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動癥到底存不存在？爭論了一個世紀，社交媒體自我診斷泛濫成災

哈嘍，大家好，今天小墨這篇評論，主要來分析多動癥（ADHD）到底是不是一種真實的疾病，這個爭論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

當一個孩子在課堂上坐不住、總是打斷老師說話、作業經常忘記做時，家長和老師面臨一個難題：這是正常的個體差異，還是需要看醫生的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

這個問題在社交媒體時代變得更復雜了。TikTok和Instagram上到處都是自我診斷ADHD的內容，美國成年人中聲稱被診斷為ADHD的人數從2020年的430萬激增至2023年的960萬。

同時，興奮劑藥物短缺、診斷門診預約排期數月、保險公司拒絕報銷等現實問題又讓真正需要幫助的患者陷入困境。

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在其龐大的理論體系中幾乎從未提及ADHD樣癥狀。他詳細描述了強迫癥患者的儀式行為、癔癥患者的軀體轉化、分裂型人格的幻想世界，卻對那些無法靜坐、注意力渙散、沖動行事的個體視而不見。

這種理論上的缺席延續了近一個世紀，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心理治療師的認知框架。

許多接受傳統精神分析訓練的臨床醫生傾向于將ADHD癥狀解讀為焦慮的防御機制、未解決的童年創傷或自戀型人格的變體，不是獨立的神經發育障礙。這種觀念直到神經影像學技術的出現才開始松動。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顯示，ADHD患者的前額葉皮層、紋狀體和小腦等區域存在結構性差異。這些腦區負責執行控制、獎賞處理和運動協調，其體積減小或連接異常與注意力缺陷和沖動行為高度相關。

遺傳學研究進一步證實，ADHD的遺傳率高達75%，與精神分裂癥和自閉癥相當。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轉運體基因的變異被反復證明與ADHD風險相關。

生物學證據的積累并沒有平息爭議，反而引發了新的問題。腦成像研究揭示的差異是群體層面的統計學結果，無法用于個體診斷。

一個ADHD患者的大腦掃描可能完全正常，一個從未出現癥狀的人可能顯示典型的ADHD腦結構特征。這種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鴻溝，讓ADHD的生物學基礎看起來既真實又模糊。

DSM-5將ADHD定義為神經發育障礙，要求癥狀在12歲前出現、持續至少6個月、在兩個以上場景中顯著影響功能，且無法用其他精神疾病更好解釋。

實際操作中，這些標準面臨諸多挑戰。注意力不集中既是ADHD的核心癥狀，也是焦慮癥、抑郁癥、創傷后應激障礙的常見表現。情緒調節困難可能源于ADHD的沖動性，也可能反映邊緣型人格障礙的核心病理。

挪威研究人員布雷維克及其團隊使用溫德猶他評定量表對臨床診斷的ADHD成人患者和對照組進行比較，發現兩組得分分布存在顯著重疊區域。

這意味著部分被診斷為ADHD的患者得分低于部分未診斷者，部分未診斷者的癥狀嚴重程度超過了部分ADHD患者。這種現象暴露了當前診斷體系的根本性困境：我們究竟是在識別一個清晰界定的疾病實體，還是在人為切割一條連續的特質光譜？

近期研究顯示，約48%的ADHD兒童從未獲得正式診斷，假陰性問題與假陽性問題同樣嚴重。女性、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更容易被漏診，因為他們的癥狀表現往往不符合典型的"課堂搗蛋鬼"刻板印象。

成年女性的ADHD常表現為內化癥狀，慢性的自我懷疑、情緒波動和組織困難，不是外顯的多動，導致她們被誤診為焦慮癥或情緒障礙長達數十年。

TikTok上帶有ADHD標簽的視頻累計播放量超過數百億次，無數用戶在評論區留言"這就是我"。這種現象引發了兩極化的反應。

批評者認為社交媒體制造了ADHD流行病，讓年輕人將正常的情緒波動、拖延習慣和數字時代的注意力碎片化誤認為精神疾病，尋求診斷成為獲取身份認同和群體歸屬的捷徑。

支持者則指出，幾十年來被醫療系統忽視的女性和成年人終于找到了理解自身困境的語言，社交媒體提高了公眾認知，幫助真正的患者跨越污名化障礙尋求治療。

英國全科醫師雜志最近發表的評論指出，將討論框架限定于"過度診斷"本身就是誤導性的，真正的問題在于診斷質量參差不齊和支持資源嚴重不足。

許多在社交媒體上自我認同為ADHD的年輕人確實經歷著真實的痛苦，學業失敗、職業受挫、關系破裂，無論這些癥狀的神經生物學基礎如何，他們都需要幫助。

更復雜的情況是，ADHD癥狀的嚴重程度受環境因素顯著影響。一個在傳統辦公室掙扎的人可能在創業環境中如魚得水，一個無法完成家庭作業的學生可能在電子游戲中展現超凡的專注力。

DSM-5承認ADHD可以處于"部分緩解"狀態，本質上是承認癥狀的情境依賴性。

當前的神經科學證據支持一個更微妙的圖景：存在一個具有可識別生物學特征的ADHD核心群體，ADHD樣癥狀的表現遠比這個核心群體廣泛，受遺傳、發育、心理和社會因素的復雜交互影響。

更有價值的問題是：哪些個體能從ADHD診斷和治療中真正獲益？如何在避免過度醫療化的同時，確保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不被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