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出海美國遭遇競爭訴訟？跨境競爭訴訟流程 / 費用 / 證據詳解

對于出海美國的企業而言，美國競爭法（反壟斷法）的雙重管轄體系（聯邦 + 州）與復雜的訴訟規則，可能成為跨境經營中的潛在風險。一旦卷入競爭訴訟，不僅面臨巨額賠償、業務限制等后果，還可能消耗大量時間與資源。本文基于美國競爭法核心規則，聚焦跨境競爭訴訟的核心框架、流程節點、費用風險與證據要點，為出海企業提供合規與應對指引。

一、美國競爭訴訟的核心法律框架與訴訟主體

1. 法律依據與規制范圍

美國競爭訴訟的核心法律基礎是《謝爾曼法》《克萊頓法》及各州 antitrust 法。其中，《謝爾曼法》禁止多企業合謀限制貿易（如價格壟斷、圍標、市場劃分）和單一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如捆綁銷售、拒絕交易）；《克萊頓法》則重點規制并購（禁止實質性削弱競爭或形成壟斷的并購），并賦予私人原告索賠權。2021 年 FTC 撤銷 2015 年政策后，其執法范圍擴展至《謝爾曼法》《克萊頓法》之外的 “不公平競爭方法”，進一步擴大了企業被訴風險。

2. 訴訟發起方與主體資格

政府層面：聯邦司法部（DOJ）可提起刑事訴訟，DOJ、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及州總檢察長可提起民事訴訟；

私人層面：直接購買者、受直接損害的競爭者可依據《克萊頓法》提起民事索賠，部分州允許間接購買者通過州法起訴；

集體訴訟：符合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23 條（人數眾多、共同法律 / 事實問題、代表性典型、代表方適格）的案件可啟動集體訴訟，其中 23 (b)(3) 類訴訟采用 “默認加入、有權退出”（opt-out）模式，可能導致企業面臨大規模索賠。

3. 管轄與跨境行為的適用條件

美國法院審理競爭訴訟需同時滿足 “事項管轄權” 與 “對人管轄權”：

聯邦法院對聯邦競爭法案件、跨州當事人且爭議金額超 7.5 萬美元的州法案件，以及爭議金額超 500 萬美元、原告超 100 人的集體訴訟具有管轄權；

針對境外行為，原告需證明該行為對美國市場產生 “直接、重大且可合理預見的影響”（《對外貿易反托拉斯改進法》），否則法院無管轄權；

企業可被在其 “住所地、經營地或有代理人” 的聯邦地區法院起訴，非美國企業（alien defendant）可被任何聯邦法院管轄，但法院可能基于禮讓原則放棄管轄權。

二、跨境競爭訴訟的關鍵流程與核心節點

1. 訴訟啟動與臨時救濟

企業被訴后，首先需應對原告的救濟請求。臨時救濟方面，原告可依據《克萊頓法》申請初步禁令，但需證明 “勝訴可能性、不可彌補損害、利益平衡傾向原告、符合公共利益”。在并購相關訴訟中，政府可申請 “資產分離令”（hold separate），FTC 申請禁令的門檻相對更低。需注意，除并購和非競爭協議案件外，美國競爭訴訟中臨時救濟并不常見，多數案件以最終救濟（賠償、永久禁令）了結。

2. 證據規則與披露要求

證據是訴訟勝負的核心，美國競爭訴訟的證據規則對企業要求極高：

舉證標準：刑事訴訟需 “排除合理懷疑”，民事訴訟僅需 “優勢證據”（更可能成立），但原告初步證明違法行為后，被告需舉證行為的競爭利好；

證據形式：專家證言幾乎是必備證據（涵蓋責任認定、集體認證、損害計算），需符合《聯邦證據規則》第 702 條（專業知識、充分事實依據、可靠方法），否則可能被法院排除（Daubert 挑戰）；

披露范圍：訴訟啟動后，雙方可通過傳票、文件提交請求、質詢等方式獲取對方及第三方的非保密相關信息，反壟斷案件的證據披露通常范圍廣、耗時久且成本高昂；

保密保護：企業可申請法院發布保護令，將商業敏感信息限定于特定人員接觸，或 “密封提交” 避免公開，但法院對公開性有推定，密封申請需充分說明理由。

3. 時效與訴訟周期

時效期限：聯邦民事競爭索賠時效為 4 年，刑事訴訟為 5 年，時效自 “原告商業或財產受損” 時起算；但存在時效中斷（tolling）情形，如被告欺詐隱瞞行為導致原告無法發現損害、政府啟動相關訴訟期間、集體訴訟提起后，時效可暫停計算；

訴訟周期：并購異議案件通常 6 個月至 1 年審結，普通商業行為訴訟至少 2 年，復雜集體訴訟可能長達 5 年以上（含證據披露、集體認證、簡易判決、庭審等環節）。

4. 最終救濟與上訴

刑事救濟：個人可能面臨監禁，企業 / 個人需支付刑事罰款，政府需證明 guilt 排除合理懷疑；

民事救濟：勝訴原告可獲 “三倍賠償”（法定自動 treble damages），被告承擔連帶責任（任一被告可能被要求支付全部賠償），同時法院可發布永久禁令禁止違法行為；

上訴：最終判決可依法上訴，中間裁決（如集體認證結果）可申請自由裁量上訴，上訴法院需依據原審記錄審理。

三、訴訟成本與風險控制要點

1. 費用承擔規則

勝訴方（無論原告還是被告）可追償除律師費外的訴訟成本；

勝訴原告（獲三倍賠償）可依據《克萊頓法》強制追償律師費，勝訴被告僅在原告起訴 “無依據、惡意或 frivolous” 時可追償律師費；

律師可采用 “風險代理”（contingency fee）模式，即勝訴后按賠償比例收取費用，這也導致美國競爭訴訟的原告起訴動力較強。

2. 第三方資助與合規成本

第三方資助競爭訴訟在美國合法，但部分州（如威斯康星州、印第安納州）及法院（如特拉華州聯邦法院）要求披露資助信息。對企業而言，除訴訟費用外，證據披露、專家咨詢、應對集體訴訟的和解談判等均可能產生高額成本，需提前做好預算規劃。

3. 賠償與罰款風險

民事賠償：直接購買者的賠償基于超額收費金額，競爭者索賠基于利潤損失，賠償金額由陪審團或法官最終認定，三倍賠償規則可能導致賠償金額遠超實際損失；

刑事罰款：DOJ 公布的刑事罰款金額通常較高，企業若通過 DOJ 寬大政策配合調查，可避免刑事起訴，但民事賠償仍需承擔（降至單倍賠償，且無連帶責任）。

四、企業的抗辯與合規豁免要點

1. 無 “公共利益” 抗辯，但有法定豁免

美國競爭法不認可 “公共利益” 作為違法行為的抗辯，但存在法定豁免情形：

勞工聯盟、部分農業合作社、體育聯盟等主體的特定行為可豁免；

“Noerr-Pennington 豁免”：針對政府游說、提起訴訟等行為，只要非 “虛假行為”（sham），即使影響競爭也不構成違法。

2. 關鍵抗辯策略

聯邦法下無 “轉嫁抗辯”（passing on defence），間接購買者無權依據聯邦法索賠，但可通過州法起訴；

被告可申請將其他共謀者列為共同被告（基于共同責任），分攤賠償風險；

若企業參與 DOJ 寬大政策并配合調查，即使無法豁免民事索賠，也可將賠償從三倍降至單倍，且無需承擔連帶責任。

五、最新監管動態與合規提示

1. 監管趨勢變化

2023 年《合并指南》已生效，DOJ 與 FTC 對并購的審查更嚴格，重點關注科技、醫療等行業；

FTC 曾試圖全面禁止非競爭條款，雖被法院駁回，但仍通過 “勞動力市場特別工作組” scrutiny 非競爭、禁止挖人等協議；

特朗普政府加強對獨立監管機構（如 FTC）的管控，同時聚焦科技平臺的內容 moderation、ESG 相關競爭行為，企業需關注政策波動。

2. 出海合規建議

提前排查并購、合作協議中的競爭風險，避免價格壟斷、市場劃分、捆綁銷售等明確違法條款；

針對跨境行為，確保無 “直接、重大且可預見” 的損害美國市場競爭的效果，留存行為的競爭利好證據；

若卷入訴訟，優先考慮申請保密保護，合理應對證據披露，必要時申請加入 DOJ 寬大政策以降低賠償風險；

關注州法差異，部分州對間接購買者索賠、合并通知有特殊要求（如加州、紐約州要求并購向州總檢察長報備）。

美國競爭訴訟的 “三倍賠償”“集體訴訟”“廣泛證據披露” 等規則，對出海企業構成顯著風險。企業需在合規層面提前防范，在訴訟應對中聚焦證據與程序要點，同時關注監管動態變化，才能有效降低跨境競爭訴訟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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