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博館刊｜考古學視角下“懷姓九宗”再探討

《左傳·定公四年》載：“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王國維指出，“懷”古音與“隗”通，“懷姓九宗”即是“隗姓諸狄之祖”，其源頭“皆出于鬼方”。近二十年來，山西橫水、大河口、雎村等高等級周代墓葬的發現，為人們直接探索“懷姓九宗”問題提供了考古學支撐。這三處墓地多為西向，大部分有腰坑，部分高等級墓葬墓口有斜洞、柱洞等遺跡，表現出不同于典型周人墓葬的文化面貌。根據傳世的倗仲鼎（《銘圖》01961）銘文“倗仲作畢媿媵鼎”，可判斷橫水墓地所見倗氏屬“媿”姓。大河口墓地和雎村墓地與其面貌類似，很可能同屬來自鬼方而又內附于周人的媿姓戎狄諸族。然而，對于這一系列墓葬的性質，學者仍存在不同意見。李零、韓炳華、韓巍、劉緒、田偉等學者主張此類族群即是文獻中所記載的“懷姓九宗”，為周王朝分封給晉國的附庸；謝堯亭、李建生等學者則認為幾處墓地的墓葬規格和銘文所反映的禮制等級較高，不太可能是晉之附庸，而是幾個獨立的諸侯國。

我們認為，對于橫水、大河口等墓地是否屬于“懷姓九宗”，是晉國附庸還是獨立封國，抑或二者兼有，本質上是倗、霸為代表的戎狄族群在晉南區域格局中的地位問題。對此，我們不應簡單地將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對號入座，而應從歷時性角度動態地考量其性質。

一

探討倗、霸族群與晉的關系，我們需將其中最高等級的君長墓葬與晉侯墓地進行對比，以得出其在墓葬規格和禮制地位上的差異（表一）。根據對已公布墓葬信息的統計，我們可以獲得以下認識。

表一 倗、霸君長與晉侯墓葬規格對比

從墓葬規格上看，西周早中期，倗、霸君長墓葬的墓室面積一般在15-20平方米之間，早期無墓道，從西周中期橫水M1011開始使用墓道。到中期偏晚階段的橫水M1、M2，墓室面積增加到20平米以上，規格有所提高。倗、霸君長西周早期均用1槨1棺，至西周中期倗伯開始使用1槨2棺；西周早中期北趙晉侯及夫人墓室面積基本在20平方米左右，始終使用一條墓道，均使用1槨1棺。西周晚期，可能為倗、霸君長墓葬者目前僅見厲宣時期的橫水M1013，其墓室面積縮減至13.5平米，不見墓道，而同時期晉侯墓葬的墓室面積普遍擴大至30平米以上，晉侯及夫人墓皆使用1槨2棺，至兩周之際開始使用2條墓道。

從隨葬青銅禮器上看，西周早中期，倗、霸君長和晉侯的用鼎種類較復雜，數量多且不穩定，沒有形成成熟的用鼎制度。在禮器組合方面，二者均有成套食器、酒器、水器的完整組合，看不出檔次上的差距，甚至在昭穆時期，倗、霸君長隨葬的青銅禮器較同時期的晉武侯夫婦更為豐富。到了西周晚期，橫水M1013青銅器大多為明器，而晉侯墓地逐步形成了晉侯用5鼎、晉侯夫人用3鼎的列鼎規制。

綜上，西周早期，倗、霸君長的墓葬規格略低于晉侯，至西周中期與晉侯基本持平，西周晚期可能為倗、霸君長的高等級貴族墓除橫水M1013外基本消失，而晉侯的墓葬規制大幅提升。

從倗、霸墓地出土的銅器銘文來看，西周早中期的倗、霸君長也享有較高的禮制地位。

倗、霸君長曾先后擁有“公”的稱號。北趙M113出土1件格公鼎，銘文為：“格公曰：‘鑄鏤鈁方鼎弍，用廏濕宮。’”M113為晉侯燮父夫人墓，格公鼎的年代不應晚于此，很可能屬于同時期的大河口M1墓主霸伯。橫水M1006出土一件倗公壺（M1006:145），銘文為：“倗公仲作郁壺。”M1006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偏晚階段，其中多件銅器銘文表明墓主為“倗伯”，倗公壺所稱的“倗公仲”很可能是帶有墓道的橫水M1011墓主，即M1006墓主倗伯之父。已有學者指出，西周時期，“公”與“侯”皆非爵稱，稱“侯”者多為具有重要軍事職能的外服封君，而稱“公”者常見于畿內重臣或外服封君獲得王室職務者。西周早期的“格公”與西周中期的“倗公”，或許就是因某種特殊使命或職務（如管理鹽業）而獲得了王卿的身份。

倗、霸墓地中出土的若干銅器銘文也反映了倗、霸君長與周王室及其他諸侯的直接聯系。大河口M1017:6霸伯尚盂記載了周王使伯老褒獎霸伯，霸伯還贈禮物的完整過程。大河口M1017:8、40簋、M1017:35、92山簋，皆載“井叔來鹵，蔑霸伯歷”之事，表明霸伯作為河東鹽池的管理者，通過井叔等重臣直接對周王負責。大河口M2002:24格姬簋銘文內容記載了作為周王代表的尹氏直接干涉霸氏繼承人選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晉人雖然提出了建議，但并沒有最終決定權。倗、霸墓地中出土的若干反映婚姻關系的銅器銘文，也表明倗、霸二氏和晉、燕、曾、畢等國皆有聯姻，地位比于諸侯。韓巍指出，以倗、霸為代表的“懷姓九宗”可能兼具“晉臣”和“王臣”的身份，類似于文獻所載諸侯國中的“命卿”。但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倗、霸二氏在西周早中期作為“晉臣”的證據并不充分，也并非如引簋等材料所見，作為“命卿”參與晉國事務。

倗、霸君長在西周早期的軍事地位也非同一般。大河口M1霸伯墓中出土數量眾多的青銅兵器和儀仗器，其中1個兵器箱中裝有尚存木柄的5件銅戈和1件半環形鉞。《尚書·牧誓》載：“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大河口M1出土半環形鉞（M1:1178）工藝精致，器型圓潤，并非實戰器。張昌平、井中偉、嚴志斌等學者指出，此類器物多見于西周時期諸侯墓葬中，為周代所新創生，可能來自王室賞賜，具有標識身份地位的功能。大河口M1還出土鴨嘴型器一件（M1:269），發掘者定名為旄，也應屬于宣示權力的儀仗用具。這些器物表明，墓主生前在周王朝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和軍事權力，曾經作為統帥為周王朝建立過功勛。作為重要的軍事首領，霸氏君長在這一時期與晉國的關系應當相對平等，不存在附屬關系。

總的來看，至少在西周早中期，倗、霸君長的地位頗高，甚至一度比肩于晉侯。其禮制地位、器用規格與晉侯相比并不遜色。但到了西周晚期，二者的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改變。

西周晚期，橫水、大河口墓地仍然存續，但與晉侯墓比肩的君長級墓葬除橫水M1013外已完全消失不見。橫水M1013可能為倗伯墓，但墓室面積相較此前的倗伯墓有所減小，隨葬銅禮器多為明器，其規制已大不如前。吳鎮烽曾報道兩件私人所藏倗伯盨（《銘圖三》40541、40542，圖一、圖二），二者器型、銘文相同，年代在兩周之際，說明橫水墓地中可能還存在年代更晚的倗伯，但可能因墓葬規模較小且被盜，已無法識別。西周晚期大河口墓地中等級較高者以M4051為代表，年代在宣幽時期，墓室面積約13平方米，使用1槨2棺，經過盜擾，青銅禮器存鼎2、簋1、盤2、盉1、匜1，整體規格與宋玲平所分曲村邦墓西周晚期B-2類相當，而與同時期晉侯墓相去甚遠。《國語·鄭語》亦載幽王時：“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說明此時媿姓諸族仍然存在君長，但相比于在西周晚期禮制規格得到提升的晉侯，其地位應已大幅降低。同時，倗、霸族群的諸多葬俗也開始為周人所同化，如腰坑殉狗習俗逐漸減少甚至消失，基本不見殉人，除西向外的本族葬俗消失殆盡。這暗示著，倗、霸族群的居邑和人口或已為晉侯所直接管轄，淪為其附庸。橫水、大河口、雎村等墓地延續到春秋早期，此后被廢棄，應當是在晉國的對外擴張下被徹底吞并。

圖一 倗伯盨甲（采自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14頁）

圖二 倗伯盨乙（采自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16頁）

上海博物館藏□（上口下目）鼎（《銘圖》02395）銘文記載：“隹七月初吉丙申，晉侯令□（上口下目）追于倗。”李學勤指出，銘文所記內容涉及恭王前后的晉、倗沖突。 □（上口下目）鼎的造型、紋飾與十五年趞曹鼎類似，十五年趞曹鼎見恭王謚，應鑄于周懿王十五年。而□（上口下目）鼎的紋飾幾何化程度更強，其年代當晚于此。橫水M1006倗伯墓出土銅鼎（M1006:123）造型紋飾與□（上口下目）鼎基本相同（圖三至五），其所載的倗晉沖突，可能就發生在M1006墓主倗伯在位期間。橫水M1006規模較此前為倗伯墓的橫水M2、M1011有所下降，且失去了墓道，可能正是其與晉國產生沖突導致其地位下降的結果，此后可能為倗伯墓的橫水M1013規模進一步下降。到宣王之后，橫水、大河口兩墓地再無可確定為其君長的墓葬。

圖三 □（上口下目）鼎（采自吳鎮烽《商周青銅器圖像暨銘文集成》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8頁）

圖四 十五年趞曹鼎（采自吳鎮烽《商周青銅器圖像暨銘文集成》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0頁）

圖五 橫水銅鼎M1006:123（采自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M1006發掘簡報》，《文物》2025年第5期）

二

相比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的倗、霸墓地所展現的面貌更符合《左傳》中屬于晉國附庸地位的“懷姓九宗”。本文據此推測，“懷姓九宗”的概念并非產生于周初分封之時，而是在兩周之際隨著晉國的兼并活動才逐漸形成。到春秋晚期，“懷姓九宗”的分封被附會為周初的歷史事件，在《左傳》文本中與“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并列提及。圍繞這一觀點，我們需要繼續考察西周時期其他諸侯國疆域內的殷遺民墓葬，并結合文獻背景做進一步分析。

1977-1978年，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在曲阜魯故城內發掘兩周時期墓葬共128座，發掘者將其分為甲乙2組：甲組西周墓主要分布在藥圃墓地和“斗雞臺”墓地，墓主頭向大多向南，流行腰坑殉狗，隨葬陶器組合包括商式袋足鬲、圈足豆、盂、簋、圜底罐等。乙組墓主要分布于“望父臺”墓地，墓主頭向大多向北，基本不見腰坑殉狗，隨葬陶器組合包括仿銅陶鬲、圓肩罐等。乙組墓葬與關中地區周人墓葬在葬俗、隨葬器物等方面基本一致，顯然屬于隨魯國分封而來的姬姓周人。對于甲組墓，張學海等學者認為屬于受商王朝強烈影響的東夷族群，而魏訓田等學者提出其可能屬于周初分封到此處的“殷遺民”，即文獻中所載的“殷民六族”。

魯南地區西周時期商系墓葬除魯故城甲組墓外，還包括滕州前掌大、滕州莊里西、新泰市政府等墓地。其中新泰市政府僅見一墓，難以說明問題。滕州前掌大出土青銅銘文帶有“史”氏族徽，滕州莊里西出土青銅銘文有“滕侯”等，皆可說明二者的族氏，而與“殷民六族”中的“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等氏族難以對應。《左傳》中提到，在分封“殷民六族”時“使之職事于魯”，而上引魏文也考證周代魯國殷遺民所祭拜的“亳社”就在魯城之內。結合現有的發現來看，至少一部分“殷民六族”所使用的墓葬可能就包括在魯故城甲組墓中。

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在淇縣楊晉莊發掘了西周衛國邦墓，共清理西周中小型墓224座，其中十余座有腰坑殉狗，其間無打破現象，規劃嚴整。報道中還提到，根據近年的調查，淇河沿岸還分布著大量的西周衛國中小型墓。這一系列墓葬中具有商系特點的部分，或許就包括了周初分封給衛康叔的“殷民七族”。

此外，在衛國所控轄的豫北地區，發現較為集中的商系墓葬還有安陽殷墟和輝縣孟莊。安陽殷墟為殷商故都，此處暫不討論。1992-19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輝縣孟莊發掘西周墓21座，年代皆在西周晚期，出土陶器組合有商式袋足鬲、圈足簋、豆、圓肩罐等，與魯故城甲組墓類似，但皆不用腰坑殉狗。輝縣漢代為共縣，《水經注》卷九載“共縣故城……即共和之故國”。海外流傳有龏姒作鼎、觚（《銘圖》01925、01926、09852，《銘圖三》40884），年代在西周早期，據傳出于輝縣。龏與龔（共）通，據此，輝縣地區周時有共國，可能為姒姓（與代周行政的“共伯和”未必有關）。孟莊遺址西周墓見商式器物，可能是一支受商文化影響的族群，但未必屬于賜封于衛康叔的“殷民七族”。目前來看，“殷民七族”還是應該在淇河兩岸的衛都附近尋找，這有待于新資料的進一步發表。

綜上，我們可以總結出《左傳》中賜封于姬姓諸侯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的一些特點。

一、這些族群墓葬皆分布在諸侯國都內或附近，這或許是出于對殷遺民群體的控制和對人口資源充分利用的目的。

二、從魯故城甲組墓的情況來看，此類殷遺民墓葬仍然符合商周時期聚族而葬的特點，不與姬周墓葬雜處。

三、作為被分封的附庸，此類墓葬的等級一般不會很高。西周時期魯故城甲組墓皆為陶器墓，到春秋時期才見銅器墓。楊晉莊墓地目前信息報道不全面，但也以陶器墓為主體。

在此基礎上，我們得以重新對晉南地區可能屬于“懷姓九宗”的遺存進行審視。西周早中期，橫水、大河口墓地中的倗、霸君長墓葬規格過高，幾乎與晉侯相當。且其所處之地與晉都有相當的距離，具有自身獨立的職能，可以直接與周王室溝通。《孟子·萬章下》：“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這顯然不符合倗、霸君長的實際地位，難以將其與“殷民六族”“殷民七族”類比，視為分封給晉侯的附庸族群。謝堯亭指出，倗、霸不受晉國統轄，是兩個獨立封國，同時認為“懷姓九宗”應該在曲村墓地的西向墓中尋找。曲村墓地共清理西周及春秋墓葬641座，但其中西向墓僅33座，在整體中的比例實在難與“九宗”之眾產生聯系。且其分布零散，即使在西向墓分布較多的曲村墓地六、七兩區，也與東、北向墓雜而處之，看不出聚族而居的狀況。

總的來看，只有橫水、大河口墓地西周晚期的墓葬既符合“懷（媿）姓”的事實，也符合“九宗”的規模，還能與文獻中從屬于晉侯的附庸地位相匹配。兩處墓地雖與晉都有相當距離，但其淪為附庸有自身的歷史背景，不與從周初就被遷封的殷遺民相類。且在西周晚期，晉國已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擴張，基本將晉南地區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可見，“懷姓九宗”是西周晚期媿姓各部勢力衰減，臣服于晉之后才有的概念，而到春秋晚期的文獻中被拿來與周初分封的殷遺民并列稱之。對于這種歷史記憶形成的原因，我們將從文獻背景的角度進一步分析。

三

“懷姓九宗”載于《左傳·定公四年（前506年）》，衛國大夫祝佗在召陵之會期間向蔡國大夫萇弘所說：

及皋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此次會盟伐楚源于蔡昭侯因拒絕向楚令尹子常行賄而被楚國扣押三年，回國后糾合諸侯意圖伐楚。在會盟中，晉國荀寅向蔡侯索賄被拒絕，而此前對楚作戰又屢屢失利，遂提前退出會盟，晉國由此“失諸侯”，失去了中原諸侯的擁戴。會盟前，蔡侯以宗法次序為由，希望其列在衛侯之前，而祝佗為了維護衛侯的地位而進行了游說。

在祝佗的陳述中，“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少皞之虛”“殷虛”“夏虛”，“伯禽”“康誥”“唐誥”這樣的排比過于整齊有序，應當屬于后世對于周初記憶的理想化加工。作為與孔子同時代的人，祝佗因其言辭修美而為人稱道。《論語·雍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何晏《論語集解》注：“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可見祝佗在當時就以長于口才而聞名，其所述史料不免摻雜有出于政治和修辭目的的加工成分。《左傳》文本中，“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皆給出了各族具體的名稱，而唯獨“懷姓九宗”未予詳述。有學者認為，祝佗所云殷民十三氏，打斷了文本節奏，應在祝佗口語表述中原本不存，是后來形成文本時為之注解，與正文相連綴而形成的。相比詳細具體的十三氏殷民，條目不明的周初“懷姓九宗”，極有可能是祝佗或其前人根據兩周之際的情況向上附會所致。這一行為的目的，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

春秋時期，楚國一直以蠻夷自居，不斷向北擴張，對沿途周王所分封的“華夏”諸侯多有翦滅，諸侯同謀抗楚被視為正義之舉。而在“謀伐楚”的召陵之會前，衛蔡兩國卻仍在因彼此位次先后而相爭。在此背景下，祝佗的陳詞包含了兩個目的：其一，提出諸侯應以德為先，“尚德不尚年”，不要計較位次先后；其二，通過三侯經略異族的事跡，提醒對方應當團結諸夏，用以攘除外患，共御楚國。其中提及衛先君康叔，無疑是為了尊崇衛國的地位。而提及唐叔，似乎也有揶揄提前退出的晉國之意。或許是為了將唐叔與伯禽、康叔并列，便將兩周之際才形成的“懷姓九宗”概念附上，以形成排比通暢、文辭工整的外交辭令。

王明珂指出：“由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特別是在周室東遷之后，周邦國貴族因著他們對戎狄的共同危機意識，以及在‘尊王攘夷’之會盟與軍事行動中產生的共同記憶，逐漸強化他們間‘夏’‘諸夏’或‘華夏’認同。”在這種族群認同強化的過程中，西周早中期已經高度華夏化的媿姓族群，被重新塑造成了需要“疆以戎索”的戎狄附庸，與克商后亡國的殷遺民并列，其目的就在于團結華夏諸侯，在“外族”侵擾的情況下擱置彼此間的爭執，共同維護其核心利益。

《左傳·隱公六年（前717年）》載有負責管理懷姓九宗等事務的“翼九宗五正”，說明“懷姓九宗”概念的形成時間不晚于春秋初年，這一職務或許正是在西周晚期倗、霸諸族為晉所吞并后才設立的。但在春秋時期的歷史記憶重塑下，“懷姓九宗”的形成被上溯到了周初分封之時，成為“夷狄交侵”時代下華夏諸族統御戎狄的法理依據。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謝堯亭教授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本文首刊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5年第11期，作者楊昱浩[吉林大學考古學院]、井中偉[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楊昱浩（吉林大學考古學院）、井中偉（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