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維新運動在中國不斷遭到失敗，原因到底何在？

民族開始覺醒（節選）

文 | 章開沅

《海國圖志》在日本受到歡迎，在祖國反而遭到冷遇；維新運動在日本迅速取得成功，在中國卻不斷遭到失敗。原因到底何在？

對于日本與中國維新運動的比較研究，海內外學者已有許多論著發表。我認為，地理位置與歷史機遇之類因素固然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得從社會內部尋找。

在這里，我想引用黃仁宇先生的一段深刻論析：“日本是一個海洋性的國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經有了諸藩（封建諸侯）的‘藏元’（財政經理）、‘諸仲間’（各種商業團體）、‘問屋’（批發商）和‘回船’（定期航線，并帶有保險業務）等的組織。政府缺乏中央集權的傳統，商業組織和商業資本卻早已在繼續成長之中。明治維新，表面上好像是突過時代的改革，實際則是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擺在一個已經規模初具的低層機構上。”

黃氏還以constitution一詞來表述一個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形成，constitution一方面是憲法，另一個方面則是“一個有機體的功能、組織和結構”。寫憲法易，而改變功能、組織、結構難。

日本之所以取得明治維新的成功，主要由于社會的“低層結構”可以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基礎，而中國當時的社會“低層結構”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和機制。

日本學者大谷敏夫先生所介紹的日本幕末眾多民間私塾、詩社的情況，也有助于我們從這一側面來考察19世紀中葉的日本社會“低層結構”。

例如，富商出身的廣瀨淡窗，于1805年在日田創辦私塾咸宜園，不問身份高低，向所有人開放。據說有“三千多名門人云集，呈現一派生動活潑氣象”。美濃人梁川星巖，于1834年在江戶成立玉池吟社，慷慨憂國之士多聚集于此。

1856年，長州藩的著名維新思想家吉田松陰創辦松下村塾，通過《海國圖志》“教授門生以日本開國后的外交應有之道”。在松下村塾的眾多門生中，出現了伊藤博文等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政界人士。大谷先生認為，“這樣的私塾，既是培養人才的場所，也是形成維新思想之處”。這種情況確實值得我們做中日比較研究時注意，但他把宣南詩社之類中國詩社、書院看成“和日本的起著形成幕末維新思想、推進維新活動作用的私塾、詩社同樣”，則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誤解。

如果不嫌武斷，我敢說，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還沒任何一所類似玉池吟社、松下村塾的詩社、村塾出現；至少，我們還找不到當時有任何一家書院或私塾，敢于把《海國圖志》代替四書五經作為教科書。宣南詩社無非士大夫詩文唱和的雅集，更不可與趨新的民間教育實體相提并論。

當然，僅僅著眼于“低層結構”，恐怕也難免片面。福澤諭吉倒是從“高層結構”方面也做了若干中日雙方的比較，他認為日本比中國容易汲取西洋文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天皇與幕府并存，而中國則集神權與政權于君王之大一尊。日本天皇制盡管是“萬世一系”，但它經過“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的中間階段，終于形成政權集中于幕府（武力國家）而天皇仍然代表最高神權的兩元政治體制。

在這方面，日本與歐洲的教皇與君王對峙的情況多少有些類似，而與中國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權力于皇帝一身的政治體制頗有差異。多元政體難以形成統一而又壟斷的精神權威，所以有利于自由風氣的產生。而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兼有至尊與至強，則已形成難以變化的凝固傳統觀念，因此很難吸收外來的新鮮思想。

我認為，如果把福澤諭吉對于“高層結構”的分析與黃仁宇對于“低層結構”的分析結合起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將會更趨完整。

但是問題并沒有到此為止。還有些西方學者（如亨廷頓）從另外的角度來尋找中日之間的差異：“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權威和權力集中遠超過日本：中國是個官僚帝國，而日本基本上仍是封建的。日本社會是高度階層化的，很少社會流動；中國社會則較為開放，允許個人在社會和官僚階梯中上下浮沉。用賴瑞和（Reischauer）的話來說，日本的世襲是‘權威的基本來源’，而在中國，世襲制則扮演很小的角色，入仕升遷，主要是憑嚴密的考試制度。如洛克伍德（Lookwood）所暗示的，倘若1850年有一個觀察家被要求判斷這兩個國家中哪一個較具未來的發展勢力，‘他會毫不遲疑地將賭注押在中國’。”

也許是由于距離的遙遠與民情風俗的差異太大，有些西方人對東方的看法往往似是而非，而歷史上各種社會因素所產生的效應又極為錯綜復雜。所以，洛克伍德的預言，只有在一個世紀或一個世紀以上的大時段中，才能得到某種程度的證實，而在整個19世紀的中期與后期，卻很難說他的判斷是確切的。

亨廷頓認為：“使日本的德川幕府看起來比中國清朝更為落后的同一種封建體系，卻為擴大政治參與和把傳統部族與較新型的商業集團融合于政治體系中提供了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在中國，儒家的價值觀和態度阻礙了政治精英轉向改革事業，而一旦他們愿意時，權威的集中化又會妨礙和平地同化因現代化而產生的社會集團。”

亨廷頓學術思想體系的形成，大體上可以1968年出版其力作《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為標志，而這與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的成書相距將近一個世紀。

我不知道亨廷頓是否讀過福澤諭吉的著作，但至少他的思路與后者是一致的。

福澤諭吉是個思想家，他認為幕府與天皇的長期并存，使至尊的天皇與至強的將軍，都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與尊敬。“這樣，至尊和至強的兩種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這兩種思想當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為真理的活動開辟了道路，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日本的偶然幸運。”

亨廷頓是政治學家，他把福澤諭吉已經有所論證的日本政體特征，擴大成為對社會“潛在的領導”的全面考察。

日本幕藩體制的封建體系，不僅有政權與神權的分離，而且還有各地眾多諸侯（藩）的存在。因此，日本的政治體制從上到下都比較分散，社會的“潛在的領導”也比較分散，不僅分散于265個“自主的”家族（Hans）之間，而且也分散于各種具有不同功能的社團之間。這樣便有利于政治參與的擴大，也比較有利于把傳統世家與新興商業團體統統都整合到新的政治、社會體系中去。

亨廷頓指出，日本第一個現代政黨的出現（1881年），距離封建主義象征式的結束即明治維新（1868年）只不過13年。由此可見，“在日本，政治參與的擴大和制度化，是與現代化的創新政策的引進同時進行的”。

日本的這種“偶然幸運”，顯然是與上述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有關；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它還有著“幕藩疲敝，權落商人”（藩主松平忠國語）、“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諸侯驚”（蒲生君平語）之類經濟的和階級的背景。

中國的小農經濟是極為分散的，但是把這些分散個體連接起來的宗法體系，歷經千百年的不斷完善強化，終于形成一個相當穩定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政治上的大一統與思想上的大一尊合二為一，不同姓氏的王朝可以不斷更迭，但是這種社會結構與政治體系卻很難有所變化。

在四分五裂的歐洲國家，君主集權曾對發展資本主義與建立民族國家起過重要的促進作用，可是它在19世紀的中國卻只能成為社會前進的巨大障礙。借用福澤諭吉的話來表述，中國在19世紀中葉沒有日本那樣的“偶然幸運”，中國的開放和革新，無論在上層還是在下層，都面臨著更大的阻力。

中國以極其沉重的代價從鴉片戰爭中換取的經驗教訓，在自己的國土上沒有立即產生重大影響，卻在鄰國日本開花結果，這是我們民族的極大不幸。

中國傳統文化與近代化的沖突，在鴉片戰爭以后將漸趨激烈，而兩者之間的協調、適應，更需要有一個漫長而又艱難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