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根首發] 徐泓 | 燕南園65號：芮沐、周佩儀夫婦持續一生的“法蘭西浪漫”

文 | 徐泓

芮沐先生一家兩次住進燕南園。

第一次是1958年至1976年，與侯仁之先生家合住61號小樓，芮家住樓下，從東邊的門出入。

第二次是1987年，北京大學落實政策，將基本騰空了的65號小樓分配給他一家居住。經濟法學泰斗芮沐先生在這里度過了生命最后的24年。

一

1958年夏天，一輛馬車拉著一車家具，緩緩進到久無人住的61號院子東邊。住在斜對角56號的周如蘋，周培源先生最小的女兒，一個十歲多點兒的小女孩滿懷好奇地張望。她看到從車上走下來一個女孩，懷抱著一只小白貓，向她笑了笑。隨后不久，一位長得很帥的男子騎著自行車過來，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眶，有點像外國人，很神氣的樣子。周如蘋在回憶文章說：“后來我知道他就是芮伯伯。而那個小女孩叫芮晉洛，是芮伯伯的女兒“”。不久她就和芮晉洛分在北大附小三年級同一個學習小組，“自此成為無話不說、相互信任的摯友，友誼持續至今。”

我注意到周如蘋對芮沐的第一印象就是“長得很帥”。翻閱了大量紀念文章，發現“帥”，是對他相貌、舉止、氣質用的最多的一個詞。2011年3月20日芮沐先生因病去世，享年103歲。北大新聞網評論區里瞬間白花朵朵，有一個留言被推上置頂：

天呀，芮沐去世了，剛在北大主頁上看到。法學泰斗，燕南園又一個壓陣的老人駕鶴西去。芮沐先生年輕時帥的令人震驚，當然，100多歲時仍然很帥”。

年輕的芮沐，濃眉大眼，鼻直口方，俊朗洋氣，眉宇間蘊藏著一股逼人的英氣

芮沐1908年出生于上海一個商人家庭。父母重視教育，將他從小就送進 “洋學堂”，先后在英租界的“馬克密林中學”、法國教會學校“圣芳記”讀書。又在震旦大學學習四年，獲得了文學學士。震旦大學受法國政府資助，被視為“在華之法國大學”，講授法語、拉丁語（宗教學）、數學。在震旦大學就讀期間，芮沐極為用功，據他的七弟芮正皋回憶，家中的拉魯斯法文字典“被芮沐翻閱得幾成了碎紙”。

1930年夏，芮沐從震旦大學以第一名畢業，因法語好，免試進入巴黎大學，在修讀碩士、博士期間，他改變了專業方向，自此畢生從事法學與法律研究。他于1933年取得巴黎大學法學碩士學位，成績“優良”。同年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留學，跟隨弗里費·馮·希佩爾教授（Fritz von Hippel）攻讀博士學位。1935年，芮沐完成博士論文《論實證法與自然法的關系》，以前瞻性的眼光探討了實證法與自然法相統一的可能性，獲得“最高榮譽”。當50年以后，芮沐重返母校，接受法蘭克福大學授予他“金博士”榮譽，當年的博士論文影印本碼放了高高的兩摞，作為送給他的禮物。

學成歸來報效祖國，這是我們前輩當年不二的選擇。1935年芮沐于國難深重之際回國。抗日戰爭開始后，他重回學界，一心教書育人。1938年曾短暫擔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后因在課上批評國民黨遭特務密報被勒令解職；1939年，芮沐轉任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又因其進步的政治立場受到排擠，于1941年再次被迫離職。

1941年，芮沐前往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法學院任教，翻開了人生的新頁。那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他到校的第二年，西南聯大教師的生活水平降到冰點。但統計資料顯示，校中同人不但更動較少，且教職員工有增無減，1942年、1943年成為西南聯大史上教授最多的時候。精通多門外國語、擁有法國、德國高含金量學位的芮沐，正是此時加盟了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的師資力量是由學貫中西的三代知識分子組成：第一代以陳寅恪、傅斯年、劉文典、聞一多、朱自清等為代表的五十多歲的學者；第二代以王力、唐蘭、浦江清、錢端升、葉公超等為代表的四十多歲的中年精英；第三代則是以錢鐘書、費孝通、吳晗等為代表的三十多歲的“少壯派”。在一百七十九名教授副教授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海歸學者。全盛時期的西南聯大共開出一千六百多門課程。

芮沐顯然屬于費孝通、錢鐘書為代表的少壯派。他先后講授債權法、物權法等多門課程，深受歡迎。尤其他的語言天賦，給學生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李賦寧教授曾說：“在西南聯大誰都知道芮沐教授，他講課時而引德文，時而引法文，時而引英文，語言功底非同一般。”

芮沐與費孝通深厚的友誼，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以后的幾十年中，兩人只要在同一個城市，幾乎每周都要走動。芮沐佩服費孝通的博學廣聞，學術目光深邃，而費孝通則對芮沐的外語天賦驚嘆不已。1979年4月，我國派出第一個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開始中美學術交流的破冰之旅，其中7名團員中有3位學者：錢鐘書、費孝通、芮沐，據說芮沐就是費孝通推薦的。

青年芮沐熱愛運動，打球、騎馬、擊劍樣樣精通，還和同事們一起演中、英文話劇，再加上生得英俊，儼然是女生心中的“白馬王子”。在一個同學家里，芮沐結識了同學的表妹，金陵女子大學 學生周佩儀，兩人相差九歲，一見傾心。1940年7月14日，在芮沐32歲生日這一天，兩人喜結良緣。從稀少的史料中，我熱心地爬梳芮沐的“法蘭西浪漫”，以我的直覺，青少年時代受法語世界熏陶的芮伯伯，會有這種氣質，果然找到了兩個細節：一對愛人結伴爬上“云頂煙云”的歌樂山；他倆經常相依坐在江邊的堤岸眺望過往的船只……

正直率真的芮沐，在西南聯大的課堂上公開抨擊國民黨的腐敗獨裁，引起了特務的注意。有人勸他在課堂上不要講，他不予理會。1945年初，芮沐收到佛羅里達大學法學院的客座講學邀請，同年4月5日，偕妻、子啟程赴美，抵美后，芮沐先于佛羅里達大學短暫講學，不久即轉至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教授，他惜時如金，如饑似渴地學習和研究，對民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周佩儀把年幼的兒子芮太初寄放在托兒所，一邊做公文翻譯，偶爾還教授中文。一家人的生活終于安頓下來。

1947年，芮沐在美獲知國內局勢大變，國共兩黨兵戎相見。此時，大多數人躲避戰亂不及，他卻做出了令人震驚和不解的決定：回國！周佩儀也不理解，以孩子小等理由勸他打消回國的念頭。但芮沐不為所動，立刻向學校遞交了辭職報告，收拾了簡單的行李，帶上僅夠買船票的錢，只身一人，匆匆離開了紐約。臨別時，丟下一句話，落地有聲： “我要回去迎接北平解放，再晚就來不及了。”

芮沐回國后立即被聘為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主要講授“民法”和“國際私法”等課程。他將自己多年的民法講稿整理成專著《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于1948年出版。有學者稱：這本書是1949年以前中國民法著作中的“絕響”，“是一部可以和世界對話的作品”。

周佩儀和兒女合影

1947年冬，夫人周佩儀帶著兒子芮太初在北大教授許寶騄幫助下回國團聚。芮家住進了北京大學中老胡同32號宿舍，這里有不少西南聯大時的同事與朋友。他們的女兒芮晉洛1948年9月也出生在這里。1949年10月，芮沐一家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北大法律系被撤銷，芮沐調出參與組建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1954年北大法律系復建，芮沐又被調回法律系任教授，兼任民法教研室主任。

二

芮晉洛對燕南園61號最美好的回憶，竟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因為那時她與父親的關系最親密：芮沐帶著12歲的女兒在61號院子里開荒種地，以解決最現實的“填飽肚子”問題。

芮晉洛回憶：那時候父親除了上課、開會，沒事就帶著我把窗前那片草地開墾成耕地，種上花生、紅薯、玉米。沿小樓的外墻栽起一排一人多高的竹子。我家的院子里還養兔子和雞，飼料就地取材，就是院子里的青草、落葉，還有我們從學生食堂垃圾桶撿的白菜幫子和胡羅卜纓子。當時，我們家還有一種人工養殖的 “小球藻”，用來喂雞。

說到小球藻，一下把我拉回到19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 當時因糧食嚴重短缺，發生了全國性饑荒，為解決“餓肚子”“營養不良”，冒出了許多代食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人工繁殖 “小球藻”，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報》甚至為此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首次提出其食用價值，稱其可制作糕點、面包等食品，甚至用于哺育嬰兒。同年11月，中央成立代食品工作領導小組，推動小球藻生產。我比芮晉洛大兩歲，那時已經是101中學的初中生，我記得學校的游泳池變成黑綠色、帶著腥味的“小球藻”養殖基地。芮晉洛也記得：北大食堂曾把小球藻曬干磨成粉用來做面包。

芮晉洛從父親喜歡田間勞作，說到她更佩服的“爸爸的動手能力強”：家中的工具箱里鉗子、改錐、榔頭、電烙鐵、焊絲、釘子、保險絲、氣門芯等應有盡有。一般家里簡單的電器修理、自來水龍頭換皮墊、疏通排水管等，爸爸都能自己解決。有些要請學校修理工來做的活兒，他也蹲在一旁，一邊遞工具，一邊虛心請教。學校修理科的工友都夸芮先生：大教授，沒架子。

在許多學生們的印象中，芮沐先生騎著一輛嘎嘎作響的“破自行車”，在燕園里奔波，去教室給本科生上課，去學生宿舍找研究生討論問題。北大法律系經濟法研究所秘書助理殷銘，從小生長在北大，小時候就對芮沐有深刻的印象：有著波斯人的相貌，身材高大，特有教授風度。他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和他的小伙伴曾經遇到一件事，讓他們對芮伯伯佩服得五體投地：一個寒冬的中午，北風呼嘯，在蔚秀園湖邊的小路上，一群北大老師下班后騎著自行車，頂著大風急急地往家趕。就在湖邊的小山山口處，突然來了一陣讓人無法呼吸的強風，眾騎車人紛紛“落馬”，唯見一位老人沒被吹落，他騎著一輛座位拔得特高的“28”男車，昂首挺胸地從那些低頭彎腰的人旁邊騎過去了。殷銘說：他就是芮沐先生。

“這輛著名的28式男車，父親騎了幾十年，一直到 七十多歲，我們才不讓他騎了。這輛車的修理、補胎、保養從來都是他親力親為。”

芮晉洛的發小周如蘋對燕南園61號有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

當年56號周培源家與61號芮沐家斜對角，中間隔著一條小路，周如蘋住的房間西窗，正對著芮晉洛住的房間東窗。上小學的時候，每天早上，芮晉洛從家門出來，走到周如蘋的窗下，大聲招呼一下，周如蘋很快推著自行車走出來。周如蘋蹬車，芮晉洛站在后輪軸突出的鐵棍上，雙手扶著她的肩膀，一陣風地上學去了。

周如蘋（周培源之女）、芮沐、芮晉洛

周如蘋說：1968年，芮家四分五裂了。芮伯伯到江西鯉魚洲農場下放改造，芮伯母隨外貿部到河南干校，晉洛的哥哥太初到北大荒，晉洛到山西插隊，全走了。那時北大校園正是風起云涌，沒有安靜的時候，我特別想念他們一家，經常趴在我家西窗張望她家的東窗，如果有燈光閃出，我就立刻奔出去看他們家誰回來了。后來，他們家擠進一家造反派鄰居，全家只好擠在兩間小屋里。由于當時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迫搬離燕南園，到校外的公寓一住就是好幾年。

芮晉洛回憶，從文革開始，我們家就被抄了， 1967年，父親被關進“牛棚”監督勞動，每天干很重的活兒，我見過他扛木頭，很粗的木頭，我都不敢看，逃也似的離去。一次下雨，他放風回家來，媽媽趕緊煎雞蛋，給他拿出他愛吃的酥合子（一種酥皮內有豆沙餡的面點），還沒坐穩沒吃到嘴，外面“牛棚”的看守就追來喊“芮沐快出來。”爸爸趕快跑出去了，我們大喊“戴草帽！”我追出去只看見穿著雨衣的“牛棚看守”，一個騎車帶著一個，我爸爸冒雨跟在車后跑，我哭著追上去送草帽。

芮晉洛說，爸爸被批斗、被關押、受侮辱、受迫害的事情，他從來沒有和我們說過。媽媽親眼看到爸爸被打后大便有血，回他“兇手”是誰？他一言不發。芮沐的學生們也提到那個特殊時代老先生所受的委屈，他總是淡淡地回一句：“不記得了，忘了。”隨后露出“永遠留在大家心間的那個天真、溫和而帥氣的微笑”。

三

一條窄窄的小道穿過草地通向宅門，墻上黑底白字的門牌65號十分醒目。這座西式小樓，掩映在幾棵高聳的古槐樹叢之中，一排柏樹自然地成為院落的圍墻。

1987年春天，芮晉洛和她的丈夫忙碌地幫父母往燕南園65號搬家。此時芮沐、周佩儀夫婦正在國外訪學。在芮晉洛記憶中，這是父親出國訪學時間最長的一次。

自1979年起，七十歲的芮沐重新登上法學國際交流的舞臺。他多次出訪美國以及西歐國家，先后赴美國、英國、荷蘭、德國等國家十幾所著名高校的法學院和學術機構講學。1979年芮沐第一次從美國訪學歸來，即在《法學研究》第五期發表文章《美國和西歐的經濟法及國際經濟法》。這是他復出后第一篇重要的學術文章，較早地、系統地提出經濟法及國際經濟法的一些開創性、原創性的觀點。1980年芮沐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會議上極力主張，應首先在北京大學設立經濟法專業和國際經濟法專業等學科。

中國法律學界公認：芮沐先生最大的學術成就，是他在我國經濟建設新的歷史時期，適應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需要，創建了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學兩門新的法學學科。在芮沐先生的提倡和推動下，北京大學率先設立了經濟法專業和國際經濟法專業，芮沐先生主持編撰了一系列教材，為這兩個新學科奠定了基礎。

1985年8月至1987年3月，芮沐接受美國富布萊特基金會的邀請，以訪問教授的名義在美國紐約大學刑事法律學院和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講授“中國法概要”。就是在這次訪學歸來，芮沐夫婦住進了燕南園65號新家。

芮沐對65號并不陌生。1971年當中國政府以“乒乓外交”啟動中美關系解凍時，成立了一個北京大學“法律系編譯組”，受命翻譯了大批“內部資料”：如 《六次危機》《聯合國與裁軍》《聯合國手冊》（上、下編，增補編）《吉米·卡特》等。據翻譯組成員、法律系教師梁西說：當時進這個編譯組的法律系教師還有王鐵崖、樓邦彥、龔祥瑞、芮沐、趙理海、沈宗靈；另外有來自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室的，具體為謝冰心先生。

梁西老師清楚地記得：辦公室就設在燕南園65號的一個大房間里，面積約16平方米，七個人每人一個書桌。芮先生當時已靠邊站，不是法律系副系主任了，他每天都從61號走到65號，開始緊鑼密鼓的工作。梁老師說，芮先生在編譯組里公認外語最好——懂多國外語。

芮晉洛說，根據梁西先生的回憶，“北大法律系編譯組”的辦公地點正是65號一層最大的房間，也就是后來他們家的客廳。

芮沐喜歡燕南園的自然生態環境，女兒芮晉洛又陸續在院子里種了香椿樹，移栽了成排的玉簪和萱草，開起花來，一白一黃，清幽雅致。她還特意在門前種了三株芍藥。

1988年7月芮沐度過了80歲生日，此后又帶了11屆博士生。燕南園65號芮沐的書房成了課堂，幾乎被學生們踏破了門檻。芮晉洛說：爸爸每周都請學生們到家里來談話、研討問題、指導論文。

據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東進描述：偌大的書房里，除了先生那并不寬大的桌椅與一個供訪客用的老舊單人沙發之外，幾乎沒有立足之處。款式不一的書架遮擋住了所有的墻面，讓人看不出墻的模樣，書架上和地上擺滿了各種書籍和報刊。寫字臺上總是擺放著先生寫作的稿紙、翻開的書籍和先生用來閱讀的放大鏡、紅鉛筆。

楊國華（現任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曾任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副司長），那一年芮沐先生只收了他一個博士生。他回憶：我在校兩年時間里，每個星期四下午都要到先生家里去，和師兄師姐一道，聆聽先生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見解。

每次見面，楊國華都要匯報閱讀Legal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一書的體會。這是先生指定的必讀書目，厚達1500頁，全面介紹了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共體、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組織的歷史與功能，還深入論述了美國貿易法。可以說，當今世界的經濟秩序，主要就是這些內容。有一次這本書的作者John Jackson教授和芮沐先生在北大見面，楊國華說：看著中美兩位國際經濟法的大學者親切交談，真有見證歷史的神圣感。

曾任北大法學院院長、北大常務副校長的吳志攀教授， 1982年從北大法律系本科畢業之后，跟隨芮沐先生，用六年時間讀了碩士、博士兩個學位。他回憶一件往事：讀博士時，先生已經搬回燕南園65號住，不知道怎么打聽出他住在學生宿舍31樓，有時一大早，先生就拄著手杖，登上三層，找到他宿舍來了。面對先生突然“查房”，他垂手站立，等著“訓話”，都忘記給先生讓座和倒水了。

吳志攀教授多次講述芮沐的育人之道：“先生一直告誡學生‘不要與別人爭論，有時間就自己做自己的學問’。他不贊成學生寫與別人商榷的文章，他說，如果要做學問，就自己做，老老實實做，和人家商榷什么？”

“先生教導我們‘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釋文章’。先生精通英、法、德、俄幾門外語，還通曉拉丁文。‘語言能夠翻譯，但文化不容易翻譯。’原文用的是什么詞？上下文是怎么寫的？細微處見差別，也見水平。這是先生要求學生看原文的目的。”

“先生的學風，最強調實用。學問要經世致用，空談沒用。先生經常對學生說，‘研究問題，要聯系實際’，先生還說‘不要空洞地就概念而研究概念’。”

吳志攀深情的回憶：先生做事情決不張揚，他就是悄悄地做，把他的學生一個一個送到美國、歐洲、香港去學習，指揮弟子們分別研究國際經濟法的十幾個領域，并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寫論文、做研究。芮先生從來沒有標榜過什么“學派”，但我們這么大一個學科，就在他的手上完成了奠基的工作。我們這些學生的風格，無不受到他的影響，我們的路，都是他給鋪好的。

為寫芮沐先生，我翻閱了不少創建國際經濟法學科時的論證材料，其中有一個情節很觸動我，應該記錄下來：法律界對此法的主體是有爭論的。大多數意見認為國際經濟法僅是調整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法律，而將其劃歸為國際公法的一個組成部分。芮沐先生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國際經濟法的主體不應該僅局限于國家之間，或者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還應該包括跨國企業之間商務活動的內容，從而大大擴展了國際經濟法的適用范圍，使國際經濟法能夠直接為企業服務。

他還特別強調研究國際經濟法的實踐性。1989年，芮沐表示：“國際經濟法是以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實際問題為其研究對象。我國同外國發生經濟關系的主要方面必然是我方。在處理國際經濟法的問題時，則應該國際法和國內法并重，但立足在國內法。從這一點來說，國際經濟法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與我們國家發生關系的那一部分，應該由我國自己來立法，這一部分立法就是涉外經濟法。研究國際經濟法，是為了在當前國際關系中，排除現存在國際經濟秩序給國際經濟關系帶來的障礙，爭取在國際建立有利于第三世界民族經濟的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關系，也是更好地為我國經濟改革、開放服務。”

芮沐先生的雄才大略、遠見卓識，被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所印證。

四

在燕南園二代的眼里，芮沐伯伯是位可親近的老人，尤其芮晉洛的發小周如蘋，在自己的父親周培源1993年去世之后，就把芮沐先生視為親父了。她說：“芮老伯一家給了我太多的安慰。”

芮沐在家中

周如蘋小時就知道芮伯伯是研究法律的大律師：“雖然不懂律師的含義，那時中國律師也不多，只知道律師是幫人打架的。可是看芮伯伯一點兒也不強悍，總是笑嘻嘻的，說話非常幽默，經常問這問那，不像我爸爸，對我的朋友只是打個招呼就只干自己的事。我曾向芮伯伯抱怨，他說：你爸爸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工作繁忙，哪有那么多時間跟你們小孩子啰嗦。”

周培源家1981年搬出了燕南園，但每逢過年或芮沐生日，周如蘋一定會上門，送花、送蛋糕。她說：幾乎每次到芮老伯家，都見他在奮筆疾書撰寫教科書，他告訴我：“因為我們沒有這個專業，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得抓緊時間。。。那時他已經是80多歲的老人了。近年來，芮伯伯年紀大了，多虧有晉洛和丈夫良才照顧，芮伯母侍奉在邊，晚年的芮伯伯是幸福的，加上芮伯伯一生風趣，心態平和，所以能有103歲的長壽。

到1980年芮沐先生的兒女已經先后調回北京。1986年兒子芮太初赴美讀書，1987年在國家專利局工作的女兒芮晉洛，帶著兒子搬至燕南園65號的頂樓住，一直陪在父母身邊，盡心照顧他們的晚年生活，直到送走兩位老人。

“我媽媽對爸爸最大的抱怨：嫌他對學生比對自己的子女要認真、盡心得多。”芮晉洛回想父親對自己最大的要求，談的最多的是：爭取入黨。她說，父親是民盟成員，一直積極爭取入黨，他也一直教育我，一定要積極上進，爭取入團將來入黨，爸爸終于在1978年后如愿了，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但是我高中時“血統論”已經有苗頭了，班里干部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我們入團沒有希望。到了插隊的農村，爸爸在江西干校還在要求我爭取入團，而且他為由于自己的問題，影響了我的政治前途，非常自責。后來我回北京找到系里的負責人，問我父親到底有什么問題、有結論沒有，是否影響我入團，他們給我開了證明，證明沒有發現他有什么政治問題，我才在農村入了團。以后，他多次要求我爭取入黨。我覺得沒有那么容易，從心底認為自己出身不好，有自卑心理，認為只要好好干活不惜力，對得起良心就行。

“我們家老芮”，這是夫人周佩儀對芮沐的稱呼，親昵中帶著幾分自豪。結婚七十余年，兩人相濡以沐，又各自獨立。周佩儀從1950年參加革命工作，供職于當年的外貿部、后來的對外經貿部、現在商務部，直到1990 年退休。退而不休，周佩儀與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投身一項公益事業，義務培訓和輔導“宣武培智學校”的老師。這所學校是專為弱智與自閉癥兒童進行特殊教育的，他們為學校請來有關專家，拉來贊助，添置了電腦等教學設備。芮沐不止一次地夸贊夫人：“她們做的事可偉大了”。

談到芮沐先生的愛好：芮晉洛說：爸爸特別愛吃，比如每年都要吃螃蟹（他是上海人嗎）。媽媽會給他準備下午茶：咖啡、紅茶。晚飯后剛撤了桌上的菜，他就問：還有什么好吃的吃吃？媽媽馬上拿出甜點來（法國派頭嗎）。爸爸最喜歡去中關村茶點部，就是那著名的“福利樓”，當年專為海歸科學家們特設的西點部。

來自周如蘋的回憶更活龍活現：“芮伯伯一家講究吃，他們家的飯菜好吃，我經常吃過飯了還要到他家再大吃，后來知道芮伯伯沒有存款，因為都吃光了。文革中也沒有存款可凍結，芮伯伯關進牛棚只能抽九分錢一包的經濟煙。”到了晚年，周如蘋去看他，對他的稱呼已經是芮老伯。“芮老伯愛吃。每次帶給他的點心或其它愛吃的東西，就像小孩子一樣迫不及待，簡直就是一個老頑童。

芮沐先生更喜歡“新玩意”，永遠保持對新鮮事物的敏感。周如蘋說：芮老伯追求時尚，對新的電子產品特別關注，一點兒不像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可以用僅有的稿酬買一臺最新款的電視機。當得知我買了一臺SONY的DVD機，特別是我又向他吹了幾句之后，他立即也買回一臺。

芮沐先生像那一代留學歐洲的海歸同樣，終身喜愛古典音樂。他毫不吝惜花在音響更新換代的投資，放在客廳里的組合音響、放在壁爐架上那對從英國親自背回來的音箱，放送著貝多芬、莫扎特的

樂曲，還時不時找來意大利歌劇的唱片聽聽。芮晉洛說：有時候聲音太大了，我媽媽就去關音響，她只會怎么關。

芮沐先生愛書，一輩子愛書。90多歲時，他依然保持著自己上街買書和文具的習慣，好幾次都被學生“偶遇”并“押解”回家，但老先生依然“不悔改”，我行我素。

在海淀圖書城，許多讀者都能在第一時間認出這位老先生。一位常去圖書城的法律系學生回憶說：“我看見芮沐老先生好幾次，他就站在書架前仔細地看書，專注得很。”　芮沐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學國際經濟法研究所主任邵景春回憶：“一次我在北大的書店瀏覽，恰遇芮先生立足于書架前仔細地選書，而那書架上擺放的卻并非法律書籍，而是封面或雅致或清麗的劇本和詩歌等文學作品。”

五

2008年９月８日，芮沐先生百歲華誕暨學術思想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

芮沐先生坐在輪椅上，北京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吳志攀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兩人將他抬上主席臺，輪椅邊相隨著同樣白發蒼蒼的芮沐夫人。

如雷的掌聲，滿場起立的來賓。不同尋常的是，前兩排站立向芮沐先生致敬的來賓，也都是一些白發蒼蒼的老人：陳光中、程信和、沈四寶、郭壽康、徐鶴皋、肖志明等，這些位于當今中國法學界塔尖的人物，都是芮沐先生的親傳弟子，他們的名字，使祝壽與研討會熠熠生輝。

芮沐先生留下的墨寶很少。這幅最珍貴：

他引用東漢荀悅的一段話：

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

他對這“四不”補充說明：

“這是做人的金玉良言，也是做學問的樸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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