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中國的通俗文化

編者前言

“在數(shù)千年的中國文化歷史長河上，我所看到的十分有限，正如渚岸望江，有時看到波濤洶涌，有時看到平川緩流，終究只是一時一地的片段。”

這是許倬云先生為《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寫下的序語。2025年8月4日，這位史學泰斗自中天隕落，化作長河中的一泓流水，為我們留下不朽的精神財富與無盡哀思。

許先生將數(shù)千年歷史凝于江河氣象，以詩的口吻描繪中國文化的壯闊與雋永，又以史家的沉實筆法道出個人省思與洞見。面對他的等身著作，我們如何不望洋興嘆？幸而可“渚岸望江”，從《萬古江河》中一窺“萬古江河”，品讀許先生豐碩的研究成果，體會他筆下中國文化歷史的魅力。

*文章選自《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原標題為《通俗文化》

許倬云：《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簡介

許倬云（1930.9.2-2025.8.4），江蘇無錫人，生于廈門鼓浪嶼。因先天性肌肉萎縮，一生與拐杖為伴。他畢業(yè)于臺灣大學歷史系，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曾任臺大歷史系主任、匹茲堡大學教授，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人文社科院榮譽會士。其研究融合社會學、人類學方法，著有《西周史》《漢代農業(yè)》《萬古江河》等，其中《萬古江河》曾獲第三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他以“常民視角”剖析中國歷史與文化，開創(chuàng)大眾史學新范式。曾獲亞洲學會特別貢獻獎、全球華人國學終身成就獎等榮譽。2024年獲唐獎漢學獎，被譽為“將中國歷史置于世界文明坐標系的史學大家”。

通俗文化

中國列代都有其通俗文化，或是民間流傳的歌謠與故事，或是由娛神演變?yōu)槊耖g觀賞的戲劇……不一而足。自宋代商業(yè)都市興起，許多民間的說唱，轉化為專業(yè)的表演藝術。明代商業(yè)經濟更為發(fā)達，尤其南方城市，民間表演活動尤盛。這一趨向民間，也趨向娛樂的世俗化趨勢，發(fā)展至清代，聲勢更為浩大，而且波瀾壯闊，波及于小說與繪畫，終于蔚為中國民間文化的傳統(tǒng)。這一“小傳統(tǒng)”的氣勢，堪與社會上層的“大傳統(tǒng)”并存頡頏。

明代本已出現(xiàn)許多通俗性的文學作品，例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但其文字還是半文不白，并非口語。明代的短篇故事，如《三言》《二拍》，雖有些與宋代以來的說唱故事有相當淵源，但文字也不是白話文。明代戲曲，出現(xiàn)了從地方劇種基礎上發(fā)展出來的昆曲，堪稱中國戲劇中的奇葩。但是，昆曲編劇名家全是知識分子，劇本優(yōu)美，例如《桃花扇》《長生殿》，一般小民百姓仍舊不免覺得太過精致，難以稱為民間文化。

清代的文學作品，則頗以白話寫作。《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與《兒女英雄傳》，都是語體文的作品。文學家用語體文撰作，其實不待五四白話運動，即已有相當豐長的傳統(tǒng)。

說唱表演樣式，北方是鼓書，南方為彈詞

說唱的表演，當然必須用一般人可以聽得懂的口語。清代民生殷富，大城小鎮(zhèn)都有專業(yè)說唱藝人表演。甚至在四鄉(xiāng)八鎮(zhèn)，或為廟會娛神，或為小民節(jié)慶，或為大戶人家喜慶招待賓客，皆有行走江湖的說唱藝人受雇表演。說唱表演，在北方是鼓書，在南方為彈詞，八旗子弟唱的是太平歌，還有廟前勸善的寶卷、佛曲與道情……

不僅許多民俗數(shù)據(jù)，記載了各地的演藝活動，即從前面提到的文學作品言：《紅樓夢》中，既有賈府自己的小班子，也有蔣玉函承應豪門的小戲班，還有專為內眷說唱的角色。《桃花扇》中，那些名妓都以演唱為業(yè)；蘇昆生等人是專業(yè)教師；柳敬亭，真有其人，是明清之際著名的說書人。《長生殿》中，彈詞“九轉”一出，追敘開元盛世，與其當作是唐代的表演，毋寧是反映了作者洪昇所處時代盛行的說唱。

再從說唱表演創(chuàng)造的文學作品言。明末清初的說唱第一大家賈鳧西，明末由仕宦退居故里，將奇說稗官編為鼓詞，四處說唱。孔尚任《木皮散客傳》記載賈鳧西所著《木皮散客鼓詞》，其實是一部列代通史，以鼓詞敘述古今，評論史事。但賈氏著作久為禁書，到清末始有刻本。這種體裁的作品，還有楊慎的《廿一史彈詞》。

歷史演義常為說唱家采用

歷史演義也常為說唱家采用。柳敬亭說書，即多以西漢、三國、隋唐、說岳、水滸為題材。當時左良玉請他在軍中說書，待他為上賓，也是因為這些故事適合軍營聽眾的興趣。另一種演義，是清官與俠客的故事，最為著名的一系列故事是說書人石玉昆所說的包公及一批俠客的事跡，當時即有人筆錄為《龍圖耳錄》，流傳既廣。后來因為五鼠三俠的部分多于包公，遂有人改編為《三俠五義》。這一類清官俠客故事，衍生為《施公案》《彭公案》等，是說唱演義中的重要文類。

《白蛇傳》是最為著名的愛情故事

北方說唱以演義為多，南方說唱則以兒女感情的故事為多。當然，兩者之間也不能截然劃分為兩種傳統(tǒng)，南方也有歷史及俠義故事，北方也有兒女故事。最為著名的愛情故事，尤其江南一帶，當是《白蛇傳》。白娘子這位從宋代《義妖傳》衍變而來的角色，在各種說唱中都是熱門。愛情故事常從《三言》《二拍》中汲取改編，其中泛濫的模式是才子佳人，窮書生落魄，小姐后花園贈金那一套，即《紅樓夢》中賈母拒聽的故事。經過說唱名家的表演，有些故事已從文本脫離，在弦索檀板中歷久而彌新，此中較為著名者，則為《三笑》《玉蜻蜓》《珍珠塔》……此外，有些閨閣仕女，有文才而無處可用，則又以說唱體裁創(chuàng)作為長篇韻文的故事，例如：陳端生的《再生緣》、邱心如的《筆生花》、陶貞懷的《天雨花》，均為其中翹楚。《再生緣》中的孟麗君，喬裝為男子，文中狀元，武為將帥，為女子發(fā)抒不平之氣。史學大師陳寅恪，在晚年還專文研究《再生緣》。這些閨閣作品，雖非演藝人員創(chuàng)作，仍為他們采用為說唱的文本。

京劇的誕生和發(fā)展

乾隆六十大壽，四大徽班進京祝壽。萬壽過后，徽班留在北京，居然從此發(fā)展為全國性的劇種——京劇！徽班的故鄉(xiāng)是安徽南部，這里也是清代徽幫商人的故鄉(xiāng)。徽商行賈四方，而又以販鹽業(yè)的利潤最為豐厚。揚州鹽商所養(yǎng)的戲班，曾于乾隆南巡時，在御前供奉。徽班在長江與大運河碼頭，已有接觸其他地方劇種的機會。乾隆六十大壽，各處地方戲班，紛紛進京，彼此又有相互觀摩的機會，而徽班能采納漢戲、秦腔，加上昆曲等各種來源的唱腔與音樂，遂熔雅俗唱腔于一爐，混合弦樂器與管樂器為伴奏，更廣泛地收納不同劇種的演技特色，終于開展為京劇。京劇取精用弘，既較地方戲精致，又較昆曲易懂，于是壓倒了各種地方戲，上至宮廷公卿、富商大賈，下至販夫走卒，皆成為京劇廣泛的觀眾群。

京劇的內容，包羅萬象，既有過去的南北戲曲，也吸收各種話本的演義故事，將說唱藝術描述的情節(jié)搬上舞臺。拜京劇之賜，那些彈詞說書的內容，推廣成為觀眾熟知的故事。京劇遍及于南北大小劇場，竟整合前述各種戲曲與說唱的故事，成為內容豐富的民間文化。

這一民間文化的傳統(tǒng)，又擴散及于民間的剪紙、版畫、泥人、面人、糖人，以及各種裝飾藝術。以版畫為例，蘇州桃花塢與天津楊柳青的版畫，即接納了京劇的人物與故事，創(chuàng)作出不少百姓喜愛的主題。各種京劇面譜，也反映了中國民間對人物性格的造型。

在京劇普及的影響下，清代中葉以后，中國人都熟知關公、諸葛亮、包公、楊令公、白玉堂、五鼠、岳飛、李逵、濟公、白娘子、唐伯虎、蔣興哥、孟麗君、梁山伯、祝英臺、楊貴妃、樊梨花、黃天霸、竇爾墩……這些或真或虛的人物。中國人的知識系統(tǒng)，事實上已一分為二：一套是知識分子擁有的歷史觀與倫理觀，另一套是民間建構的歷史觀與倫理觀。

民間的歷史觀和正義觀

上層社會大傳統(tǒng)的歷史系統(tǒng)，可由《資治通鑒》的褒貶為例：朝代興亡系于政治是否修明、百姓是否安居樂業(yè)；圣君賢臣與昏君奸臣，是兩種不同的典型。凡此歷史觀，目的是以歷代興亡的歷史發(fā)展為教訓。在民間的系統(tǒng)中，歷史是《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三國》《說唐》《楊家將》《飛龍傳》《包公案》《說岳》《大明英烈傳》《鐵冠圖》……一系列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往往以個人恩怨與因果報應解釋歷史的變化。舉例言之，漢初韓信、彭越、英布三位功臣的誅死，在《三國演義》中卻敷衍為：漢末三國分漢，是上述三位功臣的報復；伏后則是呂后的轉世。又如，隋亡，煬帝被縊，后來轉世投胎為楊貴妃，導至天寶之亂，而楊貴妃還是難逃縊死的命運。正史上，宋將楊業(yè)死于戰(zhàn)場。在民間歷史系統(tǒng)中，楊家將的故事則繼長增高，占了宋史極重要的一部分。故事中，楊家是保衛(wèi)國家的唯一武裝力量，楊家男子幾乎都在疆場上為國捐軀，楊門寡婦又擔起了衛(wèi)國抗敵的任務，朝中奸臣不斷陷害楊家，幸而有八賢王、寇相爺在各種場合保護楊家。楊家將的故事，又衍生為薛家將、岳家軍……在不同時代，重復了楊家將類似的遭遇。

俠義故事代表了民間的正義觀。從《龍圖公案》衍生為包公主持正義，不畏強梁，又加上俠客投效保護包公，再演化為俠義之士查訪破案。這一系列故事的清官，包公之后，有海瑞、施世綸、彭朋、狄仁杰、于成龍……俠義之士有王朝、馬漢、三俠五鼠、黃天霸……民間的正義，不寄望于法律，卻依賴皇帝特許的御鍘與尚方寶劍，由聰明正直的好官，當場處決，為人間鏟除不平。

中國傳統(tǒng)社會，男女并不平等。女子沒有機會外出工作，當然沒有自己的事業(yè)；女子婚嫁，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決定，自己的命運也不能自主。然而，在民間文化系統(tǒng)中，小姐可以贈銀接濟窮書生，創(chuàng)造自己日后接受封誥的命運，而王寶釧那種烈女更可以將愛情與婚姻，放在比父女天倫更高的位階。《再生緣》的女主角易釵為弁，文武雙全，使男子低頭。樊梨花與穆桂英，則更以武藝壓倒夫婿，勒逼這些勇將娶自己為妻。這是民間對于正統(tǒng)社會秩序的抗議。

從《三國演義》桃園結義的故事，可視見民間文化強調個人與個人之間建立的“義氣”。義氣的位階高于君臣與夫婦諸倫。在說唱與戲劇中，許多英雄以義氣為重，為朋友可以犧牲性命；反之，背義的奸人，永遠被世人唾棄。于是，瓦岡與梁山的結義，在民間社會不斷被當作結合個人為自愿群體的模式。

佛教的命運與報應觀念，深入民間文化。冤仇相報，固是前述朝代遞換的解釋，也是人際關系的解釋。于是，羅成與唐太宗的深厚交情，一世不能了，還須在羅成轉世為薛仁貴后，再一次以“白袍小將”立保駕之功。不幸死于非命的張飛，兩次轉世，一次是張巡，一次是岳飛，都是雄武過人，又都是死于非命。包公是魁星下凡，岳飛是大鵬金翅鳥轉世，皆說明了他們的非凡性格。

凡此民間文化，背離了正統(tǒng)社會秩序的觀念，深入人心，主導了中國百姓的行為。民間文化的英雄，為人稱頌，甚至成為民間崇拜的神祇。關公是歷代都尊崇的正神，此外還有濟公、張大帝、英烈王、于少保……諸人，常以不同的尊銜，血食一方。最為極端的例子，則是義和團起事時，他們崇奉的神明，其實大多是說唱與戲劇中的人物，并不屬于哪一教派，也不是正統(tǒng)歷史中的人物。由此可見，清代完成的民間文化，其重要性實在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