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長征唯一啞巴紅軍，晚年按副師職待遇離休，干事：這是頭一回

那份請示很快遞到呂企儒部長案頭。呂部長看完，只說了句：“放過一次會吧，他值得。”半小時后，紅色印章落下，決定生效。于是，長征路上唯一的聾啞戰士，正式享受副師職離休。

時間撥回1935年秋，紅一方面軍進入四川西部。軍閥橫征暴斂，村民聞槍聲四散。某日傍晚，偵察排在海螺溝山道搜糧，意外發現一位二十出頭的青年躲在巖壁后。他試圖開口卻發不出聲，只能急切比畫。那雙被煙熏火燎的眼睛里，盡是惶恐。

由于曾有過“啞巴特務”的教訓，警戒分外嚴。帶隊指導員命人把他一路“夾帶”前行。出乎意料，這個沉默青年對挑擔、煮飯、抬傷員統統搶著干。夜宿破廟，他脫下單薄褂子蓋在重傷號腿上。幾位老戰士暗暗點頭。

路途艱險，糧彈奇缺，誰都撐得夠嗆。他卻從不喊累。翻過夾金山，氣溫驟降，有人手腳凍得烏青，他默默遞來自留的半條羊皮。正是這些細節，化解了猜忌。長征結束前夕，首長問他：“要回家嗎？”他連連擺手，昂首踏進供給部隊列。

到了延安，他正式登記為熊世皮。不會說話，耳也聽不全，可他心細手快。被服廠、運輸連、野戰醫院，到處看得到他忙碌的身影。有人開玩笑：“咱們的馬達沒有油，他往里灌人情味就轉。”

1972年春，他因心臟病住進某陸軍醫院。營房騰出兩間，刷白墻、換席夢思、扛來電風扇。副師長陳森掏腰包買來一臺進口黑白電視機，“讓老熊聽不見，也能看個熱鬧”。從此，戲曲、晚會成了夜色里的“戰友”，護士小張卻常提醒：“別整夜看，傷身。”

1983年5月，病情急轉直下。心衰、肺水腫接踵而至，醫生束手無策。戰友們聞訊趕來，床頭圍滿了勛章閃亮的胸膛。老團長俯身輕喚：“老熊，是我，老熊！”昏睡中的他微微動了動手指，似乎在比劃“放心”。

臨終前，他留給醫院的遺物只七件：一頂掉色的長征帽、兩枚銹跡斑斑的領章、四套未拆封的新軍裝、五雙膠鞋、六枚功獎章。沒有存折，也沒有子女。護士們整理行李時，不禁紅了眼眶——幾十年風霜，竟只剩這些。

出殯那天，雨絲飄落。幾十名白發蒼蒼的老兵自發列隊，軍號聲在八寶山上空回蕩。花圈不多，卻整整齊齊；致辭不長，卻句句沉甸甸。送行隊伍里，年輕軍官輕聲問：“他到底是誰的親人？”老人們卻齊聲回答：“是咱們的親人。”

骨灰安放后，組織部門仍不死心。資料里“籍貫：四川”四字太含糊，他們翻遍長征沿線縣志，走訪民政、參戰老兵，終于在瀘定以南的一個小村落尋到蛛絲馬跡。村中老人說，舊時有個叫“熊世皮”的孤兒，被軍閥逼得家破人亡，一夜消失。至此，人和史料對上了。

消息傳回北京，工作人員再次核對：出生約1914年，1935年隨軍，1955年獲解放勛章，1970年晉正團職，1985年離休定副師待遇——這條長長的戰斗年表，終在他已逝去的背影后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