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讀竺問史（四）：中國科學院數學所籌備——從蘇步青到華羅庚

《竺可楨全集》，竺可楨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最初下設各研究所在接收與整理原國立中央研究院（下簡稱中研院）、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機構基礎上成立，因此一般而言，原各研究所領導自然是新設各所主持人候選人。1950年3月開始籌設的數學研究所，籌備主任候選人最初為中研院數學所所長姜立夫，6月籌備處正式成立時主任改為蘇步青。1951年1月，政務院任命華羅庚為所長。其間的人員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科學政策的趨向，也與科學家個人境遇密切相關。

一、籌備主任候選人

民國數學科學在世界數學發展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特別是陳省身、華羅庚、許寶騄的研究成果都曾引起世界矚目。1945年任鴻雋在《五十來年的科學》中說：“我國數學近年也有驚人的發展。這大約是為抗戰期間，實驗科學多受影響，而數學一門較易進行的原故。目下我們的幾個數學專家如華羅庚、陳省身等，都被外國的數學大師約去共行研究，將來對于我國數學，乃至對于全體科學，有極好的影響是不用說的。”（《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87頁）1948年首屆中研院院士選舉中，姜立夫等五人各以下述理由當選：

姜立夫：圓與球的幾何之研究，曾主持南開大學數學系

許寶騄：數理統計之極限分配、近似分配等研究

陳省身：微分幾何、積分幾何及積分與拓撲學之關系等研究

華羅庚：分析數論及方陣幾何學等研究

蘇步青：卵型論與投影微分幾何等研究，主持浙江大學數學系

五人中姜立夫和蘇步青有擔任大學數學系主任的行政經歷（候選院士理由除學術成就外，另一資格為主持學術機構在五年以上并卓有成效者），其他人完全以學術成就當選。浙江平陽人姜立夫（1890-1978），候選院士的學術成果僅1945年發表于《科學記錄》上論文一篇，屬于胡適所說回國后就不從事學術研究的典型代表，主要以推動學術發展當選。姜立夫1910年以第二屆庚款生留美，1919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創建南開大學數學系，培養了陳省身、江澤涵等數學才俊，也影響了吳大猷等物理學人才。1941年3月中研院數學所籌備處成立，兼任籌備處主任，購買圖書資料、聘請各大學教授兼任研究員等，積極籌劃。戰后數學所遷上海繼續籌備，姜立夫訪美，以陳省身代理所務。1947年數學所正式成立，姜立夫任所長，陳省身繼續代理。1948年底，姜立夫奉命將數學所遷臺，然后只身回大陸，棲身于嶺南大學。可見，姜立夫南開大學數學系主任與中研院數學所所長的行政歷練，充分顯現了他的行政能力，應該是中科院數學所籌備主任的當然人選。竺可楨與姜立夫過從甚密，同為浙江人，同是二屆庚款留美，又在哈佛大學同學，還是南開大學同事，也是中研院評議會自始至終的評議員。擔任中科院副院長后的竺可楨，每次去廣州都要尋找機會與已院系調整到中山大學任教授的姜立夫、陳寅恪見面，他們之間的私人感情由此也可見一斑。因此，竺可楨以曾任中研院數學所所長職位推薦姜立夫出任籌備主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體。

中研院院士選舉數學學科正式提名一覽表

同為浙江平陽人的蘇步青（1902-2003），是姜立夫的后輩，姜立夫籌備中研院數學所時曾聘他為兼任研究員。他候選院士雖有主持浙江大學數學系這一理由，但作為中國放射微分幾何創始人，在射影曲線、曲面論、高維空間共軛網理論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曾以《曲線射影概論》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二屆學術獎勵一等獎，完全可以學術成就當選，主持機構不過“加分”而已。蘇步青1931年獲日本東北帝國大學博士學位，回國任教浙江大學數學系，1933年接替陳建功擔任系主任，他擅長幾何學、陳建功專長函數論，兩人一起將后起的浙大數學系辦得風生水起，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很快成為可以與北大、清華相提并論的數學重鎮。可以說，蘇步青浙大數學系主任的歷練，也顯現了他的行政才能，也完全可以作為中科院數學所籌備主任人選。作為竺可楨擔任浙大校長期間的“左膀右臂”，蘇步青曾任教授會主任、訓導長等職務，兩人關系之密切也可想見。

當然，候選理由中無行政經歷的院士并不表明他們未擔任過行政職務。作為姜立夫學生的陳省身（1911-2004），在姜1946-1948年于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學期間，一直代理中研院數學所的籌備主任和所長。在任期間聘請胡世楨、王憲鐘等人才，并培養吳文俊、廖山濤、陳國才、楊忠道、路可見、張素誠、葉彥謙、曹錫華、周毓麟等奇才，其中吳文俊、廖山濤、周毓麟當選中科院院士，王憲鐘、胡世楨、陳國才、楊忠道榮膺臺灣“中研院”院士。因此，在國際學術界聲譽甚高、年富力強的陳省身自然也是籌備主任的絕佳人員（他后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辦理美國國家數學研究所的成就也顯示他的行政才能），可惜他早于1948年12月離開中國去了美國。

華東師范大學張奠宙（1933-2018）與王善平合著《陳省身傳》是目前最權威的中文傳記

自學成才的華羅庚（1910-1985）此前雖沒有擔任過任何行政職務，但曾任他助教的計算數學、組合數學家徐利治晚年曾說，華羅庚對政治很感興趣，“對政治上的權位、職位很看重”，“如果你讓他當國家副總理或總理，他也是愿意當的”，因此而放棄數學也是可能的。徐以為除“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影響外，“恐怕與他的家庭出身很有關系”（袁向東、郭金海《徐利治訪談錄》，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25-226頁）。可見，華羅庚雖然沒有行政經驗，但他有行政欲望，后來也證明了他確實有行政才能。與他們相比，世家出身的許寶騄（1910-1970）傾心于學術，從無外騖。徐利治以為陳省身、華羅庚屬于入世派，而許寶騄屬于觀世派，他“淡泊名利，凡是權位、官職一概都不放在心上”，“專搞學問，是很清高的”。

位于北京大學數學學院內的許寶騄塑像。

可見，首屆中研院院士五人中陳省身離國他去，許寶騄不屑于世物，其他三人都可以成為新籌設的中科院數學所主持人，不想實際情況是他們“輪番上陣”。

二、姜立夫變為蘇步青

中科院籌備期間，曾多次召開會議確立科學工作委員會人選，數學學科初定八人，后因天文無人，在竺可楨的主張下將張鈺哲加入。這樣，1949年10月29日確定的工作委員會數學組有姜立夫、蘇步青、陳建功、許寶騄、周培源、王竹溪、張宗燧、錢偉長、張鈺哲等九人，其中僅姜立夫、蘇步青、陳建功、許寶騄四人為數學家，周培源、王竹溪、張宗燧、錢偉長四人為物理學家（第11卷，553頁）。華羅庚此時還在美國，名單中無他。四位從事力學研究的理論物理學家進入數學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數學研究注重應用數學的趨向，也自然是“理論聯系實際”、科學為工農大眾服務的科學發展理念與道路的顯現。

1950年3月20日，竺可楨與錢三強商討中科院各所所長事宜，經錢與郭沫若討論確定原子物理所等十七個研究所正副所長，并確定設立心理、數學和地理三個籌備處名單，數學所籌備處主任姜立夫，成員周培源、華羅庚和許寶騄（第12卷，55頁）。數學所最初的籌備名單中沒有浙大系統的蘇步青和陳建功，姜立夫、周培源和許寶騄屬于科學工作委員會數學組。1950年2月回國的華羅庚，從商討成立籌備處伊始就是其成員。

臺灣地區“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保存的首屆院士照片之姜立夫

此后數學所籌備處仍處于商討階段，各路人馬“各顯神通”。3月25日，與華羅庚同船回國、浙大數學系畢業生（陳建功指導的碩士）、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時任清華大學副教授的程民德看望竺可楨，竺可楨告知同為浙大畢業的、留學英國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張素誠已到香港，中科院“甚有意約他至數學研究所”（第12卷，59頁）。4月1日，中科院召開數學座談會“討論如何恢復數學研究所”，段學復、張禾瑞、申又棖、張宗燧、王竹溪、錢偉長、周培源、莊圻泰、華羅庚等九人出席。這些人都是清華大學（段學復、王竹溪、錢偉長、周培源和華羅庚）和北京大學（張禾瑞、申又棖、張宗燧、莊圻泰）教授。科學工作委員會數學組四位物理學家張宗燧、王竹溪、錢偉長、周培源全部出席，四位數學家姜立夫、蘇步青、陳建功、許寶騄都未與會，姜立夫、蘇步青、陳建功在外地，時間上可能有問題，但許寶騄是北大教授，而且還是數學所最初的籌備處成員，未與會原因不得而知（據中科院報告，中科院舉辦了八次座談會，上海、南京、杭州、青島等地專家先后來北京。可見外地數學家未能與會，是數學學科的“特殊現象”）。所謂“恢復數學研究所”其實就是籌設數學所。會議中，清華數學系主任段學復提出，舊刑部街有盧木齋所捐清華數學研究所房屋，“現為教育部留學生招待所”，可以作為籌設中的數學所用房，但周培源“以為教育部必不肯讓”。張宗燧提出要注意應用數學的研究，段學復提出大學與科學院合作研究，錢偉長提議翻印舊期刊（第12卷，64頁）。后來中科院在報告這次座談會時，專門強調了張宗燧的意見：

數學家的意見是希望數學研究所，除了純粹數學的研究外應將應用數學包括在內。純粹數學是自然科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門之一，我們是應該重視的。但是應用數學過去常常被忽視，應用數學的范圍是不容易很明確的。大致可以說理論物理是偏重基礎觀念的研究，等到基礎觀念的研究明確以后，在實際的情況中應用時，就要應用數學做工具來解決問題。理論物理上，彈性力學、空氣動力學、流體力學、電動力學、電磁波動和相對論等方面的基礎觀念已經明確了，但應用到工程上去的時候，還有些技術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數學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的。彈道學、聲學、光學設計，亦和數學密切有關。應用數學著重的是高等分析、微分方程、變數計算、向量分析和張量分析等。從應用數學目前迅速發展的趨勢來看，或是從工程設計上迫切的需要來看，都有特別加強這一部門的必要。（簡焯坡、胡金麟《新中國自然科學研究的前奏—近代物理學、應用物理學、物理化學、動物學和植物學、地理學、地球科學、心理學、數學座談會綜合報告》，《科學通報》第1卷第1期，第14頁）

由此，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為什么在數學學科摻入如此多理論物理學家的緣故了。4月4日，竺可楨與丁瓚、錢三強商定數學、心理和地理所籌備委員會名單，數學所籌備委員會擬議名單為：姜立夫、周培源、江澤涵、華羅庚、許寶騄、蘇步青、陳建功、段學復、錢偉長、張宗燧、常迥等十一人（第12卷，66頁）。與3月20日名單相比，新增江澤涵、蘇步青、陳建功、段學復、錢偉長、張宗燧、常迥等七人，科學工作委員會數學組物理學家周培源、錢偉長、張宗燧成為籌備委員，而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家王竹溪出局，清華大學無線電工程系教授常迥替代進入。可見，竺可楨三人擬議的這個數學所籌備處成員，除四位物理學家（常迥無線電專家也可歸入物理學）外，僅有七位數學家，包括四位首屆中研院院士、兩位首屆院士正式候選人江澤涵（候選理由“分析與拓撲學之研究，主持北京大學數學系”）、陳建功（候選理由“傅氏級數、正交函數等研究，曾主持浙江大學數學系分析組”）和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段學復。這個名單除物理學家們外，數學還是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許寶騄、江澤涵代表北京大學，華羅庚、段學復代表清華大學，蘇步青、陳建功代表浙江大學，這是當時中國最為重要的三大數學基地，而姜立夫則代表已經搬遷到臺灣的“中研院”數學所。

5月2日，科學院開會討論各學科專家名單，確定數學組十人：江澤涵、周培源、姜立夫、段學復、陳建功、許寶騄、華羅庚、閔嗣鶴、錢偉長、蘇步青（第12卷，87頁）。相比之前科學工作委員會數學組名單，物理學僅剩下周培源和錢偉長，數學增加江澤涵、段學復、閔嗣鶴。牛津大學博士、主要從事數論研究的清華教授閔嗣鶴第一次出現在名單之中，這樣清華數學系就有華羅庚、段學復和閔嗣鶴三人，加上物理周培源、錢偉長有五人之多，占據半壁江山。

6月7日，數學所籌備處正式成立，辦公地點文津街3號，公布名單與竺可楨等商定名單有所出入：主任蘇步青，副主任周培源、江澤涵、華羅庚、許寶騄，委員姜立夫、陳建功、段學復、閔嗣鶴、錢偉長、張宗燧、常迥（《本院最近工作概括》，《科學通報》第1卷第2期，93頁）。原來竺可楨等擬定的主任姜立夫變成了蘇步青，委員新增閔嗣鶴，一共有十二人之多，其中清華有周培源、華羅庚、段學復、閔嗣鶴、錢偉長、常迥等六人。

臺灣地區“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保存的首屆院士照片之蘇步青

姜立夫從竺可楨等最初確定的籌備處主任降為委員，可能與他將“中研院”數學所搬遷到臺灣并偏居嶺南有關。后來學部委員推舉中，華羅庚反對姜立夫的理由之一就是姜“把數學所書籍移臺灣實是極大損失”。當然，更與他本人態度有關。4月，竺可楨致函姜立夫，邀請他來京擔任主任，未獲允準。5月8日，院長郭沫若親自致函邀請：“本院數學所亟待成立，組織進行，端資擘畫，籌委會一職，仍盼俯允。”24日姜立夫回復稱：“課務在身，礙難北上。主任之職，實不相宜。若有咨詢，愿盡所能。”（王揚宗等主編《中國科學院院屬單位簡史》第1卷上，科學出版社，2010年，78頁）蘇步青被任命為主任，可能與他對新政權的態度有關。蘇步青家里人口眾多，浙江省政府給予他一百二十單位的額外補助（“單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控制通貨膨脹而采取的一種以實物代替貨幣的策略。一個單位不同時間價值不一樣，有時可能相當于十六元，有時可能相當于十五元），以維持家庭開支，因此他“已大改昔日故我，滿口頌揚政府”（第12卷，21、49頁）。當然，可能與他長期擔任浙大數學系主任這樣的行政經歷相關。竺可楨在其間的作用如何，其日記沒有記載，不得而知。

三、華羅庚擔任所長

1950年6月20-26日，中科院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各研究所負責人和著名科學家二百余人與會。姜立夫未與會，來函說暑假來北京一次。直到8月7日，竺可楨終于見到了來京的姜立夫，他全家都在廣州，“嶺南天氣于彼相宜，因胃病天寒不相宜”。翌日晚上，姜立夫來，說他在臺灣僅逗留半年，他手中還有中研院數學所美金二千元可以交給數學籌備處（第12卷，155-156頁）。此后，姜立夫雖然名義上是籌備處委員，但事實上可以說完全與數學所沒有什么關系。

數學所的籌備正加緊進行。6月20日晚八點開籌委會，與會的竺可楨“因精神不支即回”。第二天，從蘇步青、陳建功處得知，將調1943年畢業于浙大數學系的秦元勛（1923-2008）來京管理籌備處日常事務。竺可楨以為秦“年事尚青而做雜務殊可惜”，勸他“致力于科學研究”，他自己“亦有此意”，陳建功也贊成（第12卷，125頁）。到6月27日，籌備處已開會商量多次，決定向北大、清華、浙大各合聘教授兩人，還是約請秦元勛來北京主持日常事務，而張宗燧在會議中“隨口批評華羅庚，毛遂自薦愿當所長”。其間，華羅庚已于24日與吳有訓、王淦昌等赴東歐訪問（第12卷，129頁）。

浙江杭縣人張宗燧（1915-1969），張東蓀之子，清華物理系畢業，庚款留英，1938年獲劍橋大學博士，曾在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所、瑞士高等工業學校與玻爾、泡利等物理名家共同研究。1945-1948年在劍橋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等從事訪問研究。致力于統計物理和量子場論研究，在合作現象特別是固溶體的統計理論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對建立量子場論的形式體系特別是高階微商、高自旋粒子場論研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是當時國內了解國際學術前沿并與國際學術界能對話的少數理論物理學家。理論物理學出身的他，強調數學所注重應用數學研究，不僅契合了當時國家科學政策，也與自己研究密切相關。華羅庚很少參加籌備處會議，而籌備處會議記錄表明，與會者對華羅庚業務都很佩服，但對他是否適合擔任數學所領導卻有異議。段學復就說：華先生是我的老師，又是我的同事，我很佩服他的學問，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袁向東、郭金海《徐利治訪談錄》，213-214頁）。

作為張東蓀次子，張宗燧遭際可想而知。1952年調北師大，1956年調中科院數學所。1955年未能當選中科院首屆學部委員，1957年第二次選舉榮膺。1969年6月30日自殺。

7月22日，中科院開第七次聘任委員會，籌備中的數學所開始招聘科研人員，龔昇、越民義、田方增、胡海昌等獲聘（第12卷，145頁）。1938年參加中共并于當年從西南聯大數學系畢業的田方增，1950年5月留法回國，6月進入籌備處任秘書，此次獲聘副研究員。雖已有專職科研人員被招聘進入籌備處，但數學所的籌備并非一帆風順。12月9日，竺可楨與惲子強專門討論數學所，“以華羅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擔任所長，步青現為籌備主任，但張宗燧、陳建功均不主張步青為所長”。可見，數學所籌備過程中，主任蘇步青被想當所長的張宗燧和自己多年同事陳建功“排擠”，同時華羅庚又與張宗燧一樣“毛遂自薦”，但正如前面所言，華羅庚欲任所長也受到委員的“杯葛”。事情正在起變化。

第一，中科院主事者對華羅庚看法的改變。“最初錢三強等對于華羅庚亦極不贊同，但近來頗漸了解，故院中近頗屬意于華。華又在到處演講，在《人民日報》寫文，故子強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請其自讓”（第12卷，235頁）。華羅庚的異軍突起，自然與他的一系列作為有關。1950年2月，華羅庚在香港發表《致中國全體留美學生公開信》，呼吁留美學生們回國參加國家建設：“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斗！”3月11日，新華社向全世界播送了“公開信”。當月16日，華羅庚一家回到北京，重回清華園擔任清華數學系教授，并積極投入數學所的籌備工作，擔任籌備處副主任。自東歐訪問歸來，四處演講報告，極為活躍。

第二，清華數學系同人希望華羅庚徹底脫離清華。12月16日，竺可楨請蘇步青、程民德在家吃午飯。已升任清華教授的程民德說，“清華對于華羅庚不甚滿意，故甚欲其專任科學院事”。北大的許寶騄、張宗燧也從旁助力，“力促其成”；中科院具體管理相關事宜的副院長吳有訓和惲子強“均為所動”。“華近在報上作詩，到處演講，頗為活躍”，“故數學所所長遂將華莫屬矣”（第12卷，239-240頁）。

也就是說，清華大學相關人員和籌備處成員的力推、中科院領導層的接納兩個方面都對華羅庚出任所長極為有利。而竺可楨與蘇步青談話，蘇步青對他在浙大的工作“不甚痛快”，又缺乏研究用書籍與期刊，“故頗愿來，但以工資太薄為慮”。他在浙大可得二百八十單位，省政府另貼六十八單位，共得三百四十八單位，而中科院所長只有一千三百小米而已，“因此怕不能維持生活”（第12卷，235頁）。蘇步青雖然還徊徨于研究工作與維持家庭基本生活之間，但時勢已變，讓位于華羅庚已成定局。

12月23日，籌備處舉行第七次會議（自6月20日第一次會議以來，已召開過六次會議，第五、六兩次蘇步青沒有出席，由江澤涵、華羅庚代替主持），蘇步青以主任身份主持，提出他在浙大工作已很繁重，主張數學所應由年富力強者主持，并表示贊成華羅庚出任所長。意見通過，隨以籌備處名義致函郭沫若，說第七次籌備會議結論：本院數學所可以早日成立，所長以華羅庚副主任為最恰當。郭沫若同意，上報政務院。1951年1月26日，政務院正式批文任命華羅庚為數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屬單位簡史》，78頁）。去職的蘇步青致函中科院，“謂數學所既決定以華羅庚為所長，渠能專心留南方自是最好，但渠不愿再兼任合聘研究員云云”（第12卷，278頁）。當時籌備處除正副主任兼任外，有合聘研究員段學復、沈元（與清華合聘）、陳建功（與浙大合聘），專任副研究員田方增、張素誠，專任助理研究員王壽仁、孫以豐、林鴻蓀、羅時鈞，專任助理員萬哲先，專任研究實習員楊明潔、胡海昌、龔昇（《中國科學院院屬單位簡史》，78頁）。

華羅庚被正式任命為所長之后，數學所還是處于籌備狀態，其工作不時被非議。1951年12月1日，竺可楨向陶孟和、吳有訓、丁瓚報告他南下召開中科院座談會結果，蘇步青、陳建功對數學所都不滿意，陳建功“對于數學所作事不與專門委員商量大不滿意”（第12卷，474、480頁）。中科院思想改造運動中，1952年1月6日，“數學所某君提出數學所是籌備處還是所？”（第12卷，534頁）當然，身負使命的華羅庚正積極籌劃數學所的成立。他曾就中國數學的過去與現狀、數學所的奮斗目標、辦所方針、研究方向、人才培養等向中科院提出一份報告，明確提出“創造自主的數學研究所”，三大研究方向為：基礎數學方面，“逐步地開展現代數學中所有的重要部分的研究工作”；應用數學方面，“逐步增加直接用在工業上和適用于其他連帶有關的科學部門中——物理和技術科學——的題目”；技術數學方面，“這是重要的但空白的部門，必須發展，現在應該是積極準備的階段”（《中國科學院院屬單位簡史》，79頁）。6月23日，華羅庚報告數學所情況，“說數學研究對象是數與形，……數為廣義的計量系統，加以運算是為代數，加以無窮和連鎖是為分析，再加空間的觀念是為幾何。……羅時鈞談應用數學的部門，計有十四種之多。說應用數學是物理概念應用數學方法，擬先注意流體力學、氣體動力學、塑性體力學、彈性體力學云……。最后華羅庚談數學在中國有光榮歷史，近來蘇步青在微分幾何、陳建功在分析亦有供獻，許寶騄在數學統計亦然”（第12卷，643頁）。

印度數學家拉馬努金（S·A·Ramanujan，1887-1920）

華羅庚

作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傳奇人物，華羅庚引起國際上眾多數學史家興趣。有人曾將他與另一位自學成才的印度天才數學家拉馬努金（S·A·Ramanujan，1887-1920）相比較：“兩人主要都是自學成才的，都得益于在哈代領導之下，在英國從事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工作。……他們之間又有截然不同之處。首先，拉馬努金并沒有全部完成由一個數學天才到一個成熟的、訓練有素的數學家的轉變，他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數學的原始性，甚至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猜謎性質。然而華羅庚在其早期數學生涯中，就已是居主流地位的數學家了。其次，拉馬努金與哈代的接觸更直接，更有決定性意義。……雖然華羅庚在英國工作時得益甚大，但他與哈代在數學方面的接觸顯然不是這樣特別集中。”（吳文俊主編：《世界著名數學家傳記》（下），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677頁）

1952年7月1日，數學所正式成立。到翌年1月，科研人員有：所長華羅庚，研究員陳建功、蘇步青、段學復、吳文俊、張宗燧、胡世華、吳新謀、閔乃大，副研究員關肇直、田方增、張素誠，助理研究員王壽仁、莊逢甘、馮康、林鴻蓀、孫以豐、越民義，助理員萬哲先，研究實習員胡海昌、陸啟鏗、王光寅、丁夏畦、張里千、邱佩璋、許孔時、王元、何善育、孫和生、龔昇、胡和生（王元《華羅庚》，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0-191頁）。無論是研究員、副研究員還是助理研究員、助理員、研究實習員，都有不少人在中國當代數學發展史上聲名赫赫，他們克服各類外在險惡環境，做出了各自獨特的專業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