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歲的白居易途經李白之墓，眼含熱淚寫下一首悼亡詩，字字動情！

公元772年，黃河邊上，一個叫白居易的孩子呱呱墜地，可這世道，哪有心思過太平日子。

那會兒，邊上的藩鎮就像一群餓狼，整天打打殺殺，老百姓的日子就像風中搖曳的草，不知道哪天就吹倒了。

白家嘛，算是個普通讀書人的家庭，不是啥大富大貴，但也比普通老百姓強點。

可就是這樣，這小小的安寧，也被戰火攪得雞犬不寧。

這孩子，兩歲時候，爺爺就沒了，在逃難的路上走的。

朝廷給了些補償，老爹白季庚也因此升了個小官，但外面打仗的事兒，誰說得準？

老爹在徐州盡忠職守，被提拔了，但這意味著家要分開了。

白居易才十歲，就跟著娘親被送去宿州躲，哪知道宿州也不太平，一家人只能一路往南，搬到了越中。

你想想，這么小的孩子，整天在外面跑，哪有心思讀書？

別人家的孩子這時候可能在背《三字經》，他卻在躲炮彈。

這種切膚之痛，就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心里，讓他懂了老百姓的苦，也讓他一心想著要太平。

為了補上落下的功課，這孩子是拼了命地學，學到嘴巴都起泡，寫字寫到手上起了繭子，愁得年紀輕輕頭發就白了。

這不就是為了讓日子好過點，他能不下功夫嗎？

“當官就得說人話，寫文章就得管用！”

總算，老天爺看他可憐，或者說，是科舉這根“獨木橋”，給了他一條出路。

在南方，日子稍微安穩了點，白居易終于能靜下心來讀書。

他當時那個用功勁兒，真是了不得，前面說了，他為了學問，把自己愁得頭發都白了，這份“肉眼可見”的努力，總算沒白費。

他考上了，還認識了一個哥們兒，叫元稹，后來倆人名氣都大了，人稱“元白”。

考上之后，白居易當了個校書郎，翰林學士，反正都是寫寫畫畫的活兒，但他的才華，唐憲宗看在眼里。

皇帝就給他升了官，讓他去當左拾遺。

這官兒，聽著就挺牛，意思就是，你得站在皇帝旁邊，告訴他哪兒做得不對。

白居易這人，就覺得，當官的，就得給皇帝出主意，指出皇帝的毛病，把國家治理好，不能光是自己吃香喝辣。

他懂，這國家的事兒，不是一個人就能搞定的，得靠大家一起使勁。

所以，他就弄了個“新樂府運動”。

他說，咱寫詩，不能光是風花雪月，得學學古時候的樂府詩，直接說事兒，揭露老百姓的苦，就連皇帝錯了，也得指出來。

他自己就這么干，寫了好多詩，像《賣炭翁》、《琵琶行》這些，就是想讓朝廷知道，老百姓日子不好過。

他這叫“補察時政”，就是給朝廷當個“參謀”，想讓日子過得好點。

可你老是跟皇帝“對著干”，就算皇帝器重你，有時候也覺得挺煩的。

“怎么就惹著事兒了？

這日子沒法過了！”

白居易這人，心腸好，說話也直，這事兒按理說挺好，可也得罪人。

公元815年，那時候有個宰相叫武元衡，他提議要削減那些不聽話的藩鎮的權力，結果被人給殺了。

白居易小時候經歷過戰亂，他最清楚這些藩鎮鬧騰的危害，所以就在朝堂上大聲嚷嚷，要嚴辦兇手。

結果，這一下就炸了鍋。

有人抓住他這個“把柄”，說他“越職言事”，就是沒他份的事兒，他也瞎摻和。

更狠的是，有人把他說過的一些關于母親的詩翻出來，故意扭曲意思，說他對長輩不孝。

這一下子，就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最后，他被發配去了江州，當了個小小的司馬，從長安這種大城市，去了個偏遠的地方。

你說這事兒，咋說呢？

感覺唐憲宗當時也挺為難。

白居易這“新樂府運動”，把社會上一些不正經的事兒都給抖摟出來了，把一些當大官的，還有那些不老實的藩鎮，都得罪了個遍。

這些人本來就覺得他礙事，礙于他在皇帝身邊，也不敢怎么著。

武元衡這一死，那些藩鎮就更放肆了，朝廷呢，也怕白居易在長安會成為下一個目標，就把他弄走，算是“息事寧人”吧，其實就是一種無奈的妥協。

在去江州的路上，白居易路過李白墓地，看著那荒涼的墳頭，他心里滋味復雜。

他寫了首詩，里面有句“可憐荒壟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

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p>

這話，與其說是悼念李白，不如說是他自己在說自己。

他和李白一樣，都是有才華的人，卻都過得不順，都算是“淪落”了。

那時候的白居易，是不是覺得，自己當初那股勁兒，被現實磨平了？

被發配到江州，他好像開始更關注自己的日子，而不是整天想著“補察時政”了。

也許，這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硬碰硬的現實面前，給自己留條后路吧。

白居易的故事，就說明白了，在那個年代，一個真心想做點事兒的讀書人，就算有本事，有想法，也逃不過政治的漩渦，也受制于現實的模樣。

那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權力面前，有時候顯得那么沒勁。

但他這股不服輸的勁兒，他寫詩為老百姓喊話，為公平正義發聲，這些東西，流傳到現在，還是能讓咱們覺得，這人，真是不一般。

他當年的“落魄”，也正好說明了那個時代的復雜和無奈，也讓他這人，在中國文壇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那會兒，他被貶到江州，后來又去了其他地方，雖然官職不高，但日子也算平穩。

他繼續寫詩，寫了很多關于生活、關于山水、關于朋友的詩，比如《賦得古原草送別》，還有著名的《長恨歌》、《賣炭翁》。

這些詩，很多都是他到了地方上，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一點點寫出來的。

你說，這算是他理想的某種變形嗎？

他沒法直接“補察時政”了，就用另一種方式，把老百姓的生活，把社會的某些角落，給記錄下來，讓后人知道。

他晚年甚至還在修筑自己的墓地，留下一句“長眠不覺酒店中，猶恐詩句誤人世”，也是一種看淡一切的灑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