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賀子珍赴南昌居住，方志純召見護士提要求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黃浦江邊冷風刺骨，賀子珍拎著簡單行李走進上海西康路那棟灰色小樓，戰火留給她的舊傷在陰雨天格外疼。沒人料到，這一住就是將近十年。

十年里，上海高樓越蓋越多，南京路霓虹燈晚晚閃爍，可霓虹再亮也照不進她心里的贛南梯田。她常用湘贛方言跟門口賣報的小伙聊天，聊著聊著就沉默了，思鄉顯而易見。

進入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的前妻已年過四十七，右臂舊傷、耳內彈片、戰時留下的神經痛時不時發作。上海醫生叮嚀多休息，可她知道，“換個空氣”或許比補藥更靈。

春節剛過，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寫來一封信，信不長，只有一句“老區弟兄盼你回家看看”。同一天，副省長方志純也托人轉話：“班長在這里，隊伍還在，你隨時歸隊。”兩封信把她心底那根鄉土弦狠狠撥了一下。

三月下旬，她向上海市委說明去南昌休養的想法。市委沒有為難，辦完手續前后不到三天，還派車送到車站。列車出站時，她透過車窗看見外灘鐘樓的指針停在上午九點三十五分，心里默數：返鄉倒計時開始。

四月初，列車抵達南昌。省里把三緯路一棟兩層小洋樓騰出來，院子里種了桂花和石榴，隔壁就是省軍區大院，安靜得很。房門一關，她長舒一口氣——熟悉的贛語問候聲從街角飄過，像老朋友遞來一碗熱米粉。

方志純一直惦念著這位老班長。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時，他是班長，她是女隊員，兩人走南闖北互相照應。如今她身體日漸羸弱，他決定再盡一次老班長的責任：找位專業護士，讓賀子珍衣食住行不再勞心。

省衛生廳把應屆優秀畢業生名冊交到方志純桌上。翻到“盧泮云”三個字時，他停住——十九歲，南昌本地人，父親是鐵路職工，學校考評全優，脾氣溫和。這正是他要找的人。

五月五日上午九點，省委辦公樓二樓，方志純見到了盧泮云。女孩兒穿灰藍色護士服，雙手緊貼制服縫，略顯局促。“不要緊張。”方志純笑著遞來杯茶，“組織上給你個任務，去照顧一位老同志。”

“我服從安排。”盧泮云聲音不大卻很清晰。

方志純壓低了音量：“有件小事，見到她時別說自己是護士，就說是我侄女。”

盧泮云愣了下，隨即點頭：“明白。”

這一段短短的對話，他只用了二十三個字解釋緣由——賀子珍多少有些敏感，不想刺激她的情緒。護士身份易生距離，“侄女”聽著親近、省事。

午后兩點，陽光正好，吉普車駛進三緯路院子。賀子珍坐在藤椅上曬背，見方志純來了，立刻站起：“老班長，今天怎么有空？”

方志純把盧泮云推到前面：“大姐，我把侄女帶來幫你打點日常。”

“好哇，年輕人有活力。”賀子珍爽朗一笑，伸手握住盧泮云的手心，那只曾握過馬槍的手如今顯得干瘦卻依舊熱烈。盧泮云感覺到掌心的粗糙，心口一熱，“賀媽媽，您放心，有我在。”

晚飯后，院子里青蛙聲此起彼伏，盧泮云替賀子珍量血壓、熱敷右臂。她發現老人對數字格外敏感，聽到“收縮壓一百三十”，立刻問：“能打仗嗎？”一句玩笑，卻藏不住當年女紅軍的倔強。

七月初，院里杏子熟了，盧泮云爬梯子采下一籃。賀子珍把杏子洗凈晾干，裝進玻璃罐泡酒，說要給老班長送去一壇嘗嘗。醫囑不準飲酒，她只取半盅潤口，滿足得像小孩。

雨停后，賀子珍常在院里練太極，招式不算標準，但一下一下做得認真。盧泮云守在旁邊，看她左臂抬不起就輕輕托一把；看她步子不穩就提醒“注意腳下”。老人與女孩默契地配合，鄰居偶爾路過，指著她倆說：“真像母女。”

南昌的夏天熱得厲害，傍晚涼風剛起，院外榕樹下傳來彈棉花的噗噗聲，遠一點還有小販吆喝“冰棒——”。這日常聲響，給了賀子珍幾十年動蕩后難得的安穩。偶爾省里來客，她笑談往事，可一旦提到犧牲的戰友，她低頭揉手指，話音驟停。

盧泮云留意這些細微情緒變化，每當老人沉默過久，就講些護校趣事換話題。日復一日，賀子珍的睡眠時間從四小時延長到六小時，右臂抬起高度也高了十度，醫生復診時連連稱好。

云霞染紅了滕王閣上的飛檐，八月臨近。省里再次檢查，她的指標穩定，可以適當外出。她興致勃勃要回一次井岡山。方志純聽完，答應派車，卻堅持必須帶“侄女”同行。賀子珍笑：“行，年輕人腿腳快，多照看我。”

就這樣，一個老兵，一個新護士，在南昌的小院里形成獨特的搭配。沒有儀式，沒有口號，更多的是日常瑣碎的溫度。南昌濕熱的空氣、三緯路的舊磚墻、一碗家常米粉、一壇杏子酒，陪她度過了那年漫長盛夏，也替戰火歲月里的蒼涼補了一點點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