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說，錢鍾書與楊絳都認識，覺得錢“人老實”，而楊就“陰險得很了”

董橋說他見過錢鍾書，也認識楊絳，覺得錢鍾書“人老實”，而楊絳就“陰險得很了”。雖然大抵是句玩笑話，但要依我看，這著實是很精準的判斷（見劉憶斯《書在別處》，海豚出版社2016版，頁14）。

錢鍾書這人，固然也是世事洞明，但畢竟書生氣十足，又是“閉門不管天下事”的宅男（早就自稱“retired person”)一枚，總是管不好嘴巴，號稱圈內(nèi)當代“頭號毒舌”，動不動得罪人，傷時之語,罵座之言,更是涉目張耳皆是，若非有“賢內(nèi)助”楊絳一路上保駕護航，用現(xiàn)在的流行話來說，在過去那個“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年代，他大概率“活不過三集”。當年，沈尹默評價老同事魯迅，說他“深于世故，妙于應對，也同他所擅長的古文詞一樣，為當時士大夫之流所望塵莫及”，但與此同時又往往“口不擇言,動與世忤”，錢鍾書與魯迅其實近乎同一個文人版本性質(zhì)。在為人性格上，他們都既“狂”又“真”，雖然深通“避世之道”，可真實踐起來就沒那么“圓融”，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這樣的人焉能不到處得罪人？范旭侖《容安館品藻錄》832頁，說的就是錢鍾書如何刻薄損人，又如何罵得妙趣橫生，再如何不招人待見。錢鍾書屬于典型的自甘淡泊不求聞達的讀書人，做學問固然昂昂然其先也，內(nèi)心觀人察世也從來都明鏡似的，但不屑于“會做人”，在正常社會下更無所謂于“得罪人”，這是他的弱點。

相比之下，同為高級知識分子，楊絳顯然確實“陰險”多了。但這種“陰險”，又的確不是貶義詞，大抵可指代一種高度敏感的，又極懂察言觀色，并且會在保持底線的前提下，偶爾與俗俯仰的“精明”：不害人，也不輕易得罪人，一團和氣左右逢源，可需要時是有手腕的。說到底，這無非是一種自保之道，乃絕頂聰明之人身處高度社會化環(huán)境下的一種本能。相較之下，錢鍾書的性格，就硬直得多，他最大限度只肯做到“默存”，就是不說話，冷眼旁觀，帶著輕蔑的嘴角看你們擺譜裝那啥，可絕不愿意配合別人“演戲”。錢鍾書好友宋淇，在給張愛玲的信中說，錢這人“表面上詞鋒犀利，內(nèi)心頗工算計，頗知自保之道”，張愛玲也回復應和，說“錢鍾書一定是非常會做人”，“才能夠這些年都無事”，這些話當然都不算錯，但也只看到了錢鍾書本身不失有城府的那一面。實際上，“口劍腹蜜”（向達評語）的錢鍾書早先也是頻頻鬧出禍端的，好幾次差點就不行了，每次都虧楊絳出來謀劃打點“擺平”。錢楊這對夫妻，楊絳其實經(jīng)常要扮演一個近乎“母親”的角色，隨時隨地出面“救火”，便宜行事制止老錢的“淘氣”。

董橋說楊絳“陰險”，本意自然并非貶義，而是詼諧說法，一種文學修辭。我想換個更切近的詞表達，或許就是“圓融”，于“世間法”上更擅用變通之道。再換句大白話說，錢鍾書更“清高”，楊絳更“世俗”，也惟有這樣的夫妻組合，才能在那個年爭日斗臨深履冰的歲月中毫發(fā)無傷。有關(guān)楊絳這種“圓融”的“自有玄機”，楊絳研究專家羅銀勝先生，去年就專門撰文舉過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子。他說，楊絳生前，每逢壽辰之類，總有一些“駟馬高車”者登門慰問，楊先生也是來者不拒。不僅不拒，她也會表現(xiàn)得很親昵，主動拉人坐她身旁，甚至會時不時拿起筆記本記錄。有次，來人很感動，臨別前請求要那個筆記本相贈作為紀念，楊絳則故意逗來客們哈哈大笑，同時體面婉拒，最終雙方都有臺階下，而且又給足面子。可實際上，據(jù)楊絳事后對熟人說過，來賓“前腳剛走，我后腳就撕掉了”，至于那筆記上到底寫了啥，又是否只是做做樣子，有誰知道呢？羅銀勝先生特意拈出此事，就是暗示楊絳是“很會做人”的，絕不像錢鍾書那樣“呆氣”或“癡氣”（羅銀勝《負暄隨札》，見《書屋》雜志2024年第8期，頁43）。

這樣的楊絳，確實是格外“精明”的。楊先生是即便百歲之后，腦子仍然清楚得很，別人要妄圖占她一點便宜，都難逃法眼。著名出版人、前三聯(lián)書店掌門人李昕的新書《翻書憶往正思君》就講到一件讓他記憶深刻的往事：2007年，三聯(lián)出《錢鍾書集》第二版時，為了推廣營銷，曾悄悄用錢先生的印章做了3000張藏書票附贈，事先或是疏忽，亦或就是覺得是無關(guān)緊要的芝麻大事，就沒有告知楊絳。但兩年后，楊絳本人就偵知了這個情況，居然直接打電話給三聯(lián)，聲稱要“提前結(jié)束與三聯(lián)的合作”，嚇得三聯(lián)管理層慌到不行，趕緊又是請人求情，又是寫長信致歉啥的，最終才有所緩頰。諸如此類小事，比如推廣稿某句沒寫完全正確等等，楊先生都會出面干涉，不依不饒。此等雞毛蒜皮瑣事，錢鍾書當然是不屑一顧的，但楊絳就會出面過問，導致李昕要出來一再道歉。一句話，楊先生不愿意吃虧，更不愿意在受欺前提下吃啞巴虧，往往錙銖必較，差不多始終是厲害角色。

當然了，這樣的夫妻關(guān)系組合，為妻者就要累很多了，屬于既勞力又勞心的“奉獻型”。據(jù)說，錢先生在世之日，家里的一切，他均撒手不管飯來張口的，只會埋頭讀書做學問，什么都不會也不懂，衣食住行全部都要仰仗妻子楊絳。連家中的生活用具，譬如電燈、水管、家具哪里壞了，也從來都是楊絳設(shè)法修理。錢楊家的屋頂天花板上，至今還留有兩個清晰的灰手印，就是楊先生當初修理燈管時，用手扶著天花板留下的（李昕《翻書憶往正思君》，上海三聯(lián)2024版，頁118）。錢先生世家子弟出身，自己是連穿鞋都分不清左右腳的，有時吃飯都直接用手抓，近乎生活不能自理。

若非有楊絳這般既“陰險得很”又“最能干的妻”，錢鍾書只怕不但“活不過第三集”，又哪來時間與精力寫出那百萬字的《管錐編》呢？大概率就是又一個陳夢家。也難怪，董橋會暗示說，娶老婆得娶“很陰險”的了！這方面他與錢鍾書差不多，也確實是如愿以償?shù)摹?/p>

2025.12.22午間亂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