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會晤之后,中美經貿層面的氣氛一度顯得更平穩一些。美方高層在涉華議題上的措辭也有所收斂,外界因此把注意力放在一個可能出現的窗口期上:如果這種務實態度能夠持續,特朗普的訪華行程或許會為中美關系帶來一定的改善空間。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后續發生的變化,才更容易讓人感到落差明顯。
12月26日,中方的反制措施迅速落到具體名單上。外交部宣布,對格魯曼系統、蒂爾無人機公司等20家美國企業,以及安杜里爾創始人盧基、蒂爾無人機公司總裁麥克唐納等10人采取反制。相關企業在華資產將被凍結,中國境內的組織和個人不得與其開展交易合作;被列入反制的個人,其在華資產同樣被凍結,并被禁止入境中國。措施一經公布,針對性就已經擺在臺面上,影響不再停留于表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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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份清單公布之前,真正觸發局勢變化的,是本月中旬的一項決定。特朗普政府宣布,將向臺島出售總價值超過111億美元的武器裝備。這不僅是美方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筆對臺軍售,也是特朗普“二進宮”之后的第二次相關操作。放在當時的整體氛圍中來看,這一決定顯得格外扎眼:在經貿關系趨穩、對話空間剛剛顯露的節點上,美方卻選擇在臺灣問題上加碼,直接觸碰中方最為敏感的底線。
如果把時間再往前對照,就會發現這種做法并非毫無脈絡。雖然重返白宮后,特朗普在涉臺議題上的表態確實謹慎了不少,但他的第一任期在對臺軍售問題上留下過非常清晰的軌跡——不僅次數最多、總額最高,而且出售的武器裝備具有明顯的進攻性,包括M1A2T主戰坦克、海馬斯火箭炮系統、F-16戰機等。由此來看,本次超過111億美元的軍售,更像是在延續既有路線,只是把力度再次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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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這種“措辭收斂、動作延續”的反差,使得中方不可能僅以外交表態作為回應。臺灣問題被明確界定為中國內政,同時也是對外交往中的首道紅線。對中方而言,判斷重點并不在于美方說了什么,而在于實際行動是否繼續推動對臺軍售、是否持續損害核心利益。在這種前提下,將反制措施直接落到具體企業和個人身上,成為一種更具現實約束力的回應方式。
這種反制的影響,并不局限于政治層面的信號釋放,還會向更長周期延伸。有人可能會認為,被列入清單的企業在華業務有限,甚至在部分民事領域還與中企存在競爭關系,實際損失未必明顯。但在貿易高度全球化的現實中,企業之間的依賴并不只體現在市場端,更深地嵌入在供應鏈結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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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稀土等關鍵原材料問題上,中方依據《反外國制裁法》明確規定,國內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與相關對象進行交易或合作。這意味著,被列入清單的美企將難以從中國獲得稀土或其他關鍵原料。而在這些領域,中國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即便個別企業嘗試繞開相關限制,也往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供應鏈調整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在多個關鍵領域逐步建立起更穩固的主導能力,這類限制措施本身就不具備輕易取消的條件。對被列入清單的企業而言,面對的并不只是一次性的合作受阻,而更可能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約束,成本壓力也將隨之持續。
在制度層面,中方的做法同樣釋放出清晰信號。針對美國對臺軍售的行為,中方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反制方式,并非第一次援引《反外國制裁法》對參與相關事務的美國軍工企業采取措施。這種做法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一種可以反復適用的政策工具,既回應當下行為,也為未來類似動作設定明確代價。
在政治層面,這套反制方式同樣具有外溢效應。措施不僅指向美方本身,也是在向其他可能介入臺灣問題的外部力量傳遞信息: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中方的回應將是明確而具體的。對于仍在觀望的相關方而言,這類行動本身就構成了一次現實提醒。
把這些因素綜合起來,趨勢判斷也逐漸清晰。隨著關鍵領域主導能力的增強,相關反制不再只是短期波動,更像是一種會長期存在的約束條件。被列入清單的企業在調整經營和供應體系時,不得不正視長期成本上升和合作空間收縮的問題。
回到美方本身,中方釋放出的信息其實并不復雜。如果真希望中美關系出現實質性改善,尤其是在可能的訪華行程中獲得預期成果,關鍵在于拿出實際行動,從尊重核心利益做起,而不是在敏感問題上言行不一,更不要在挑釁路徑上持續加碼。對話空間并非靠姿態維持,最終決定走向的,仍然是具體選擇與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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