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守護面臨挑戰：如何看待《長征》手稿權屬之爭？

當南京博物院文物處置爭議的塵埃尚未落定，另一樁牽動人心的文物糾紛再度引發輿論聚焦——毛主席警衛員李銀橋的后人一紙訴狀，將林家告上法庭，只為追回那幅承載著紅色記憶與私人情誼、估值數億的《七律·長征》手稿。數十年前的一次善意借閱，如今演變為真偽難辨的羅生門，北京市文物局的介入鑒定，不僅關乎一件文物的歸屬，更叩問著文物管理的底線與歷史誠信的重量。

這起糾紛的根源，始于一段跨越世紀的往事。1962年，陪伴毛主席15年的警衛員李銀橋赴天津任職，分別之際，毛主席親贈一幅手書《七律·長征》作為紀念。這幅墨寶行草縱橫、氣韻生動，更因最初漏寫"索"字后由主席補題的細節，成為兼具藝術價值與歷史意義的珍貴遺存。然而，這份沉甸甸的饋贈在李銀橋到任后，被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的林鐵以鑒賞為由借走。彼時的口頭約定言猶在耳，林鐵承諾妥善保管并通過省報刊載讓公眾共賞，可這份承諾終究未能兌現。

特殊年代的風波中，林鐵家中遭抄，手稿原件自此下落不明。盡管毛主席得知后曾囑托工作人員過問歸還事宜，甚至批注要求"立即歸還原件，如有損毀追責"，但終因局勢變遷不了了之。此后數十年間，李銀橋家人多次溝通追索，僅收回報紙刊載件的復印件，原件的蹤跡始終成謎。李銀橋直至2009年病重離世，仍對這幅手稿念念不忘，成為終身遺憾。2023年，李銀橋的孫子李卓翻出泛黃的日記、往來信札及1978年《借閱毛主席手書情況的說明》等關鍵證據，這份明確記載"原件因抄家遺失"的書面材料，讓沉寂多年的糾紛再度浮出水面。

如今雙方對簿公堂，核心矛盾直指"調包疑云"：當年借出的真跡，是否在歸還環節被悄然替換？林家后人對借閱事實態度模糊，而李家人手握完整的證據鏈條，堅持追索并非為巨額估值，而是為祖父完成遺愿，為歷史真相落錨。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文物局2025年剛重申"重要革命文物不得擅自交易"的規定，此案恰成為檢驗這一要求落地成效的試金石。作為承載革命歷史的珍貴遺存，毛主席手書存世量稀少，這幅帶補字、有背題的《長征》手稿，其價值早已超越物質本身，成為不可再生的紅色文化資源。

此案的發生，與此前南京博物院引發爭議的文物處置事件，共同指向了文物管理的核心命題。無論是公立機構對捐贈文物的鑒定調劑，還是私人之間的文物借閱保管，一旦脫離了嚴謹的流程規范與敬畏之心，便可能導致文物權益受損、歷史記憶失真。重要革命文物作為"活的歷史教材"，其保護管理不僅關乎個體權益，更涉及公共文化利益的守護。國家文物局近年來持續推進文物保護法實施，強調抗戰文物等革命遺存的系統保護與規范管理，可現實中的糾紛仍在提醒我們：文物保護不能僅停留在政策層面，更需要落實到每一次交接、每一次保管、每一次追索的細節中。

當紅色文物成為私人恩怨的焦點，我們更應看到其背后的公器屬性。若調查最終坐實調包行為，這絕非簡單的民事糾紛，而是對紅色記憶的公然褻瀆與對歷史文物的非法侵占；即便原件確系遺失，出借方未履行妥善保管義務、后續未采取有效補救措施的責任，也理應依法理清。文物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精神的載體，對文物的漠視，本質上是對歷史的不恭。

從南博的文物鑒定爭議到《長征》手稿的權屬之爭，接連發生的文物糾紛不斷敲響警鐘：文物保護沒有"真空地帶"，無論是公立機構還是私人主體，都肩負著守護文化根脈的責任。期待北京市文物局的專業鑒定能還原真相，讓珍貴文物得到應有的保護與尊重。更希望這些爭議能推動文物管理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讓每一件文物都能在規范的制度框架下被妥善守護，讓歷史記憶不被辜負，讓文明傳承不留遺憾——這既是對先輩的告慰，也是對未來的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