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法學者李曙光：在改革的脈搏中｜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

編者按：2025年，經濟觀察報以“我們的四分之一世紀”為年終特刊主題，旨在通過數十位時代親歷者的故事，共繪一幅屬于這段歲月的集體記憶圖譜。

“我的人生是幸運的，因為我一直在中國改革跳動的脈搏中，推動市場經濟發展。”

李曙光笑瞇瞇地說。他的下巴微微揚起。

現年62歲的李曙光，是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講座教授、法與經濟學研究院原院長，曾長期擔任該校研究生院院長。

作為一個學者，他參與起草或修訂了企業破產法、反壟斷法、證券法、國有資產法、合伙企業法、期貨法、證券投資基金法、存款保險條例乃至民營經濟促進法等。

40年間，李曙光用力最勤的便是破產法。

他從1986年就開始參與破產法立法。在2006年的企業破產法立法以及2025年的修法中，他都是起草小組的核心專家之一。

“沒有劣汰，就不會有優勝，這是市場經濟的規律。”

他曾打比方道，一個路口如果只有綠燈和黃燈、但沒有紅燈，就很危險了。破產法正是這個紅燈，它能淘汰掉經營失敗的公司，更能打擊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的皮包公司和騙子公司，允許優質的市場主體進行平等競爭。同時，在企業真正出現風險的時候，破產法也能提供一套拯救或財富再分配的機制。

接下來，李曙光還希望能把“半部破產法”寫完。現行的破產法僅適用于企業，個人破產制度仍未正式確立，李曙光仍在為此奔走鼓呼。

從國企破產開始

1979年，16歲的李曙光高考考了江西省景德鎮市文科第二名，但與他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失之交臂，調劑到華東政法學院（現華東政法大學）學習法律。

那仍是個文史哲為王的時代。李曙光選擇學習法制史，其后，他考取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張晉藩的研究生。

盡管攻讀法律是陰差陽錯，但李曙光對中國改革感興趣，則是種必然：”我們那一代非常有理想，有歷史責任感，是真心感到國家命運跟我們個人命運相連，就希望中國越來越好。”

他第一次參與立法，就是破產法。

時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發展中心處長曹思源是李曙光的同鄉，他致力推動國企改革，宣講國企破產法。在與曹思源的交流中，李曙光開始對破產法產生興趣，并協助曹思源搜集資料、進行宣傳。

就這樣，李曙光也參與了到1986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立法過程中，那年他23歲，還在讀博。當時全國只有十來個法學博士，他是年紀最小的。

在轉型期誕生的破產法，承載著不同的需求。1986年的試行版破產法是為了推動國企改革，僅適用于國有企業。隨后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嘗試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據李曙光說，在”入世”談判中，出臺市場經濟的破產法也是中國的一項承諾。

這兩條線索，構成了李曙光在1990年代的主要工作。

1993年，李曙光參與撰寫了一份國企破產專題調研報告，提出應該修法，或者制訂新法。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镕基批示，把國企破產難歸結為“人往哪里去？錢從哪里來？”的問題，要求李曙光所在國家經貿委專題調研組給出具體政策建議，并要22個部委討論。

在朱镕基的推動下，1994年，全國人大財經委成立新破產法起草小組，李曙光是其中唯一一名學者。但這次起草斷斷續續，并沒有進入正式立法程序。“當時市場經濟的概念才提出兩年，還沒有相關理念和要素市場，社會各種障礙也很多。”李曙光說。

當時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仍是國企破產，國家需要一份統一的政策文件。1994年10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李曙光是初稿的主要執筆人之一。同年，政策性破產開始在全國18個城市試行，1995年蔓延到全國，此后破產潮持續了十多年。

2001年，李曙光（右）參加倫敦國際破產協會年會，與時任國際破產協會主席尼爾·庫珀合影

中國首部市場經濟的破產法

中國仍需要一部市場經濟的破產法。

2003年，新破產法立法重啟。那年，曾大力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吳邦國當選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提出，五年之內一定要完成新破產法立法。

新破產法起草專業性強，主要是專家立法。起草小組有7名專家，李曙光是其中主要成員。

李曙光2000年曾去哈佛大學訪學一年，重點攻讀破產法。起草法案時他主張學習美國的破產重整制度和管理人制度。但其他專家多是大陸法系背景，往往不同意引進這些制度，甚至有人說他是”美國破產法代言人”。

“我不怕被貼標簽，世界各國好的制度文明成果都可結合國情學習。”李曙光說，起草法條時經常爭論，“吵得一塌糊涂，都要拍桌子的。拍吧，你拍我也拍！”

他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每年破產案件數十萬件，其他國家每年僅幾萬件。破產重整制度是1978年美國破產法的重要改革，是隨著市場、金融和商業的發展而誕生的。全世界都在學習，包括大陸法系的德國和日本在90年代后期也都開始引入重整制度，說明這是最先進的。

他堅持認為中國的這部破產法，第一，一定要跟世界通行規則接軌；第二，一定要能推動中國所有的經濟主體平等地進入、退出市場，按市場經濟規律來公平競爭；第三，一定要適合在中國落地生根。“立法的目標門檻高一點，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可以寫得粗一點，但是方向要對”。

李曙光說，當時的立法決策者喜歡見到立法辯論，因為真理越辯越明。最后他們認為李曙光的觀點更合理，在破產法中引入了重整和管理人制度。不過，李曙光的有些建議也沒有被采納。

在起草管理人章節時，李曙光主張管理人要市場化，由債權人來推薦選擇；按國際經驗，管理人應該是有資質的律師與會計師個人。然而，當時最高院參與立法的一位領導則認為，不可相信個人能完全承擔管理責任，且管理人應該由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機構擔任。雙方發生激烈論辯。

最后出臺的破產法還有博弈后的折中痕跡：管理人沒有完全市場化，而是要由法院指定；且個人和機構都可被指定為管理人。

法律通過前夜，李曙光還在與全國人大法工委領導一起修訂法案最后的文本和標點符號。2006年8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正式通過，李曙光就在現場向媒體答疑。

法律通過一周后，李曙光應華美協進會的邀請，去美國紐約華爾街進行了兩次宣講。”啥？中國有破產法了？”李曙光瞪大眼睛，挺直腰板，模仿著在場美國聽眾的反應。

但在2006年9月的第九次中歐峰會上，歐盟領導人仍以”沒有市場經濟的破產法”為理由之一，延緩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中國加入西方國家的游戲規則，舉步維艱。當時，李曙光有感寫下：“一艘巨大的游輪正停靠‘無敵號’戰艦旁的八十六號碼頭邊，大批游客走下游輪，涌進曼哈頓喧鬧而有序的城市節奏中……他們對中國的新破產法一無所知。今天，紐約天氣晴朗。”

新破產法難落地

破產法在國內也長期“藏在深閨人未識”。

對破產法通過后3年內的實施情況，李曙光和他的博士生王佐發做了實證研究。他們發現，2009年，以注銷和吊銷方式退出市場的企業各有近40萬家，而法院受理的破產案件僅有3128件。而2006年，法院受理了4253件破產案件。破產法實施三年來，案件數不升反降。

注銷和吊銷都是行政手段，尤其是吊銷是種不清算的行政處罰方式。李曙光認為，這意味著大量企業在債權債務關系未得到完全清理的狀況下退出市場，沒有厘清的債權債務關系沉淀在社會底層，使社會的無信用度加劇。

那幾年，李曙光向最高院等有關部門提建議，在媒體上宣傳，去各地法院宣講，想推動破產法等法律實施，但一直難見成效。

“立法上的巨人和實施當中的侏儒現象，是巨大的反差。為什么（破產法）這么好的東西，在這種土壤中不能扎根生長起來？”2009年年底，李曙光曾向經濟觀察報講述他的失望。

2025年，李曙光再回憶起那段時間時，顯得平和很多。他認為，當時破產法的重要性、破產法的制度功能沒有被社會所認知：

首先是法院不受理。有些地方地政府也出于維穩的考慮，阻止地方法院受理破產案件。對法院來講，“以前的國企破產都是政府推動的，沒有市場經濟的破產。法院對新法的認知也不夠到位，覺得受理破產案件是個很大的麻煩”。

其次是當事人不申請。“很多債權機構當事人還不知道可以走破產這條路，只知道債務人沒錢。我說申請破產程序后，我們就可以用‘聚光燈’去查，就知道他到底有沒有錢了”。

此外，破產在中國文化中一直被視為不吉利的事，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平民百姓，都要突破成見。李曙光說，起初我國的破產法和國外一樣，就叫某國“破產法”，但有人認為“中國破產法”不好聽，最終加上了“企業”二字。

破產法全面重修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2015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李曙光認為，這就意味著要發揮破產法的工具作用，處置僵尸企業，減少過剩產能，優化營商環境。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破產案件立案受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法院不得“阻止破產案件立案受理”。

此后，破產法的實施逐漸走向正軌。然而，這部出臺十多年的法律仍有諸多制度空白，需要進一步優化。

李曙光還指出，在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報告》中，破產法也是重要指標，但中國的排名一直偏低，2015年，中國營商環境評估在世界192個經濟體中整體排名90，破產法指標排名53；2020年，中國整體排名31，破產法則排名51。

201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破產法的修訂納入立法規劃。2025年9月，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首次提請審議，并向社會公布全文。

李曙光仍是修訂草案的工作組成員之一。

本次修訂草案在現行破產法12章136條的基礎上，實質新增和修改160余條，填補了我國破產制度的許多空白，如小微企業破產、合并破產、金融機構破產、跨境破產、重整投資人制度、強裁制度等。

法律的第一條都是寫立法目的，按李曙光的提議，修訂草案的第一條增加了一句”促進市場經營主體優勝劣汰和資源優化配置，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這是我們從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到世界金融危機事件中領悟到的。比如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時，可以說是破產法的關鍵運用，才化解了這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所以破產法不僅是解決企業個案困境，也可以用作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制度工具。”李曙光認為，這種立法考慮與法條制定，說明中國破產法立法也在引領國際破產立法。

2018年，李曙光在紐約南區美國聯邦破產法院門前

個人破產法探索進行時

李曙光說，中國的破產法還是“半部破產法”，因為沒有個人破產法。

有人讀到他推動個人破產法立法的文章之后，給他寫信：“李老師，我原先賺了300多萬元，后面想把生意做得更大，做砸了，反而欠了300萬。但我現在只有35萬現金財產。我愿意全部用來還債，但我擔心這35萬給出之后，債主還會繼續追我，我現在沒能力還那么多錢，所以只能到處躲債。如果能把其余債務免掉，我愿意把35萬都還給他們。”

2006年破產法的一審稿、二審稿都有個人破產章節，但在最后一稿中被刪除了。李曙光認為，當時的社會理念、金融體制、消費文化、配套設施等方面都還沒有成熟到可以推行個人破產制度的程度。

近年來，隨著民商事法律制度的日益健全，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條件也漸趨成熟個人破產的條件則趨成熟。

“說到個人破產，就有人說會有人逃廢債，甚至有些地方法院的院長也這樣想。”李曙光認為，不必有這種擔憂，“現金交易很少了，幾乎所有的商業交易都有交易記錄可查，我們還有成熟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和限制消費制度，被執行人一旦違反還可能承擔刑事責任。想逃債都很難”。

2019年，13部門聯合發布了《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分步推進建立自然人破產制度。

但李曙光仍然經常聽到反對聲音，認為個人破產會帶來逃廢債。甚至有些地方法院的院長也這樣想。

李曙光認為不必有這種擔憂。“現金交易很少了，幾乎所有的商業交易都有交易記錄可查，我們還有成熟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和限制消費制度，被執行人一旦違反還可能承擔刑事責任。想逃債都很難”。

其實，個人破產主要是面向“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設立的制度。

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2025年12月23日，我國公布中的失信被執行人數超848萬。

李曙光說：“認為他們都是‘老賴’，這是不對的。更多的失信被執行人是真的沒有償付能力，比如生病了，失業了，生意因各種原因失敗了。個人破產是能解決這部分人的問題的。”

此外，失信被執行人只是社會一部分人群，現實中還有大量普通債務人可能也需要個人破產，“有些人背上債務大山，一輩子都還不起，如果他們鋌而走險，也會讓社會更不安定”。

他把個人破產稱作共同富裕的底層制度。”世界各國的個人破產法都在朝著慈善主義方向發展，這是國家公權力給特定債務人的公共福利。這對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來說是一個大解脫，也是一次人生重啟的機會，對于社會來說也是。破產是個清理信用垃圾的制度，讓大家重新做干干凈凈的人”。

李曙光指出，個人破產制度將改變現實中違法討債的情況。十幾年前，他做一次個人破產主題講座時，發現聽眾中有許多人膀大腰圓，胳膊上紋花紋龍，一看就是討債公司的人。他們了解到個人破產后很驚訝：“趁現在我們趕快討債吧，制度出來之后，就沒我們的機會了！”

目前，多地正試點探索個人破產。

自2019年起，浙江、江蘇、山東部分法院的執行部門陸續采取了“類個人破產”的措施。2020年和2025年，深圳和廈門兩個經濟特區分別通過了特區的個人破產條例。這些地方都找到李曙光請教，他也密切關注著這些地方試點的動態。

個人破產制度在國家立法層面也有突破。2025年公布的破產法修訂草案，允許破產企業的連帶個人債務人適用該法清理債務。“仍然限制在小范圍內，但也給個人破產推行留下了余地”，李曙光說。

40多年來，李曙光一直為破產法奔走鼓呼。近年，為了推動個人破產，不愛拋頭露面的他也開始接受電視媒體的采訪。

“我一直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脈搏在跳動。”李曙光感嘆，自己是個幸運者。

他期待到2050年，中國是一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充分的社會，人人都有創新的愿望，有更多的自由和發展空間，人人都能讓自己的想象在現實中得到實現。

2024年的李曙光

（作者 劉曉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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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諾

大健康新聞部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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