭州的寓所里，看著窗外的雨水發呆。

他賭贏了，共產黨人的胸襟遠比他想象的要寬廣得多。

新中國成立后，他不但沒被當成“戰犯親戚”處理，反而被周恩來總理點名，要把中國科學院的擔子交給他。

這時候的竺可楨，才算是徹底活明白了。

他不再是誰的表弟，他是人民的科學家，這身份比什么皇親國戚都硬。

那時候他都六十歲了，身體也不好，但干勁比年輕人還足。

為了搞清楚中國的氣候規律，他開始了一場長達二十多年的“苦行”。

從大興安嶺的原始森林，到新疆的戈壁荒灘，哪里有科研空白，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最有意思的是，這老頭當了這么大的官，日子過得卻摳門得要命。

他一輩子記日記，那日記里寫的啥？

全是賬。

買一盒火柴花多少錢，剃個頭花多少錢，記得清清楚楚。

在他的日記里，你看不到半點對權力的貪戀，滿篇都是數據、天氣、物候，還有對國家糧食問題的焦慮。

為了研究古氣候，他把二十四史、古詩詞翻了個底朝天。

別人讀唐詩是看意境，他讀唐詩是看哪年梅花開得早，哪年荔枝凍死了。

就憑著這股子鉆勁，他整理出了中國五千年的氣候變遷規律。

這項研究，直到今天也是世界氣象學界的神作，直接讓中國在這個領域掌握了話語權。

他心里清楚，只要自己身正，影子就不會斜。

1974年，竺可楨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在他的遺囑里，沒有給子女留下一分錢存款，也沒提那個顯赫的家族背景，他只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國的山河里。

如今，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2014年那場拍賣會揭開的所謂“秘密”，其實并沒有給竺可楨的一生增添多少獵奇的色彩，反而像是一塊試金石，試出了一個人格的純度。

在那個大浪淘沙的時代，有些人因為血緣而飛黃騰達，也有些人因為血緣而萬劫不復。

但竺可楨證明了，真正決定一個人歷史地位的，從來不是你是誰的親戚，而是你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做了什么。

1974年2月7日，竺可楨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在日記里哆哆嗦嗦地記下了最后一條數據：氣溫最高零下1度，最低零下7度，風力1到2級。

參考資料：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中國科學院辦公廳，《竺可楨傳》，科學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