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程子華家中遇訪客：你是長征抬我的營長，證明我寫

1978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民政部部長程子華家的門鈴響了。

開門一看，站著一位滿臉滄桑的河南老農，手里捏著幾張發黃的舊紙片。

老人說自己當年是紅軍，可村里沒人信，檔案也查不到記錄。

程子華盯著這張陌生又熟悉的臉看了好一會兒，突然緊緊握住老人的手："你是當年抬我擔架的三營長？"

這一握，握出了44年前那段生死與共的長征歲月，也握出了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那些在歷史縫隙中沉默了幾十年的無名英雄，他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存在？

河南農村的秋收剛結束，這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做了個大膽的決定。

他從箱底翻出壓了多年的幾張紙——一張褪色的證件、幾份看不清字跡的證明材料，揣進懷里就往北京趕。

老伴攔都攔不住，村里人更是紛紛搖頭，覺得他這是犯糊涂了。

老人心里憋著一股勁。

這些年國家開始落實政策，村里好幾個人都拿到了老紅軍的待遇，可他去申報時卻到處碰壁。

大隊干部看著他那幾張破紙片，直擺手："你這證明材料太簡陋了，檔案里又查不到名字，誰能證明你真當過紅軍？"

有人甚至當面說他吹牛，說一個種了一輩子地的農民能是什么紅軍。

這話讓老人心里堵得慌。

他不是愛顯擺的人，這么多年從來不跟人提當年的事。

要不是為了落實政策，他可能一輩子都不會開這個口。

可既然開了口，就得有個說法。

他想起當年那個雙手負傷的軍長，如今應該還在北京工作，或許只有他能證明自己的身份。

程子華聽說有個河南老鄉來訪，本來準備客氣打發。

這些年找他辦事的人太多了，他雖然愿意幫忙，但也得看情況。

可當他看到那個站在門口的老人，整個人愣住了。

老人的臉上刻滿了皺紋，手上全是老繭，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衣裳，看起來就是個普通農民。

程子華的目光在老人臉上停留了很久，那雙眼睛、那個鼻梁、那張嘴的輪廓，都在記憶深處慢慢浮現。

他突然想起1934年12月那個寒冷的冬天，想起庾家河戰斗后自己躺在擔架上奄奄一息的場景，想起那個一路護送自己的年輕營長。

"你是......三營長？"

程子華的聲音有些顫抖。

老人的眼圈一下子就紅了，使勁點頭。

兩個老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誰也沒有先松開。

那一刻，44年的時光仿佛不存在了，他們又回到了那條漫長的征途上。

程子華請老人坐下，給他倒了茶水，然后慢慢講起那段往事。

1934年11月，紅25軍從河南何家沖出發長征。

程子華帶著部隊一路轉戰，部隊在庾家河和敵人遭遇，打得非常激烈。

那場仗程子華記得清清楚楚。

子彈像雨點一樣密集，他指揮部隊沖鋒時，突然感覺雙手一麻，鮮血順著手腕往下流。

兩顆子彈幾乎同時擊中了他的雙手，當場就失去了知覺。

戰士們把他從陣地上抬下來時，他已經因為失血過多陷入昏迷。

部隊的軍醫條件有限，只能簡單包扎止血。

傷勢太重了，雙手的骨頭都被打碎了，根本沒辦法做手術。

大家都以為這位年輕的軍長恐怕熬不過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三營長站出來說："我來護送軍長，就算抬著也要把軍長抬到陜北去！"

從那天起，三營長帶著幾個戰士用門板做成簡易擔架，開始了漫長的護送之路。

那時候紅軍在長征途中，每天都要行軍幾十里，還要隨時準備打仗。

抬著一個重傷員行軍有多困難，外人根本想象不到。

山路崎嶇，擔架顛簸得厲害，程子華疼得幾次昏過去。

三營長就讓戰士們走得慢一點、穩一點，寧可落后也要保證軍長的安全。

夜里宿營，三營長總是守在程子華身邊，給他換藥、喂水、擦汗。

程子華發高燒時，三營長用冷水不停地給他擦身體降溫。

傷口感染化膿了，三營長就想辦法找草藥清洗。

有時候部隊斷糧，戰士們餓著肚子行軍，三營長還要想辦法給程子華弄點吃的，哪怕是一碗野菜湯也好。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三個多月。

1935年春天，部隊終于走出了最艱難的階段。

程子華的傷雖然保住了命，但雙手落下了終身殘疾，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靈活運動。

每次看到自己這雙手，他就會想起那段被人抬著走過的漫長征途，想起三營長和戰士們的恩情。

老人聽著程子華的講述，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說自己后來因為傷病留在了地方，輾轉回到河南老家種地。

這些年從來不敢提自己當過紅軍的事，怕給家人招來麻煩。

直到改革開放了，政策寬松了，才想著去申報一下，沒想到卻四處碰壁。

程子華聽完立刻說："這個證明我寫，你的身份我來證明！"

他讓秘書拿來紙筆，親手寫了一封詳細的證明信。

信里寫明了老人的名字、當時的職務、參加過的戰斗，特別詳細地描述了1934年12月到1935年春天這段時間里，三營長護送自己的經歷。

每一個細節都寫得清清楚楚，時間、地點、事件都有據可查。

寫完后，程子華還專門在信上蓋了民政部的公章。

他對老人說："你拿著這封信回去，誰要是還不相信，就讓他們來找我！"

老人接過這封信，手抖得厲害，不知道說什么好。

程子華卻沒有讓老人馬上離開。

他說："你大老遠來一趟北京不容易，這些年咱們也沒見過面，就在這兒住幾天吧。我帶你在北京城里轉轉。"

老人推辭說不好意思麻煩部長，程子華擺擺手："什么部長不部長的，咱們是過命的交情，你住在這兒是應該的。"

接下來的五天，程子華推掉了一些不重要的會議和活動，專門陪著老人在北京游覽。

他們去了天安門、故宮、長城，這些老人以前只在報紙上看到過的地方。

程子華一路給他講解，介紹新中國的建設成就，講這些年國家的變化。

老人看著雄偉的天安門城樓，想起當年長征時大家說要去延安建立根據地，要推翻舊中國。

現在站在新中國的首都，看著寬闊的長安街、高大的建筑物，心里百感交集。

他對程子華說："當年咱們抬著擔架行軍時，做夢也沒想到能有今天這個局面。"

程子華點點頭："是啊，那時候天天打仗，天天挨餓，能活下來都不容易，更不敢想還能有今天。你看現在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強多了。"

他指著街上來來往往的人群、繁華的商店，說這就是當年大家流血犧牲想要的生活。

晚上，程子華留老人在家里吃飯。

飯桌上沒什么山珍海味，就是普通的家常菜，兩個老人邊吃邊聊，說起當年部隊里的那些戰友。

有的人犧牲在長征路上，有的人建國后繼續工作，還有不少人像這位三營長一樣回到了農村，過著平凡的生活。

程子華感慨地說："你們這些留在地方的老同志，其實是最不容易的。部隊里的人有組織照顧，有檔案記錄，可你們回到農村，默默無聞地種了幾十年地，從來不給組織添麻煩。現在國家有條件了，就應該把你們找出來，給你們應有的待遇。"

送走老人的那天，程子華又給他包了些路費，還專門寫了封信讓他帶給河南省民政廳的負責人，要求務必認真核實并落實老人的待遇。

老人千恩萬謝地離開了北京，回到河南后，他的紅軍身份很快就得到了確認，享受到了相應的待遇。

這件事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很多人這才相信，這個普通的老農民真的是當年的紅軍戰士。

村里人對他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不再說他吹牛，而是尊敬地稱他為老紅軍。

程子華聽說老人的問題解決了，心里很高興。

作為民政部部長，他一直在推動落實老紅軍、老戰士的政策。

他知道像三營長這樣的人還有很多，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和平時期默默奉獻，現在老了，國家應該照顧好他們。

這件事對程子華來說，不僅僅是幫助一個老戰友。

他借此機會向各地民政部門發出指示，要求認真核查那些申報身份有困難的老紅軍、老戰士，不能因為檔案不全就一概否定。

對于那些確實參加過革命的人，即使證明材料不夠完善，也要想辦法核實他們的身份，不能讓英雄寒心。

程子華的這個態度，幫助很多像三營長一樣的老戰士解決了身份認定的問題。

他們有的在偏遠山區，有的在農村務農，有的甚至連字都不識幾個，但他們都是真真正正參加過革命、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過貢獻的人。

這些人不應該被遺忘，更不應該因為各種原因而得不到應有的待遇。

三營長的故事讓人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么多年他從來不提自己當過紅軍？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很多參加過革命的人選擇了沉默。

有的是怕給家人帶來麻煩，有的是覺得自己做的不算什么，還有的單純就是不愿意炫耀過去。

三營長屬于后面兩種。

他覺得自己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情，抬擔架護送軍長是戰士的本分，沒什么值得夸耀的。

戰爭結束后，他因為傷病留在地方，組織上給了他兩個選擇：要么繼續留在部隊養傷，要么回老家休養。

他想著部隊條件艱苦，自己這個傷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好，不如回家種地，還能減輕組織負擔。

回到農村后，他就是一個普通農民，該種地種地，該交公糧交公糧。

土改時分到了地，合作化時加入了社，人民公社時當過隊長。

但他從不在人前提自己當過紅軍，和鄉親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自己的過去深深埋在心底。

這樣的人在中國農村不知道有多少。

他們曾經扛著槍打過仗，流過血負過傷，為革命勝利作出了貢獻。

但和平年代到來后，他們脫下軍裝，回到田間地頭，重新拿起鋤頭鐮刀，把自己變回一個普通百姓。

他們不求名不求利，只求能安安穩穩過日子。

如果不是改革開放后國家開始落實政策，如果不是有人告訴他可以申報待遇，三營長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想起要去證明自己的身份。

對他來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現在能吃飽穿暖就夠了。

但既然國家要落實政策，那也應該拿出來說說，不為別的，就為了給后人一個交代，讓他們知道這段歷史。

程子華和三營長的重逢，是個人情誼的延續，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那些年默默無聞的老紅軍、老戰士太多了，他們把青春獻給革命，把余生獻給建設，從不求回報。

1978年的那個秋天，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來，國家開始重視這些為革命作出貢獻的老同志，盡力讓他們得到應有的尊重和照顧。

這不僅是對個人的關懷，更是對那段歷史的尊重。

那扇門打開后，更多沉默的英雄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他們的故事值得被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