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遷之死：“他們”想把他弄下去

1984年11月8日的凌晨，作為南京博物院院長的姚遷，選擇以自縊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姚遷在一張有形權力網的壓制之下，深切感受到了申訴無門的絕望，姚遷以最決絕的方式告訴那些要“整”他的人，自己永遠都不會承認“莫須有”的罪名。

姚遷是1962年調任南京博物院擔任副院長一職，此前為江蘇省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長期在文教領域工作，而那時南京博物院院長正是鼎鼎有名的曾昭燏。

1964年12月，曾昭燏因為政治壓力選擇在南京靈谷寺塔跳塔自殺，當時作為南京博物院副院長的姚遷，可能是他第一次親身感受到政治壓力的殘酷現實。

曾昭燏自殺后，姚遷接替了南京博物院院長一職，其間他重視文物搜集、研究、陳列、教育等基礎工作，熟知博物館的各項業務，在考古學、博物館學、歷史學、民俗學、藝術史和文物保護技術方面，都有建樹。

但他沒有想到自己一個專注于文化歷史領域的專業工作者，自己經歷了文革動蕩之后，會在八十年初開始經歷到類似文革時期被整遭遇，自己最終在絕望之下選擇以死抗爭鳴冤。

姚遷得罪了“老同志”

從上世紀八十年初開始，當時江蘇省委的一些“老同志”經常要求借走博物院里書畫藏品，由于姚遷個人耿直、正派的作風，一直跟那些“老同志”追討被借走的博物院書畫，這就得罪了那些老領導。

最讓那些“老同志”不高興的是，姚遷竟然不給他們省委領導身份面子，而且姚遷還將每個借走書畫的“老同志”登記了，誰借了什么，借的時間多久，到時間就去催著追討。

可能原本在某些“老同志”想法里，人家是只想悄悄地借走，而且還希望南京博物院的院長做一個能夠察言觀色“懂事”的院長，悄悄地幫“老同志”把所有借走書畫的記錄全部清除掉，一點痕跡不留。

所以這就有了后來發生的“姚遷事件”，姚遷的知己好友、“紅學家”馮其庸在《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中有對“姚遷事件”始末記錄，其中就披露姚遷為什么會被誣陷迫害的原因。

“他們”要把姚遷弄下去

馮其庸自傳里說“他們想把他（姚遷）弄下去”，想要“整”姚遷院長的人就是“他們”，“他們”就是那些借了南京博物院書畫藏品的“老同志”。

那些“老同志”對于“不開竅”的姚遷院長報復動作是很快的，而且所有的招數都是文革時期“整”人的那一套。

1982年，“他們”先是調查姚遷的生活作風問題，沒有發現任何可以扣帽子的地方，于是接著調查姚遷的經濟問題，誣告姚遷貪污外匯數萬元。

據姚遷夫人孫和君在《姚遷永遠活在我心中》回憶文章中記錄，當時“他們”還曾將所謂的“姚遷貪污外匯案”列為省里的經濟大案來偵察，但最終調查結果就是純屬誣陷。

在生活作風、經濟上找不到姚遷的問題后，“他們”并沒有因此而放棄對一個正派文博工作專家的迫害計劃。

1983年初，“他們”找到了曾經南京博物院里被姚遷院長嚴厲批評過的工作人員，其中就有文革時期南京博物院里面的造反派頭頭，接著就陰謀策劃了一場指控姚遷“剽竊學術成果”的虛假指控。

原來“他們”發現，之前有南京博物院研究人員經常在姚遷參加的文物鑒定會上做記錄，把姚遷對所涉文物的鑒定觀點整理成文章拿去發表，有的甚至偷偷地把姚遷名字也加上。

于是“他們”就以此大做文章，還讓那個把姚遷鑒定觀點記錄發表文章的研究人員給“策反”了，讓他跳出來編造誣陷姚遷的材料，并且捏造事實稱是姚遷強迫署名的，剽竊了自己的學術成果。

接著，“他們”讓參與這個誣陷姚遷陰謀計劃的其中一個人將資料轉送給了《光明日報》記者，大概接收誣陷資料的記者也是“他們”早就聯系安排好的人。

在收到資料后，1983年3月，《光明日報》記者劉某某、羅某某到達南京，與南京博物院幾個編造誣陷材料的人密謀多日，而且沒有去采訪被指控的當事人姚遷院長，隨后就返回北京炮制出了一篇南博院長“剽竊”、“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的報道樣稿。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時江蘇省文化局（尚未改組為文化廳）收到了《光明日報》報社的征求意見稿后，江蘇文化局嚴格按照程序向姚遷求證調查。

江蘇文化局調查期間，姚遷也在1983年5月給省文化局黨組提交了事實真相材料，最終省文化局黨組調查發現《光明日報》記者所撰寫的新聞稿材料與事實不符，并以此形成書面材料反饋給了《光明日報》。

“他們”既然啟動了對姚遷的迫害計劃，哪有那么容易放棄，眼看陰謀策劃的誣陷南博院長“剽竊”、“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的新聞稿不能見報，《光明日報》那兩名記者在1983年7月再次到達南京。

這一次《光明日報》的兩名記者以“欽差大臣”高傲的姿態見了姚遷院長，甚至他們還讓姚遷覺得是“蒙恩”受到接見，拉大旗作虎皮，一上來就給姚遷的問題定性，并且說“有中宣部鄧力群部長的指示”。

盡管姚遷想要解釋說明指控材料中所涉問題的事實真相，但《光明日報》記者不愿意聽，最終雙方不歡而散。姚遷在事后給省文化局寫了兩篇文章反饋與《光明日報》記者見面的情況，并且對《光明日報》記者的做法提出了異議。

根據北京大學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徐慶全披露的內容，《光明日報》那兩位記者可能還真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鄧力群作了批示要求《光明日報》介入姚遷的事情。

這個王強華應該說的是真實的，因為他當時是《光明日報》副總編輯，而葉緒泰在1983年7月份的時候還是江蘇省委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他是在1984年初升任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的。

由此可見，“他們”為了把姚遷院長弄下去動用了多大的政治力量，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對姚遷院長采取打擊力度空前的。

在這種情況，當時江蘇省文化局還是沒有迫于《光明日報》的壓力而做出錯誤決策，堅定實事求是的原則保護了姚遷。

1983年8月4日，誣陷姚遷的《光明日報》在南京向江蘇省文化局黨組會被匯報所謂的“調查報告”，在聽取記者的匯報后，江蘇省文化局黨組同志當場向《光明日報》記者指出，“姚遷沒有侵占王少華的科研成果，也沒有打擊壓制王少華，你們這樣報道，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黨的干部政策”。

因為《光明日報》記者打著“中宣部部長有指示”的旗號下來的，江蘇省文化局還是比較慎重的，兩天后再次開會研究，并在8月11日將黨組會議研究后的意見，形成正式報告，送呈中央宣傳部、江蘇省委、省委宣傳部，同時寄《光明日報》社黨組。

當時江蘇省委收到報告批閱后，肯定了江蘇省文化局的報告，認為報告內容對姚遷院長評價是實事求是的。

《光明日報》的記者看到江蘇省文化局方面沒有接受“他們”對姚遷問題的定性，于是就直接“霸王硬上弓”，在1983年11月18日那一期的《光明日報》上刊登了那兩位記者的新聞稿，指控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剽竊、侵占該院科研人員的學術成果。

同時，《光明日報》未刊登江蘇省文化局黨組不認可《光明日報》那篇報道的正式文件，盡管江蘇文化局立即致函報社要求請予補登，但報社一位負責人表示，江蘇省文化局黨組的意見就不登了，這件事就此結束了。

至此，“他們”這就為即將到來的1984年發起對姚遷的“大風暴”做好了鋪墊。

姚遷被迫走向絕望

時間來到1984年，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換人了，原部長汪海粟卸任，接任他的是葉緒泰，葉緒泰從省委宣傳部第一副部長升任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同時，江蘇文化局已升格為江蘇省文化廳，文化廳一把手也換人了。

1984年1月，中顧委秘書長榮高棠到南京的時候，帶上了《光明日報》內部關于姚遷的“情況反映”材料，交給時任江蘇省委書記韓培信，要他了解處理。顯然，“他們”對于之前借著“中宣部部長指示”的大旗沒有達到目的是不滿意的，“他們”再次從上面施壓。

隨即，省委宣傳部將省文化局黨組原先在1983年8月11日形成的有關姚遷的正式報告給否了，而是根據《光明日報》內部材料“情況反映”重新成立宣傳部、文化廳聯合調查組進駐南京博物院。

這個時候，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即將迎來一場讓他走向絕望的超級“大風暴”，姚遷可能沒有意識到，1983年11月份《光明日報》所發有關他的片面不實報道，在海外地區被媒體大做文章，相關負面報道之后“出口轉內銷”傳了回來。

“他們”的這一個布局完全達到了目的，有了這個情況之后，不論姚遷是否承認《光明日報》的指控，“他們”用海外負面輿論的壓力加速姚遷蒙冤的進度，就是要迫使江蘇省文化廳將姚遷弄下去。

1984年3月14日，江蘇省文化廳廳長親自到南京博物院宣布，經省委指示，為調整南京博物院的領導班子，派5人調查組進駐南京博物院對姚遷的問題進行調查。

據時任江蘇省文化廳副廳長的王鴻回憶，當時突然有一天，姚遷晚上十點多鐘悄悄到他所住的地方，姚遷臉色蒼白，神情憔悴。王鴻請姚遷坐下后沏上茶，姚遷長嘆道：“王鴻同志，我遭大難了！”

這讓王鴻相當吃驚，因為省文化廳沒有召開黨組會議討論姚遷的事情。姚遷告訴王鴻，省委宣傳部已向南京博物院派去了調查組，根據《光明日報》那兩位記者捕風捉影捏造的調查報告，要姚遷承認剽竊、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的嚴重錯誤，寫出書面檢查。

姚遷雖然經過多次據理力爭，但省委宣傳部調查組對他的意見置若罔聞，仍然對他窮追猛打，強迫他認罪。

1984年4月12日，省委宣傳部調查組拿出了《關于姚遷同志“剽竊”、“侵占”科研人員的學術成果的調查報告》，報告內容就是《光明日報》的翻版，所謂的證據來源都是原先向《光明日報》記者提供揭發材料的那幾位誣陷者。

時任南京博物院的副院長梁白泉對此義憤填膺，他是從事文博工作幾十年的專家，堅持真理與正義，對省委宣傳部領導明確表態，“姚遷院長沒有剽竊、侵占科研人員的學術成果”。

但調查組沒有一點實事求是的態度，沒有聽取多數南京博物院職工的意見，同時還對揭發誣陷姚遷的人、對姚遷落井下石的人予以重用。

江蘇省文化廳在1984年4月下旬、5月初相繼召開黨組會議討論省委宣傳部對有關姚遷的調查報告，目的就是要形成黨組決議坐實姚遷院長剽竊、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的事情。

然而在省文化廳黨組會議上，第一次是四個副廳長反對省委宣傳部調查組的報告，只有廳長一個人贊同；第二次是四個副廳長依然反對，廳長與新增加的一個副廳長兩人贊同，省文化廳黨組在調查組報告定性上是有很大的分歧。

顯然那幾位副廳長都知道姚遷事情的來龍去脈，特別是有位叫曹德進的副廳長，明確寫上了“在姚遷問題上有根本性分歧”，但省文化廳長將此話刪除后，拿出一份文化廳的意見報告報送了省委宣傳部。

當時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內部，分管文化系統的副部長陳超盡管也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但時任宣傳部長的葉緒泰同時有省委常委的身份，陳超的意見沒有任何作用，甚至就是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副部長胡福明都不敢對葉緒泰的要求提出異議。

從1983年8月到1984年的8月，相關調查組到南京博物院對姚遷的事情進行了七次調查。

1984年8月21日，省委宣傳部調查組拿著“核實材料”到南京博物院再次找到院長姚遷。姚遷看了材料后極其氣憤，并怒斥調查組這樣做的出發點就是整人，調查組只相信誣陷者王少華的話，對他提交的材料看都不看，一點都不相信，堅決不同意調查組的報告。

姚遷希望調查組給他一個星期時間，他要再寫一份回復調查組的所謂“核實材料”。第二天姚遷寫信給宣傳部部長葉緒泰提出上述要求，依然被拒絕了。

省委宣傳部部長葉緒泰已經不想再拖下去了，必須要讓姚遷馬上接受調查組的調查報道定性，要求姚遷立即認罪。

葉緒泰在后來與《光明日報》副總編輯王強華對話的時候曾說過，姚遷的事情是上面帶著“框框”下來的，這雖然雖然是葉緒泰的動機因素，但葉緒泰肯定也沒有說出真正的原因。

很快葉緒泰就對姚遷發起了“總攻”，1984年8月24日、25日，省委宣傳部召開了所謂 “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省文化廳、省文聯、省社聯、省出版社、《新華日報》、省紀委等十多個單位的負責人與會，《光明日報》那兩名記者也參加了，而作為當事人的姚遷卻沒有被邀請參會。

這次座談會明確要求每個單位來一名主要負責人，省文化廳黨組成員必須全部到會，但省文化廳副廳長、黨組成員曹德進，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超，兩人都因為對批判姚遷持不同意見，拒絕參會。

座談會是由葉緒泰親自主持，葉緒泰在座談會上點名批評了曹德進、陳超拒絕參會是霸道，還讓其他參會者不要背“文化大革命中受沖擊，表現比較好的包袱”。葉緒泰的意思就是讓參會者大鳴大放在會上批判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不要有任何顧忌。

調查組首先在會上宣讀姚遷所犯錯誤，接著各單位的負責人就相繼發言，其中有的人上綱上線推理論罪，有的人情緒激昂、氣憤填膺炮轟姚遷，有的人迫于葉緒泰的壓力而說了違心的話，省文化廳的一二把手對姚遷進行猛烈的批判。

但也有人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會上對調查組對姚遷的指控逐條反駁，省文化廳有兩位副廳長提出了質疑，其中副廳長王鴻明確認為姚遷文章署名不存在剽竊，還舉例其中姚遷在揚州召開的一次文物工作座談會上姚遷的會議總結，那份總結最后由姚遷署名發表是一點問題沒有。

但這些反對的力量沒有任何作用，作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的葉緒泰專橫霸道地直接給姚遷定案，宣布了三項決定：1、充實加強南博領導班子；2、責成姚遷作檢查；3、文化廳派一個副廳長帶領調查組繼續調查姚遷問題。

同時，葉緒泰也沒有忘記在座談會上與自己“唱反調”的省文化廳副廳長王鴻，直接就對王鴻進行了打擊報復。

王鴻在出差幾天后回到省文化廳，廳長拿著一封寫給省委宣傳部和省紀委的“人民來信”，那封信反映省電影公司放映一部國外的黃色影片，有一個廳長參與觀看。而王鴻是長期分管電影，曾看過多部內部放映的外國影片。

由此推理，我肯定脫不了看過這部國外的黃色影片的千系，省委宣傳部部長葉緒泰在那封人民來信上親筆批示幾個大字：“必須嚴肅查處！”

王鴻隨即回復，自己在那幾天時間都在外地出差，剛回來，可以馬上去調查一下。這一句話直接把廳長給弄憋屈得扭頭就走了，從這件事情就看得出，葉緒泰是把副廳長給記恨上了。

時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胡福明在不知道這個調查組是怎么成立的，是根據哪些科研人員的揭發成立的，更沒有調查每篇文章寫作情況、發表過程，在沒有任何調研的情況下，就盲目地認同了省委宣傳部調查組的調查報告。

而這位胡福明副部長是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作者，當年他在擔任南京大學哲學系副主任的時候，他所主導撰寫的這篇文章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胡福明也因此于1982年11月調任江蘇省委宣傳部擔任副部長。

胡福明在2016年出版《我的學術小傳》自傳中講述當時的一些內情，坦誠自己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沒有犯過錯誤，但在行政工作上犯了個大錯誤，那就是“姚遷事件”。

《光明日報》記者拿著批判姚遷院長的新聞稿，到宣傳部要宣傳部領導簽字的時候，而部長葉緒泰卻沒有簽字，反而讓胡福明簽字，但胡福明拒絕簽字。

不過這與姚遷夫人孫和君在講述姚遷冤死的文章內容有出入，姚遷夫人認定當時《光明日報》對姚遷的點名批評是經得葉緒泰和胡福明兩人的同意。

雖然胡福明拒絕了就《光明日報》新聞稿發稿簽字，但這并沒有阻擋“他們”要徹底“斗臭”姚遷的動作，1984年8月26、27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對姚遷同志所犯錯誤問題江蘇省委宣傳部作出有關決定》和《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三篇報道。

《光明日報》甚至還配有《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的評論員文章，指控姚遷最近幾年侵占他人學術成果二十余篇（本），并說姚個人主義惡性膨脹，憑借權勢，不擇手段，把科研人員作為獲取名利的搖錢樹，還批評姚邊查邊犯。

葉緒泰更是再加了“一把火”，在未經省委批準的情況，同意眾多報紙對姚遷同志公開點名批判。一周之內，全國十幾家報刊競相轉發，聲勢浩大的程度創下了文革之后的新紀錄。

1984年8月30日，省文化廳廳長要求姚遷到廳里接受談話，本已因連續調查折騰而受到巨大的精神刺激姚遷病倒在床，姚遷的妻兒不得不告知《光明日報》連續兩天報道對他猛烈批判一事，當姚遷看到《光明日報》的報道后，姚遷淚如雨下，連喊冤枉。

最后姚遷拖這病體由兒子扶著到文化廳接受談話，談話回家后，姚遷口述讓兒子替他筆錄了自我批評，并辭去南博院長職務。

而胡福明還是被人“挖了坑”，當時省委宣傳部以部長葉緒泰去外地出差學習為由，讓胡福明代表省委宣傳部與省文化廳廳長一起去南京博物院宣布撤銷姚遷院長職務，并且還批評姚遷的“錯誤”，要求姚遷做檢討。

姚遷院長被撤職后，“他們”并沒有因此而放過姚遷，反而是窮追猛打。在被宣布撤職的當天，省文化廳顧姓副廳長再次帶著調查組，第八次進駐南博。

揚言要把姚遷整到石子崗（火葬場），明確要求對沒有了院長身份的姚遷進行“三查”：一查姚遷經濟問題，二查他和周圍人的不當關系問題，三查姚遷的生活作風問題。

一番調查下來依舊沒有找到任何問題，調查組不甘心又生一計，想要誣陷姚遷的“瀆職罪”，編造謊言稱，南京博物院在南京解放時國民黨留下20多萬件瓷器，放在地下倉庫遭到損壞。

1984年9月初，姚遷的病情加速惡化，9月7日住進區屬醫院，病情十分危急，經過數十天搶救和醫務人的精心治療，病情得到控制，但姚遷這個時候被診斷為精神障礙癥，服藥后每晚只能睡2小時左右。

姚遷這時候的境況，讓人想起了前任院長曾昭燏因為政治壓力導致精神障礙，最終選擇以自殺方式結束生命，不知道這是不是歷史的巧合，1984年是曾昭燏逝世20周年。

在姚遷住院期間，他的好友馮其庸也到南京看望了姚遷，并且安慰姚遷事情總歸可以弄清的，不要著急。

一個月后的十月中旬，當姚遷病情轉好后，姚遷用口述方式讓兒子幫自己寫申訴書，還要兒子去找了解情況的人核實事實真相。

然而姚遷兒子的舉動讓姚遷及兒子都招致了省文化廳打擊報復，省文化廳批姚遷兒子搞“非法活動”、“無理取鬧”，派調查組到兒子單位告狀，姚遷兒子也因此遭株連迫害。

十月下旬，“他們”甚至打擊報復躺在病床上的姚遷，先是省文化廳廳長要求姚遷必須做一個像樣的檢查，并安排文化廳顧姓副廳長在南京博物院全院大會上宣布：“我們有省委負責同志的指示，姚遷問題的性質是嚴重的，希望姚遷同志早日出院，做嚴肅認真的自我批評”。

接著又有省委宣傳部再次派調查組工作人員到醫院，向醫院介紹了姚遷問題的嚴重性質，找醫生讓姚遷出院回去寫檢查，遭到醫生阻攔后，竟然直接到病房找姚遷談話。

這種情況下，導致了周圍所有對姚遷的負面議論越來越多，姚遷的病情再度惡化，精神再度出現了障礙問題，連安眠藥、鎮靜藥物都沒有效果了，姚遷一再要求出院。

這個時候，遠在北京的好友馮其庸得知姚遷越來越嚴重，姚遷有冤無處申訴，但馮其庸因為有等待去蘇聯的出國任務，不能到南京幫助姚遷，于是就寫了一封信給姚遷，告訴姚遷“要等我回來，我一定來看你，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你千萬不要著急”。

1984年11月7日，姚遷妻兒在姚遷的強烈要求下帶其出院回家了，而馮其庸的信也在那時由時任南京博物院辦公室主任徐湖平送到了姚遷家里，當姚遷看到馮其庸的信之后淚如雨下，同時不斷地喊著“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11月8日凌晨，姚遷在家中上吊自縊身亡。

這個時候，姚遷的妻兒才知道，原來姚遷看到好友馮其庸的信后喊“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是這個意思，他等不到馮其庸回國了，姚遷已經下了決心以死抗爭的方式來伸冤，不愿意接受“莫須有”的罪名。

來之不易的鳴冤平反

姚遷自殺的事情，讓整個江蘇都震動了，很多江蘇省里的人都知道姚遷被整的內幕，紛紛為姚遷抱不平，特別是文博界。姚遷之死在全球文博界造成了非常負面的影響，姚遷是國際博物館理事會會員（中國僅六人）。

面對家屬的責問，很多同仁的同情，外界開始批評省委宣傳部，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省委宣傳部安排了胡福明到南京博物院聽取批評，承擔責任，因為之前宣傳部都是安排胡福明去約談姚遷和宣布對姚遷的處理意見。

姚遷的自殺，對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胡福明的心理沖擊比較很大的，在胡福明后來所寫的自傳中，他有對自己在“姚遷事件”當中的錯誤有深刻反思，他說“我這個書生從政真不行”。

可能最初那些要把姚遷弄下去的“他們”也沒有想到，姚遷會選擇以死抗爭的方式來申冤，“他們”一方面是要找一個“背鍋人”代表省委去承擔責任，另一方面也要讓省委盡快將這件事情輿論壓下去，而且不能讓家屬及其他人出來為姚遷申冤平反。

江蘇省想要草草了結此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依然有勇敢的人站出來要為姚遷伸張正義，多方奔走鳴冤。

其中一個就是姚遷好友、“紅學家”馮其庸，《紅樓夢》研究學者馮其庸對姚遷的評價非常之高，說姚遷是一位文博方面的真正高層專家，特別是對青銅器和文物，在國際文博界影響力也非常大。

馮其庸與姚遷熟知是因為當時他研究《紅樓夢》需要查閱大量歷史資料，姚遷給馮其庸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讓他在南京各個檔案館庫房查閱搜集了各種史料，后來更是在姚遷的努力下，江蘇省成立了“紅學會”。

馮其庸從蘇聯回國后就下決心要將姚遷的事情弄清楚，馮其庸說，當時有很多南京的好友都勸他不要管這個事了，對他不利，甚至有人勸馮其庸為姚遷的事情喊冤鳴冤，就是跟省委對著干。

馮其庸在他的自傳里有記錄，當時非常了解姚遷事情的幾個人都不敢在南京與馮其庸見面，其中包括南京博物院辦公室主任徐湖平（后來擔任了副院長、院長），怕被省委“老同志”發覺。于是馮其庸就和那幾個人在揚州深談，在揚州才敢原原本本把來龍去脈都告知馮其庸。

從這個事情就可以看出，當時江蘇省里面對姚遷之死的態度，以及當時要為姚遷伸冤有多難。

姚遷被整的時候，徐湖平一直是支持姚遷院長的，而且保存姚遷的很多記錄資料，姚遷自殺后將那些內部記錄資料全部給了姚遷的好友馮其庸，還把省委幾個“老同志”與姚遷的談話記錄。

馮其庸看了記錄資料后更加氣憤，認為那些做的事情完全就是“四人幫”那時的做法，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強迫姚遷認罪。

正因為有了內部記錄資料，馮其庸很快就將姚遷蒙冤自縊的來龍去脈寫成材料報告，通過多方渠道轉交給了多位中央領導，希望為姚遷平反昭雪。

另外據北京大學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徐慶全透露，當時還有江蘇作家高曉聲和龐瑞根發出正義之聲，他們分別給《人民日報》寫信，為姚遷鳴冤。1984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在內刊《情況匯報》上，加按語摘編高曉聲和龐瑞根的來信，并認為，姚遷是“受到錯誤批判被迫害致死”。

中央領導看到后批示，批示說：“我們現在要講實事求是、安定團結，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錯案，這是個大原則。”

剛開始要求江蘇省成立調查組進行調查，但江蘇省調查組遇到很多阻力，調查工作遲遲沒有進展，到1985年6月份的時候，中紀委看江蘇省委那邊沒有動靜，于是中紀委調查組直接進駐南京開展調查。

因為中紀委當時已經掌握了很多“姚遷事件”來龍去脈的詳細資料，很快調查報告就出來了，中紀委在江蘇省調查組的配合下，就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自縊身死問題作了調查，向中央提交了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認為，原來江蘇省委宣傳部對姚遷同志的結論性意見和《光明日報》對姚遷的點名批評不是實事求是的，定性是錯誤的。

1985年8月3日、4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省電視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日報》以及國內外30多種報紙都發表了新華總社對姚遷同志平反昭雪的報道。《光明日報》還向全國人民公開檢查了報道不實的嚴重錯誤。

《人民日報》1985年8月4日第三版專欄報載《原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錯案得糾正》：

中央紀委責成《光明日報》編委會對此作出認真檢查，對有關人員作出處理。光明日報編輯部《關于姚遷事件報道嚴重失實的檢查》：

經由中央批準，江蘇省委對在查處姚遷問題過程中犯有錯誤的人員也作出處分決定。

時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葉緒泰負主要直接責任，被撤職處分。（之后葉緒泰被調到了華東石油局任職）

時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胡福明，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胡福明后來調任省委黨校任職）

時任省文化廳的廳長也被給予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時任省委副書記的孫頜，負有領導責任，作深刻檢查。（文化系統歸孫頜分管）

1985年11月8日，在姚遷去世一周年的時候，江蘇方面為姚遷在南京博物院舉辦了悼念活動，作為姚遷的好友馮其庸也從北京趕到南京參加了追悼儀式。

當年姚遷擔任院長的時候，到底是哪些“老同志”借走了南京博物院書畫藏品，姚遷知道，后來馮其庸也知道，調查組也知道，但對于社會大眾來說，現在依然是一個迷。

要找到真相很容易，但公開真相卻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