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譯”東京審判檢察官的私人檔案

從商業的角度，段宇豪很難評價這沓檔案的價值。某種程度上，它們可能一文不值——僅僅是幾千張老舊的廢紙；也可能價值連城——目前暫無同類藏品在國內出現。私人信件的珍貴之處在于，可以觸摸到筆者的喜怒哀樂。

文丨新京報記者 吳淋姝

編輯丨楊海

校對丨楊利

?本文6130字閱讀10分鐘

12月的加拿大多倫多，氣溫已跌破冰點，寒風強勁。從多倫多出發，驅車8小時，段宇豪終于抵達位于美國馬里蘭州切薩皮克城的這家名不見經傳的小拍賣行。他小心翼翼地將拍品搬到后備箱，輕輕合上箱蓋，便立即返程。

那是一摞重達17磅（逾15斤）的檔案，差不多四五千頁，段宇豪以4萬美元拍得。資料的原主人是美國人大衛·尼爾森·薩頓（David Nelson Sutton），拍賣之前，段宇豪對這個名字并不敏感。線上百科庫里，甚至都找不到屬于薩頓的單獨詞條。地毯式檢索后，段宇豪總算對薩頓有了粗淺的了解——參與東京審判的檢察官之一，曾代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前往中國取證。

拍品一到家，段宇豪先粗略翻閱起這幾千頁的私人檔案，里面有打印和手寫的信件、筆記和文稿。先快速掃視易辨認的機打文字，他的手心很快冒出熱汗——貝德士、約翰·馬吉、費吳生、許傳音等多個響亮的名字散布在信件、文稿中，還有一些大家未曾聽說過的南京大屠殺的核心證人。

接著，他驚喜地發現，薩頓是少有的幾乎從頭到尾跟完東京審判的檢察官之一，并直接參與了對二戰頭號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審判——這個連詞條都不曾擁有的“歷史小人物”，竟然是東京審判最核心的檢察官之一。“甚至可以說他是最了解日軍侵華罪證的檢察官。”

在段宇豪看來，盡管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存有上萬頁的資料和數據，但薩頓私人信件里流露的個人情感、思路想法、歷史細節和從未公開過的一手證據，同樣珍貴。

目前，段宇豪正在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接洽，他打算將這批從民間打撈起的史料捐贈給紀念館，期待更多沉寂的往事被挖掘出來。

段宇豪拍得的薩頓檢察官私人檔案。受訪者供圖

血脈記憶

Tokyo Trial（東京審判）。同往常一樣，11月的一天，31歲的段宇豪坐在電腦前，輸入這組關鍵詞。

順藤摸瓜，他發現了一家美國小型拍賣行的數件拍品——均是東京審判美方檢察官薩頓的私人檔案。

因體量龐雜，拍賣行沒有透露太多檔案的具體內容；掛在網頁上的那幾張拍品照片，側重展示的是薩頓個人經歷的文字。但多年的收藏直覺告訴段宇豪，這批薩頓的私人檔案可能意義非凡。“看到拍賣信息的當天，我就登記了個人資料、信用卡等信息，決定參與競拍。”

段宇豪在南京出生長大，他醉心歷史，小學三年級開始，便喜歡到河邊“撿破爛”——瓷片、錢幣都是他的心頭好。在這方面，他的零花錢管夠，“父母覺得總比玩游戲好。”

幼年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段宇豪對日本人有一種排斥感。每年12月13日響徹南京全城的防空警報，全班同學站立低頭默哀的場景，是他對那段歷史傷痛最初的體會。家距離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并不遠，騎自行車蹬過去十分鐘就到了，他曾無數次經過，但不敢常去，“春秋游學校會組織去，小時候的我并不是特別敢直面這段歷史，覺得太沉重了。”

但歷史的塵埃會落到每個人身上，他躲避不了。

段宇豪兒時，外婆就不避諱地向他傾訴了一些往事：她上小學的時候，在老家江蘇泰興的城墻頭上，掛著一長排裝在木頭籠子里的抗日義士的人頭，那是她永久的恐怖記憶。

外婆十幾歲時，曾外祖父乘船去上海，在碼頭，她依依不舍地跟父親說‘你要早點回來’，父親承諾‘會的’。但外婆再也沒見到曾外祖父，那條船在途中被日本人炸沉。后來，外婆和外公輾轉幾地，最后定居南京。“外公是新四軍，參加過抗日戰爭。”對段宇豪來說，南京大屠殺不單單是課本里的文字，更是身邊人的親身經歷。某種程度上，流淌在家族血脈里的記憶，塑造了現在的段宇豪。

17歲那年，隨父母移居加拿大后，他聚焦有關中國遠征軍、飛虎隊、南京大屠殺的藏品，入手的方式多元——線上線下的拍賣會、二手物品交易網站、中英美法德日等國的古玩店和古籍商店。

老照片是段宇豪最感興趣的一個主題。每一張黯淡的黑白照片里，裝載的都是被定格的瞬間，是鮮活的歷史和真實的人。截至目前，他已收藏了上萬張老照片，時間跨度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

段宇豪收藏的老照片：一戰時期，英國人在山東招募華工，前往東線戰場。受訪者供圖

看走眼的事情也時常發生。畢竟，流入拍賣市場的藏品魚龍混雜，像盲盒，要買到手才能看得真切。

這一次，從報名登記到正式競拍，段宇豪有5天時間去調查薩頓在東京審判中的信息，以此來進一步推測這批檔案的歷史價值——這將直接影響他是否競拍到底的決心。

拍賣會前，一切都要低調。他不想走漏任何風聲，因此沒有咨詢任何專家或者收藏愛好者，而是選擇自己做功課，“萬一消息走漏出去，更多的人參與競拍，最終拍下也許要付出幾十倍的代價。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與此同時，段宇豪也不斷告訴自己：此番出手一定是最正確的動作。今年年初，他回南京時，在一家古籍書店偶然淘到了有關“南京審判”的重量級資料——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的起訴書和審判書、“百人斬”罪魁禍首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起訴書與崇善堂堂主、崇字掩埋隊隊長周一漁透露埋葬11.2萬余遇難者遺體的證詞。

2025年年初，段宇豪于南京淘到的“南京審判”重量級資料。受訪者供圖

他有一種預感，薩頓的私人檔案大概和手頭南京審判的資料存在關聯，一些細節或許可以相互印證，“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這場線上拍賣會像是“拉鋸戰”。涉及薩頓的幾件拍品穿插在了當天的上千件拍品中，段宇豪不得不從早拍到晚。他想競拍的標的之間，有的甚至隔著兩三百件標的。“戰線”拉得長，他的心也長時間高度緊繃著。

薩頓的這幾件標的起拍價在四五百美元，每件都歷經多輪競價。在最后幾個回合，段宇豪和另一名“神秘人”一直處于膠著狀態，他猜想，對這批檔案同樣感興趣的可能是研究國際法的人，也有可能是關注東京審判的人。

多輪競價，不僅消耗體力，對心理也是極大的考驗。在數輪競價拉扯中，段宇豪感到一陣胸口發緊——差一點，他便要與這批史料失之交臂了，“也不知道會落入什么人的手里。”

保存得當，像是“沒人翻閱過”

多倫多當地時間2025年11月13日，段宇豪成為這批私人檔案的新一任主人。幾件標的的最終競價加在一起一共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逾28萬元。

走完手續后，12月5日，段宇豪開車直奔美國馬里蘭州的切薩皮克城，如果不是為了取拍品，他應該永遠都不會踏足這個比鎮都小的小城。

一路上既興奮又緊張，他甚至出現了胃痙攣。領到打包好的拍品，他火速回到家中。“這批檔案的真實性肯定是沒有疑問的，拍賣行也有專業的鑒定渠道。我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里面的內容。”

這沓塵封七八十年的檔案保存得當，即便稿紙難以避免泛黃，但邊角少有變脆或出現翻翹，更無濕、潮、蟲、霉的現象。最重要的是字跡清晰，沒有字體缺失、污損或模糊。帶給段宇豪的感受是：像是“自薩頓之后便沒人翻閱過”。

段宇豪拍得的薩頓檢察官私人檔案。受訪者供圖

從商業的角度，段宇豪很難評價這沓檔案的價值。某種程度上，它們可能一文不值——僅僅是幾千張老舊的廢紙；也可能價值連城——目前暫無同類藏品在國內出現。

在涉及薩頓的公開檔案中，作為檢察官，關于他的內容總是不帶個人立場的，而私人信件的珍貴之處在于，可以觸摸到筆者的喜怒哀樂。

“像這樣的藏品，當時大部分的檢察官和法官都把它捐給了當地著名的檔案館，或者自己母校的圖書館。”他們在參加東京審判的時候，就知道這是一場注定要記入史冊的世紀大審判——歷時兩年半， 共開庭810余次，出庭證人419名，書面證人779名，判決書長達1212頁，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軍事審判。

段宇豪大學本科念的是材料工程，研究生學的是教育，目前從事的也是教育工作——在多倫多一家私立高中做管理。閑暇時，段宇豪癡迷于打撈散落在民間的二戰歷史碎片——這不是一時興起，而是他終身的副業。

“如果能把深度參與東京審判、兩度前往中國取證的遠東國際事法庭檢察官薩頓先生的資料帶回中國，進行一定的研究，我覺得價值深遠。”段宇豪將這次拍得薩頓私人檔案的前因后果制成視頻，上傳至短視頻平臺，不久便引發廣泛關注。“先生大義。”“一定要注意安全。”許多網友評論。

段宇豪回憶，視頻發布的翌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便主動聯系上他。通過微信，段宇豪發送了一些照片過去。對方也希望知曉他的具體回國時間，以便面對面交流和進一步研究檔案。

他把從未公開過的、稀缺的史料率先挑選出來，接著是比較重要的內容，準備背回國。年初在南京淘到的涉及南京審判的幾十頁檔案，段宇豪也將一并帶回。“計劃明年春節前回南京，如果有機會，后續也想在國內做一些展覽。”

段宇豪覺得，這些檔案并不屬于他個人，而是屬于歷史和公眾，“我們都只不過是歷史的過客。”

“破譯”私人檔案

打開這批檔案之前，段宇豪未曾料想，薩頓檢察官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足足待了兩年多。

東京審判自1946年5月正式開始，而在同年1月，薩頓就被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之一。直至1948年下半年庭審快結束，薩頓才徹底返回美國老家。“大多數法官、檢察官中途就走了。”

更讓段宇豪驚愕的是，薩頓的背后，是千絲萬縷的關鍵關系網絡。

每翻動幾頁，段宇豪就能聽見自己急促的呼吸聲——諸多從未公開過的細節讓他喉頭發緊，手指發顫。薩頓在他心目中的人格形象也逐漸具體起來：沉著細膩、忠于職守、邏輯縝密，“為了搜集日軍在華的罪證，薩頓可以說是拼盡全力。”

1946年，南京大屠殺核心證人許傳音寫給薩頓的信，也在這批薩頓的私人文檔里。受訪者供圖

薩頓曾兩度前往中國取證，接觸了上百名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證人，并親自陪同出庭證人搭專機往返中日。

在與著名歷史學家、時任金陵大學副校長貝德士的通信中，薩頓提到，1946年4月，他審問了南京淪陷期間時任日本駐上海和南京的全權代表岡崎勝男，對方稱，松井石根將軍（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二戰甲級戰犯）對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無可辯駁。在段宇豪看來，這意味著，松井石根完全知情手下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這與后來他在庭審中辯稱的“不知情，被冤枉”相悖。

在薩頓呈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一份報告里，他引用了貝德士的證詞，大意為在南京，日本軍官曾打著勞務工隊招工的幌子，騙來200個中國男子，然后將他們全部處決。

這批檔案中，還有薩頓與中國官員的通信，表明他在中國調查取證期間，受到不少中國官員的鼎力相助。“之前從來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但現在大體上知道了。”

這些官員同樣值得被歷史銘記。

薩頓手稿。受訪者供圖

其中一封信，是薩頓感謝時任衛生署署長金寶善的。金寶善幫助薩頓找到了一個證人——深耕傳染病研究的美國博士伯利士醫生。伯利士醫生十分篤定地告訴薩頓，根據他的經驗，在湖南常德發生的鼠疫，是日軍發動細菌戰的后果。“那從這封信就能看出來，當時薩頓本人或者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軍搞細菌戰是知情的。”看到此處，段宇豪難掩遺憾——東京審判中并未對細菌戰進行追責。

薩頓的文檔里，還高頻次提及東條英機的名字：1949年，薩頓在美國的一本法律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東條英機的審判》的署名文章，盡管這篇稿件僅兩三頁，但他為此寫了好幾十頁的稿子。為了更好地還原審判細節，薩頓還與其他同盟國的法官、檢察官通信，了解他們當下的見解，“其中包括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之間為這一場審判做出的妥協。”

歷史跨越國界與語言

除了沉重的歷史，這沓文檔里還充斥著大量私人化的墨跡，其中包括隔著太平洋的親情。

抵萬金的家書讓段宇豪鼻酸。薩頓的弟弟在來信中提到，母親出了車禍，被車撞了，加上年事已高，情況不容樂觀，希望薩頓盡快回家看看。但公務纏身的薩頓一拖再拖，直至向首席檢察官寫信申請了探親假，在美國待了僅一個月，又趕赴東京處理工作。

家人總是問他審判何時結束，薩頓有時會細細道來一些隱情，比如審判是以英語和日語為主的，但蘇聯的法官不會英語，只好請俄語翻譯將內容轉述給對方，這便拉長了審判時間。這些細節是段宇豪此前從沒聽說過的，“好在薩頓記錄下來了。”

信件顯示，薩頓在美國還開了一家律師行。他帶過的新人律師來信述說接案子遇到的麻煩事，希望薩頓回去幫忙解決。但薩頓回絕了，說自己現在履行的是“更重要的職責”。

薩頓年幼的女兒也會在信里袒露對父親的思念，里頭還夾著她為爸爸親手制作的賀卡。

這讓段宇豪十分感慨。作為兒子、丈夫、父親、兄長，薩頓離開家人，遠渡重洋，置自己于“忠孝兩難”的境地。“只為一件其實對他個人而言完全沒有關系的事。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高貴和值得尊敬的行為。要知道，當時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都回國了。”

薩頓在1946年收到的信。受訪者供圖

在寫給老鄉的信件中，薩頓說東京已經被炸成廢墟了，只有幾個地方可以走，“如果沒有戰爭，這里應該是一個很繁華漂亮的地方。”

段宇豪查詢到，此前薩頓或其后人已將大部分有關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材料捐給了他的母校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的圖書館，但為何這批私人檔案會流入拍賣呢？他分析，可能緣于這批檔案中存在大量的手寫文件和信函，里頭涵蓋大量的私人內容，“當時信件里許多人還在世，捐出去會導致一些私人細節流出。這些東西是他女兒去世之后才流到拍賣市場的。”

在段宇豪看來，抗戰文物的收藏，其意義?不應止于自我陶冶和敝帚自珍，“而是希望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能為民族保留記憶，并向全世界各個族裔及我們的下一代，講述那段刻骨銘心的血與淚的歷史。”

2018年12月，段宇豪與當地加拿大華人一起成功推動海外首座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碑的構想，在安大略省烈治文山市建成落地。2025年7月，他受邀在多倫多的市政中心展出他收藏的部分抗戰文物。

9月，他又在多倫多自費舉辦了“抗戰文獻文物展”，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展覽現場的一些互動讓他印象深刻：一對穆斯林夫婦看到日軍在中國暴行的原版雜志報道后，聯想到此時加沙饑腸轆轆的婦女兒童；一位來自非洲毛里求斯的客家奶奶，講起了母親曾告訴她日軍當年在村莊犯下的罪行；一位老年人回憶起父親隱瞞一生的秘密——曾參加中國遠征軍；一位加拿大老爺爺細說起他父親在加拿大空軍服役的經歷。

2025年9月，加拿大多倫多，“抗戰文獻文物展”現場。受訪者供圖

“正是這些交流與理解，讓歷史跨越了國界與語言。”段宇豪很欣慰。

近些日子，段宇豪忙著研究薩頓檔案里占比最多的手寫類文字，有的依靠AI工具識別，有的還需要去養老院、圖書館找老年人幫忙辨認。此前一些老照片背后難以辨認的手寫文字，他就去求助不同的老年人，“因為涉及英文、法文、德文等不同的文字，其中包括一些移民寫的英文，比如有的德國移民寫英文就會偏德國那邊的寫法，我就會去找德裔老年人幫忙。”

他還在努力尋找薩頓的后人。“薩頓的外孫現在還在弗吉尼亞州，目前已經找到他和他妻子的聯系方式。他們現在年紀也比較大了。”

段宇豪特別想知道，薩頓生前是否有跟孫子提過在日本或者中國的經歷，“看能不能做一些小調查，口述的歷史也許可以和信件當中的內容互相佐證。”

這次拍賣之后，相繼有媒體找到段宇豪，薩頓由此擁有了單獨的詞條，段宇豪的名字也在其中。他發現自己仿佛也被卷入了那段歷史的洪流深處，恍惚間，竟難以分清過去和現在的時間界限。這讓他生出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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