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太原 | 歷史研究材料的閱讀與詮釋

作者張太原，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近代中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從各個層面和各種角度重新發現和詮釋近代中國，成為治近代史者一個普遍追求的目標。然而，如何走進蘊含著多重世界的近代中國，即使對于專業治史者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當今，“創新”是各領域發展使用頻率極高的一個用詞。具體到近代史研究領域，似乎有些被濫用。看看各種課題的論證、研究生們的開題報告、各類研究綜述和一些史學作品的聲明，便知此說并非虛言。然而，“創新”不在于是否列出個一二三，而要看在“溫故”“知舊”的基礎上怎樣地出新。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治學必先因而后創，能夠將前賢已知承接下來，才有可能發展創新”。或者“不必號稱創新發現，而學問可以日益精進”。而史學研究的真正創新或“精進”，往往體現在史料的選取與詮釋兩個方面。陳寅恪就曾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從“新材料”可以發現“新問題”，由“新問題”意識也可以發現“新材料”。而此等功力，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 讀書與治學

讀書治學對于任何學者來說，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但是，在當今學術界，二者的分離似乎成為普遍現象：只重寫書，不重讀書；從追求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發，懸問題而覓材料。在此情形之下，成果越多，去歷史事實愈遠，只見被“創造”的歷史，或者造成眾多的歷史的煙幕，而歷史的本事和本相卻千呼萬喚不出來。有鑒于此，有學者大聲疾呼，治學的首要在于讀書，讀完書再做學問，乃是大道正途。

作為治近代史者，需要讀什么書呢？有學者曾指出，不能僅僅局限于近代文獻，還要讀中國古代典籍、外國的典籍和文獻，幾乎要包含人類有史以來的所有書籍。這怎能讀得完呢？為此，必須善用讀書之法，特別是要“分別主次輕重，有選擇地著重閱讀原創性的經典”。各種學問均有基本典籍，熟讀大書，又知淵源流變，即可執簡御繁。“中國歷代典籍種類卷帙之多，在世界之林或可稱最”，而“善讀者30歲以后即無書可讀”；“只要熟讀原典，再看其余多數著述，可以如風掃殘云一般席卷而過”。何謂原典呢？固然可根據公認，但主要還靠讀書之人自己的慧眼。之所以如此強調“讀書”，有可能是有感于目前初治史者的急功近利，一味找材料而不讀書：“如今只在教科書層面接受一些常識甚至套話，接著就進入細小的專題研究，不知前人大體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急于創新超越，憑借翻譯介紹的域外義理或講座講壇等耳學零碎，追逐新奇，道聽途說，橫逸斜出。因為不知前人已知，所謂創新，難免無知者無畏。”

這樣一種風氣，似乎始于傅斯年的提倡：“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其字面意思雖然對于一般后學遺患甚巨，但未必是傅斯年的本意。一則傅斯年的語言表述風格常常是故作驚人之語，二則他主要是針對當時“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而言的。在“群說”“盈天下”的境況里，顯然不“吶喊”不足以動人視聽。有人回憶，“傅先生治所之道的一端是新進人員兩年內不許寫研究論文，只能讀書”。可見對于學術新手，傅斯年還是主張先讀書。事過境遷，當只找材料不讀書成為一種風氣后，有學者提倡讀完書再做學問，與當年傅斯年的立意大概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從實際上來講，不是說書讀不完，就絕對不能治學。而是希望把讀書當作一種“治學”的路徑。不讀書，就不能發現材料，也不能辨別材料，更談不上真正的“詮釋”了。

從學術轉型的縱向視野來看，治學只重找材料，固然始于傅斯年，但現時的教育制度、學術評價機制和整個社會風氣，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現代教育體制下很難循著先博而后約的正途大道，無法讀完書再做學問。”為此，一些“讀書的種子”自己應該主動跳出教育弊制的束縛，獨辟蹊徑，向光明處努力！本科階段，就設法掌握讀書的技能，讀懂基本書。當然，讀完書，“很難在學習階段實現”，“應在畢業之后努力設法彌補”。不過，一般人畢業之后，除非不工作或者有應付生計之方，也很難再有彌補讀書的機會。無論是高等學校還是專門學術機構，大多是每年都要求填寫發表成果，加上職稱評定的壓力，有誰愿意長期把時間和精力花在讀書上呢？因此，一些治學者不是不知道讀書的重要性，而是工作環境逼迫所致。曾聞一學術機構的主持者談糾正此弊的辦法：盡量讓有潛力的青年人盡快評上職稱，以使他們解決職稱問題后搞真學問。此話頗值得玩味：難道眾多的高級職稱者前半生搞的都是假學問？話又說回來，達到學術的世俗高位，就能搞真學問或讀書嗎？實際上更是戛戛乎其難。一則迷途難返，習慣了“快出成果”和“多出成果”，大概再也“無法判斷深淺優劣高下”；二則一旦有了一定的資本，他種欲望常常接踵而至。事實上，獲得高級職稱者的學術，輕搖直上者少，每況愈下者眾。所以，治學起步之初，就應潔身自好，“取法乎上”，不為世風所動。

高深學術乃小眾之事。而提倡讀完書再治學，正是針對那些以學術為志業有望成為“大國手”的少數人來說的。“古今中外的書籍數量龐大，一般讀者當然無須盡閱，也無暇博覽，無力通讀，但是對于有志于學者而言，讀完書卻不僅是應有的抱負，也是實現理想的必由之路。讀書必須志向高遠，才能沉潛持久……有志者事竟成，書再多，只要持之以恒地堅持讀下去，總有讀完終卷之日。”當然，這與治史本身的要求有關，“史學面向今天以前的一切，必須絕頂聰明的人下笨功夫，即使天縱奇才，也非經長期訓練積累不能奏功。所以錢穆說讀書要志向遠大，虛懷若谷，否則讀不進，參不透”。尤其是“整體史對于學人的素養要求甚高”，“高品位、寬視野和厚積累的一流人才”方能治之。

目前，廣大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就學術程度而論，大多仍屬于“初學未進”，而要能作為“后學新進”，尤須加強長時間讀書的訓練。一些博士研究生，甚至碩士研究生，在答辯時，常很自謙地說：通過幾年的學習，總算在學術上入了門。其不知這仍是大話。未入門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入錯門，導致終生不知學術為何物。實，無論何種程度、不管出于何種目的的治學者，先讀書無疑是必由之路，至于讀多少或是否讀完，則全憑個人境界和志向而定。否則，面對材料，如何絞盡腦汁，都無濟于事。更有初學者，欲見材料而用之，否則惜嘆做了無用功。實際上，沒有十分的無用功，就難產生一分的有用功。

二 通“世”與閱讀材料的穿透力

固然，治史要坐板凳十年冷，長期積累，厚積而薄發。而天資、頓悟和志向對于治史更重要。天資不可重來，頓悟生于因緣造化，志向則可樹立和提升。而“學人志向，唯以學問爭勝，學問是一輩子而非一陣子的事，著述不能但求博取時名，罔顧傳世”。尤其是治史之人，須具歷史感，“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皆為他日歷史研究的對象，將由后人反復研判，可不戒懼哉！”中國自古就有一種對留史敬畏的傳統，然而，一些學人早已失去了心中的戒律，反而具有路易十五之心態：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因此，陽春白雪，可能和者蓋寡。在浮泛的學風中，能持學術高遠之志向又有多少？

不過，也有相當學者，提倡飛蛾救火的精神，明知不能力挽狂瀾，仍要奮力中流擊水：潛心于“中國史學知識之骨架”的建造，引國際“漢學”入中國學術的“軌則”；致力“改善提升近代中國研究的格局與水準”；“澄清風氣，端正人心”。高深之研究，不在引領一般潮流，而在樹立典范和標桿。學人之志不能僅局限于史學領域的“胸懷天下”，還要面向整個世界：如何“提升在學問藝術方面競逐世界之林的能力”；又要面向未來：以中國獨有文明“為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提供更多選擇的可能性”，或“為世界的多元文化提供別樣性的原創新知”。由學入圣正是千百年來中國讀書人追求的境界和目標。假使一個人沒有天地人世間的關懷，沒有對社會發展的系統思考，沒有對人類更理想生存狀態的“夢想”，甚至連一點點秉持和操守都沒有，大概是很難進入歷史與前人對話的。有多少學子，面對眾多絕好的材料，卻不知從何處下手，大概是與缺乏這樣一種“志向”有關系的。不能通“世”，又安能通“史”？欲對浩瀚的歷史材料進行具有穿透力的閱讀，沒有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思考和關懷，是很難做到的。

有學者曾說：“古今中外可以稱得上‘偉大’兩字的史學家幾乎未有不關懷現實熱愛人生的。”治史不但要傳承民族文化，而且要推動社會進步，“史學畢竟與社會關系密切，擔負著民族性傳承的社會功能，如何協調兩面，既保證學術的高深嚴謹，又能影響作用于社會發展，對于學人而言依然任重道遠。”為此，就必須使高深的學問也能引起普遍的興趣，乃至具有對全社會的吸引力。不過，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嚴肅史學往往藏在深閨人未知，而在社會上大行其道的多是各種各樣的“以史說事”之作。因此，實現匡時救世，“任”不是一般的“重”，“道”也不是一般的“遠”。然而，學界江湖，“作圣”之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小夫下士”，治學不過是獲取其他種種的媒介。樹立學術上的一個大目標，每人完全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不同程度地實現之。也就是說，這樣一種學術路徑作為大道正途，無論什么境界的學人都可從中獲得啟示，可能反而比旁門左道更容易“登堂入室”。當今一些懵懂之中的青年學子，“先天嚴重不足，后天又不得彌補，教學體制所限，聽完照本宣科的講授之后，緊接著就進入專題研究階段，未經放眼讀書的必須過程，做什么即只看什么，難免看朱成碧，甚至指鹿為馬”。若欲改變這種窘境，就應加強“程式化的技藝”訓練：“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長時間不斷重復的基礎性練習可能相當枯燥乏味，卻是培養興趣逐漸變成內行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

如果說讀書還能讀完，而材料則是看不完的，特別是對近代史研究而言。清代以來，文獻大幅度擴張，圖書、檔案、報刊、民間文書口述音像資料等，任何一類，都在歷代文獻總和的百倍以上，何況還有根本無目可查的大量未刊資料。不要說竭澤而漁，連邊際究竟何在也難以捉摸把握。因而，研究者不得不縮小范圍，分段分類進行專門研究，內容日趨精細。然而史料并不按此設列，且用后來觀念解讀前事，難免以偏概全。其次，細分化并不能解決史料邊際無從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題目，要想窮盡史料也難于上青天。于是研究一個題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種程度才可以出手，變得難以拿捏捉摸。在這種困惑之下，只好借助“他山之石”，以形形色色的外來理論和解釋框架調理中國材料。如此之法，猶如將亭臺樓閣拆散，按西洋樣式將原有的磚瓦木石重新組裝，雖也不失為建筑，可是材料本來的相互關系及其作用，已經面目全非，由此產生的意境韻味，更加迥異。

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成了用中國的歷史來證明外來的道理，徒為西方價值的普適性作注腳。然而，到今天，學術領域“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現象仍然方興未艾，美其名曰與國際接軌或對話。歐美的主流學術固然樂見自己的理論方法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其邊緣學科也借由運用這樣的觀念架構研治其他國家的歷史文化，而獲得其主流學術認可的資格，并且憑借西風彌漫的優勢，取得引領各國學術時趨的地位，所犧牲的，恰好是作為檢驗標準的中國文獻的本意和歷史的本事。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就像拿著一個探照燈照過來，只是從他們的理念和感覺出發，看到其能看到的有限范圍，文化之間的差異往往被不自覺地忽略了。對中國學人來講，外國的理論和解釋框架不但要懂，而且要化為自己實際的問題意識，隱藏在具體研究的背后，體現在材料的選取和詮釋上，而不是在前臺指手畫腳。

三 材料詮釋之“見異”與“見同”

晚清以后，所謂新史學，一個鮮明的趨向就是社會科學化。而“治史不宜歸納，只能貫通。相應地史學著重見異，有別于社會科學的主要求同”。為什么不宜歸納呢？因為歸納很容易掩蓋豐富生動的歷史。許多人和事，看似相同，實則千差萬別。有學者指出，近年來海內外好用自由主義指認一批主張自由的知識分子。可是自由主義具體何時進入中國，來源有哪些，有無派別，主張如何，究竟誰可以算作自由主義者，可能還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目前許多研究者所指稱的自由主義者，大都未經自認，有的甚至對自由主義明顯表示過不以為然。多數爭辯者判定自由主義者的依據，是其主張自由，以此為自由主義者的重要定義。殊不知主張自由與自由主義之間，相去何止道里計。依此觀念，則歷史上實在的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都是千人千面，很難一視同仁。“由見異的進程可以把握求同的所以然，而不能用求同的態度將歷史事實削足適履。”這提示了史學研究中應該如何處理群體和個體的關系。特別是在講群體的時候，要注意個體的差異。

按此思路和判斷方法，胡適的自由主義者身份應該沒有問題。早在1926年，他在一封信中說：“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遺跡”。胡適似乎既主張自由，又主張自由主義。到1935年，他的一篇評論文章更明確地指出，“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的態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態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同年底，他在致湯爾和的信中又說，當年陳獨秀被驅出北大，是“北大自由主義者變弱”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在他看來，如果陳獨秀不是喪失了其教授的“地位”，就不會“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而變得“十分左傾”，以致最終走向革命。考之于胡適五四前后的思想言論，似未曾見提倡過什么自由主義，至少罕用自由主義一詞，所以，也就談不上存在一個“北大自由主義者”群體。這說明即使是當事人也很容易用后來的概念指稱前事。對此，研究者應有高度的自覺，探究史事的發生演化進程，還是要盡可能地回到其原生狀態。

實際上，自由主義概念和思想特征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在與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發生關系的過程中逐漸生成的。進入1930年代，胡適作為自由主義者不但完成了自認，而且完成了他認。1931年，中共的宣傳干部彭康指出，“胡適的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立場，我們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他只是‘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我們是階級的意識和斗爭的精神”。正是在自認和他認的基礎上，各種思想交融、碰撞和競爭的進程中，胡適的自由主義者身份逐漸獲得了“公認”。

從“見異”的問題意識出發，被稱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群體當中，“有的甚至有條件地擁護獨裁專制，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身份究竟如何認定，令人疑竇叢生”。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處理和深入探究的問題。其中，“有條件地擁護獨裁專制”的知識分子應該是蔣廷黻、丁文江等人，他們本來與胡適的思想十分接近，并同屬于時人已開始指稱的“獨立評論派”。但是，1933年以后，他們轉而大力提倡新式專制或獨裁。蔣廷黻認為，“西洋的政治和中國的政治截然是兩件事”，越談“西洋的自由主義及代表制度”，“我們的國家就愈亂了，就愈分崩離析了”。所以，他主張中國應該經歷一個“專制”階段，“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小專制”，以“個人的專制來統一中國”。丁文江也主張“放棄民主政治”，“試行新式的獨裁”，“若是國家沒有外患的壓迫，我們可以主張革命，可以主張——如吳景超先生所說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現在這兩種方法都是不能實現的，都是緩不濟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為比較的新式獨裁”。

關于1930年代的民主與獨裁之爭，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從字面出發進行評判，而根據“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閱讀方法，將“主義”還原為歷史事實，則可發現贊成專制獨裁的也各不相同。蔣廷黻的新式專制是有感于蔣介石“專制”不起來，致使分裂活動此起彼伏。他提出的專制目標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迅速完成實際的統一，來大干、快干建設的事業。丁文江的新式獨裁實際上是基于對“國難”的憂慮，而不滿于“舊專制”。他提出的新式獨裁的一個中心內容，是“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即是在國民黨的獨裁之內加上一個“智囊團”，進行“統治設計的工作”。其沒有明說的一個意思是利用國民黨的“專制”，來對付“外敵侵略”。蔣廷黻和丁文江的不同之處，可謂被稱作“自由知識分子”群體中的“異中之異”。然而，歷史的復雜性還不僅限于此，“異”中也有“同”，所謂“新式”專制或獨裁的一個共同點是希望現有的專制能夠吸納“知識階級”參與政權，而當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確實表現出了這樣一種策略或傾向。新式專制或獨裁論調的出現，乃是國民黨政權與精英知識界互動的一種反映。這大體就是還原后的“歷史事實”。

不過，無論是蔣廷黻還是丁文江，并不像有些學者說的“喪失了對自由民主的信念”，而是在基本價值和追求目標上并無什么變化，只是把新式專制和獨裁看作走向“自由主義”的一種過渡方法。蔣廷黻曾明確地表示，“引起辯論的是過渡方法問題。適之先生相信我們不須經過新式的專制。他相信我們現在就能行，就應行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表制度。從理想說來，我以為這種制度比任何專制都好，從事實上看起來，我以為這種制度絕不能行”，“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直到晚年他仍清楚地記得，“我倆的不同點不是原則問題，乃是輕重緩急問題”。由于這樣一種“專制”緣于特定的語境和中國政治生態的改變，因而，有著很大的試探性和不確定性。到1935年，在經歷了對英國的考察之后，蔣廷黻又轉而大贊“自由主義”，“在政治方面，自由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不專制而能統治，不鞭打人民而又能使人民更改習慣”。“等到患難臨頭之日，自由主義國家的國民必能精誠團結起來。因為這種團結是自由的，其力量反而更大”。“我以為自由主義所握有的物質及精神力量不但是在法西斯主義之上，并且在最近二三十年之內也是在共產主義之上”。

這說明研究一個時期的社會群體或史事，還要善于在閱讀材料時“異中見同”。“異”和“同”往往雜揉在一起存于歷史的整體之中。“見異并非僅僅關注具體，反而更加注重整體。”比較好的做法是“在史學的見異與社會科學的求同之間取舍平衡”。后人很容易根據政爭和已知結果，使本來復雜的思想分明對壘，趨于簡單化。研究者應注意除去后來疊加的認識，盡可能展現歷史的本相和全貌。比如，學界大多以漢宋分爭為主線脈絡來理解清代的學術。“實際上，清人大都古今兼治，熔為一爐，很少有純粹的今文家或純粹的古文家。如果沒有康有為的托古改制，經今古文學之爭是否會上升為全局性問題，大可疑問。”因此，要深刻明了“近代學人好以派分條理學術史”的習慣，不但善于“見異”，而且還要善于“見同”。

從近現代思想的既存研究來看，往往以對立、斗爭的眼光審視各種思潮流派，不僅容易夸大不同思潮的差異，而且容易忽略各種思潮之中普遍的意識和認知。激進與保守是被普遍采用的一種范式，當然有其方法論的意義，但是這一模式不能概括所有的思想流派，也很難解釋具體的思想。其實，近代以來，“激進”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真正的“保守”并沒有市場，即使被指保守者，也往往暗藏激進。維新、革命、左傾、斗爭、進步和現代化，這些話語幾乎成為絕對不可動搖的價值，可謂群趨如潮，無論何種力量都有意無意地持之在身或追逐不已，這自然推動近代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但是，不可否認，在一些方面，正是人們出于追求進步的豪情壯舉，卻把歷史推向了與初衷相悖的境地。歷史的實情往往悖于常理，守舊者未必落后，趨新者也并不一定是進步。換個角度，如果超越激進和保守這一模式去平實地考察歷史上的思想派別，就會發現近代中國的思想在眾說紛紜中也有共同的思想資源，也有普遍的為各方所接受的甚至已化為無意識的“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如此視角，似乎可以改變研究思想史條分縷析、劃派標牌的簡單做法。同樣的學說，在此處和彼處，對于不同的人或群體，認同的程度，選取的方面，產生的效力是大相徑庭的。拂去障蔽，回歸本相，則可發現對立中也有“同一”。

以20世紀30年代為例，在國民黨當政的環境中，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學說被視為“洪水猛獸”，甚至見“馬”字即生殺戮之心。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國民黨的主流輿論和思想言說中，卻常常可見馬克思學說之運用或社會主義之討論，比如其掌控下的《民國日報》《文化建設》《人民評論》等所刊文章就有明顯體現。實際上，在當時，馬克思學說作為社會科學之一種被普遍采用。但是，接受或采用馬克思學說的，既可能是左翼學者，也可能是“反動人物”。提倡發展資本主義，卻仍然贊成社會主義；或公然主張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卻不認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張口閉口馬克思，卻極力反對共產黨，這正是國民黨主流輿論界的一種奇特景觀。其中，思想取徑和政治傾向顯然是分裂的。知識、思想、信仰與情感、政治立場、利益考量，對那時的許多人來說，可能是矛盾的統一體。信的未必愛，愛的也未必信。歷史本來就是這樣復雜，像以往那種貼標簽式的研究，不知掩蓋或遺漏了多少歷史的關節和本事。

無論是“見異”，還是“見同”，都是為了利用材料展現真實的歷史。這里所謂的歷史是指“第一歷史”，即歷史本事，客觀存在的歷史。它已經發生，不可能再復原或重演，只是存在于“第二歷史”，即當事人的相關記述和歷史活動留存的痕跡。而研究者根據材料撰寫的歷史，即后來著述，被稱之為第三歷史。

從宏觀的整體的視野來看，在同一問題之下，往往有不同的解決方案及其努力。研究者要在閱讀材料時，細細體味特定時空下不同人對國家和社會的思考，了解歷史曾存在的多種可能性，特別是揭示那些被忽略的又是不可或缺的歷史主體。歷史的演進，就像一部部電影，如果只有主角，沒有配角，情節是無法展開的。同時，從具體和微觀出發，研究者在閱讀史料時，又不要被史事的繁復和紛爭遮蔽了慧眼，要懂得相滅相生的道理，要通曉史事的普遍聯系，特別是不要被那些由當事者過于夸大了的與眾不同和天下獨尊所迷惑。綜而言之，研究者面對負載波云詭譎的歷史的材料，既要善于“同”中“見異”，又要善于“異”中“見同”。當然，異同也有多重，詮釋材料絕不可從一個維度就輕言實相和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