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目光從孩子身上收回來,照向自己。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講的是一個剛上初中的女孩,短短三個月內,從愛唱愛笑的姑娘變得沉默寡言,被診斷為“中度抑郁”。
心急如焚的父母帶著她奔波于各大醫院和咨詢室,半年時間,花費不下十萬。
從認知行為治療到中藥調理,能試的方法似乎都試了,可女孩的狀況卻像陷入了流沙,非但沒好轉,眼神里的光反而越發黯淡。
那天,矛盾再次爆發了,女孩又一次拒絕上學,還把書本扔了滿地。
長期被焦慮、無助和經濟壓力折磨的母親情緒失控,一巴掌打在了女兒的臉上,斥責道:
花了這么多錢,你倒變本加厲地作。
這么矯情干什么!
而站在一旁,同樣心力交瘁的父親,看著這一幕沒有發怒,沒有勸阻,反而苦澀又恍然的笑了。
他說:我終于聽懂了心理咨詢師反復說的話——家庭系統的壓抑,常常會轉化為孩子的自我攻擊。
有些病,診室里開不出藥方。
有些解藥,藏在那些被我們忽略的日常褶皺里。
當孩子成為家庭問題的“癥狀”,也許該治療的,從來不只是孩子一個人。
當“問題”不在孩子身上
當孩子開始沉默、厭學、情緒低落,我們做父母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是著急,是心疼,是不解。
緊接著,我們會像故事里的那對父母一樣,自然而然地帶孩子看醫生、做咨詢、想辦法“解決問題”。
我們把所有的注意力、資源、期待,都傾注在那個“生病了”的孩子身上,希望找到一種方法,盡快讓她“好起來”。
這沒有錯。
但有一個問題,我們或許忽略了:
我們是否一直努力在修剪“枝葉”,卻忽略了“土壤”本身可能出了問題?
想象一下,一株植物在窗邊漸漸枯萎。
我們給它澆水、施肥、曬太陽,甚至為它更換更漂亮的花盆,但它依舊沒有起色。
有沒有一種可能,問題不在于我們“為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所處的整個環境——
也許是窗縫里透進來的寒風太冷,
也許是房間里的空氣太悶,
也許是它腳下的土壤,早已板結、堿化,失去了滋養生命的能力?
家庭,就是孩子成長的“土壤”和“空氣”。
孩子的每一種表現,無論是優秀的,還是“有問題”的,都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產物,更是與家庭這個“生態系統”不斷互動的結果。
他可能在用他的“抑郁”說:這個家太壓抑了,我喘不過氣。
用“厭學”說:你們的期待太重了,我背不動了。
用“沉默”說:我說什么你們都不真的聽,那我就不說了。
正如精神科醫生劉華偉所說:
很多家長有一個共性的問題,就是無法理解兒女的抑郁癥,認為一個孩子不應該抑郁,認為孩子很可能是單純的厭學。
我覺得這就是家長們最急需改變的,相比孩子生病,家長的病其實更為嚴重,因為他們這樣的理解常常會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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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誤讀的“家庭病因”
當我們開始嘗試將目光從孩子身上移開,轉而審視整個家庭系統時,常常會發現,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互動方式,可能正是導致系統“氣壓”過低、讓孩子感到“窒息”的無形力量。
1.愛的“重量”:當關心變成密不透風的期待
看過一個視頻:
一位父親苦口婆心地教育女兒:
爸爸兩天只睡四小時,一天只吃一頓飯;
在36度高溫的倉庫里中暑也不舍得休息。
最后他說:爸爸這么拼,就是怕你以后像我這樣。
這番話,任誰聽了都會動容。
然而,仔細想想這番話的潛臺詞其實是:
我的痛苦,是你未來的鏡像;我的犧牲,是你必須成功的理由。
父母的初衷當然是保護,是想用自己走過的荊棘路為孩子換來一條坦途。
但問題在于,當愛以“犧牲感”和“恐懼”為載體進行傳遞時,孩子接收到的核心信息往往不是溫暖和支持,而是巨大的愧疚感、債務感與恐懼。
愧疚感:“爸爸為我吃了這么多苦,我如果不夠優秀,就對不起他。”
債務感:“我的人生是為了償還父母的付出,我必須達成他們的期望。”
恐懼:“我絕不能失敗,否則就會像父母那般艱辛。”
父母的愛,本應是孩子闖蕩世界時最堅實的后盾和溫暖的港灣,而不應成為懸在頭頂、令人不敢停歇的鞭子。
2.情感的“斷流”:當耳朵只聽得見“事情”,聽不見“心情”
回想一下,每天和孩子說得最多的話是什么?
是“作業寫完了嗎?”是“考試考了多少分?”是“快去洗澡睡覺!”
我們高效地管理著孩子的“事務”,卻常常忽略了事務背后那個活生生的“人”。
孩子的世界被簡化成一個個需要完成的任務,而他們的心情、感受、那些細微的波瀾,卻在我們匆忙的日程表上,找不到安放的位置。
情感的“斷流”,讓孩子在家庭中感到情感上的“孤島化”。
家,本應是孩子可以卸下所有防備、安心做自己的地方。
但如果在這里,他的喜怒哀樂都得不到真正的呼應,那么他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加油站。
久而久之,那個曾經嘰嘰喳喳分享一切的孩子變得沉默,不是因為他無話可說,而是因為他知道——說了,也沒用。
3.角色的“越位”:當“教練”取代了“父母”
在知乎上,有個問題曾引發廣泛討論:“為什么精神科醫生不愿意搭理年輕抑郁患者?”
其中一個高贊回答,沒有講大道理,只是描述了一個在精神專科醫院掛號大廳里觀察到的、令人窒息的常見場景:
這些高頻出現的“指導”,折射出許多家庭中一種無意識的角色錯位:
從“養育者”和“支持者”,悄然變成了無處不在的“教練”、“監工”和“糾錯機”。
我們誤以為,將孩子“管理”得越精細、糾正得越“正確”,就越能保證TA未來的“成功”與“安全”。
我們試圖為孩子掃清一切認知上、行為上可能的“偏差”,卻不知正在剝奪他們兩樣最珍貴的東西:自主感與完整的體驗。
當父母的功能只剩下督促和糾偏,家就不再是港灣,而是另一個讓人緊張的“賽場”。
4.痛苦的“比較”:當“別人家的孩子”成為家庭“第三人”
相信每個家長都曾脫口而出:
“你看隔壁小雨,多自覺!”
“你表姐當年可是考了年級前十。”
“人家怎么能做到,你為什么就不行?”
我們說這些話時,帶著激勵的善意,期待著孩子能“知恥而后勇”。
《中毒的父母》中曾寫道:
沒有一個孩子愿意承認自己比別人差,他們希望得到承認的肯定,他們對自己的認識也往往來源于承認的評價。
那個“別人家的孩子”,就這樣成了許多家庭里的“隱形第三人”。
我們常常忘記,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花期和季節。
有的春天開花,有的秋天結果,有的需要整個冬天的積蓄,才能在來年綻放。
而不斷的比較,就像硬要把玫瑰和向日葵放在同一個花盆里,用同樣的標準去衡量——
結果可能是,玫瑰覺得自己不夠向陽,向日葵覺得自己不夠芬芳,而他們都忘了自己原本獨特的美麗。
如何成為“療愈性”家庭
成為一個“療愈性”家庭,并不意味著父母必須完美,而是需要有三個根本性的轉變:
1.從“評判”轉向“看見”
我們太習慣當“裁判”了。
孩子哭,我們心里想:“太脆弱。”
孩子退縮,我們斷定:“不勇敢。”
每一個行為,我們都忍不住貼上對錯的標簽。
“看見”,是放下這些標簽,去好奇標簽背后的人。
不是評判“你怎么又鎖門?”,而是看見“你把門關起來的時候,是不是覺得只有那個小空間才安全?”
不是評判“考試緊張真沒出息”,而是看見“這場考試對你來說,一定像一座怕爬不過去的大山。”
當我們停止評判,只是去“看見”孩子行為背后的恐懼、無力或渴望,我們就從“對立面”站到了“他身邊”。
這種“看見”本身,就是一種深深的接納,比任何鼓勵的話都更有力量。
2.從“說教”轉向“傾聽”
我們的道理儲備,總是很充足。
“你應該……”,“我告訴你……”,“為什么不……”。
我們說得多,是因為我們堅信,把這些正確的道理灌進去,孩子就能“變好”。
但療愈發生在耳朵里,而不是舌尖上。
“傾聽”,是把嘴巴閉上,把全部的注意力給出去。
聽他說“沒意思”時語氣里的空洞,聽他沉默時沉重的呼吸。不必想著接話,更不必想著糾正。
你的沉默、專注的眼神、偶爾的點頭,都在說:“我在聽,你的一切感受都可以在這里倒出來,我接得住。”
很多時候,當孩子被真正地、不被打斷地傾聽,那些堵在心里的情緒就有了出口。
問題未必立刻解決,但那份壓垮人的孤獨感,會消散一大半。
3.從“改變孩子”轉向“自我成長”
我們幾乎所有精力都聚焦于“如何讓孩子改變”,但這常常讓我們和孩子陷入“你追我逃”的權力斗爭。
把目光從孩子身上收回來,照向自己:
當孩子焦慮時,看看自己是否正把不安傳染給他?
當孩子拒絕溝通時,想想自己是否總帶著“你必須聽我的”的態度?
我們催促孩子“別磨蹭”,往往是因為我們內心對“落后”的恐懼;
我們無法接納孩子的“失敗”,常常是因為我們無法面對自己“教育失敗”的挫敗感。
“自我成長”意味著,我們開始為自己的情緒和期待負責,而不是讓孩子為我們的情緒買單。
當我們自己先平靜下來,家里的“風暴”就容易停息;當我們自己先放下不合理的期待,孩子的肩膀就不再被壓得那么沉。
作家沈夜焰說:
所有影響都是潛移默化的,等長大了一回頭,才發現成長的軌跡就在那里,是它勾勒出你的人生。
我們每天如何與孩子相處,就是在參與勾勒他的人生軌跡。
放下“糾正者”的姿態,收起“評判者”的目光,松開“規劃者”的韁繩。
愿每個家庭,都能成為孩子最安心的退路,而不是他必須逃離的戰場。
批注:
當一個孩子出了問題,他一定是全家問題最小的那個人。父母應該反思的是,你說話的方式,期待的厚度,都可能成為壓向孩子的大山。只有松弛感的父母,才能養育出不緊繃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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