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八重櫻閑話》

作者：王景賢 來源：日本華僑報

這不是一篇書評，充其量只是一篇讀后隨筆。我向來不擅長寫書評，也因此欠了一些特意送來著作的作家老師們的信賴和情誼，素來深感惶恐。但李長聲先生的這部《八重櫻閑話》，讀后受益甚多，也頗有一些感想，遂信筆寫來。且東施效顰，擅亦稱作閑話。

《八重櫻閑話》是2025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關于日本文學的隨筆集。拿到這本書，是在11月份舉辦的《八重櫻閑話》東京發布會上。我喜歡聽長聲先生侃侃談文學。故每當東京有他的文學活動，我總是盡量前往。

（一）

記得第一次被他的文學論吸引，是在日本華文作家協會的一次文學活動中。那時作協還稱為“筆會”，是一群在日華人華僑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們抱團取暖的地方。我久聞長聲先生“當代知日第一人”的大名，也在騰訊《大家》中拜讀過不少他的隨筆，他文章中看似漫不經心，實則蘊含鮮明的筆調也曾有所見識。但見到他本人，聽他講文學論，那還是第一次。如今時隔多年，當天講的具體內容已變得模糊，但長聲先生為人謙遜不茍的態度，和當天談論內容的深度與高度，卻隨時間推移，印象愈加深刻起來。

長聲先生早年曾在長春擔任《日本文學》雜志副主編，可能出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考量，他于1988年自費赴日專攻日本出版文化史，其后長期旅居日本。他博覽群書，勤于觀察世界，也勤于思考，多年來他堅持用中文書寫日本，為兩岸多地報刊撰寫了大量專欄文章。這些隨筆結集為《日知漫錄》《居酒屋閑話》《風來坊閑話》《東京灣閑話》《日和見閑話》《秋津島閑話》《日本人的畫像》《況且況且況》等十余部著作。

盡管如此，與其他早年離開國內的海外作家一樣，他沒有國內所認可的作協和獲獎作家等光環，因此長聲先生自謙稱自己的文學是“朋友圈文學”。雖然他從不發朋友圈，也從不在朋友圈點贊，但他的朋友圈都是關注他文學的作家、出版商和文學愛好者，他的文學粉絲也遍布海內外。我這個文學晚輩，說來榮幸，文學活動后跟屁蟲一般跟著，便偶有與長聲老師把酒話桑麻的榮幸，死乞白賴地作為一個鐵粉榮居他朋友圈的一隅。說起來這不僅要感謝長聲老師的愛護和不嫌棄，也多少要感謝家父賜予的愛酒基因了。

長聲先生愛酒，也愛與文學朋友們酒聚。第一次和長聲先生對飲，是在一次文學活動會后。他不棄我這個新人，特意問我能喝日本燒酒嗎？日本燒酒分紅薯燒和小麥燒，因紅薯燒有一股特殊的濃烈氣味，很多人不喜歡。長聲老師擔心強加于我，特意詢問。后來我漸漸知道，這是長聲老師為人的好處之一，他從不高高在上，也從不強加于人。這在他的文風中也有所體現。

那時我還不太喝日本燒酒，但卻意外聽見自己高興地說，能喝！喝了以后發現，日本燒酒也挺好喝，因為總是加了冰或熱水，酒味兒淡淡的，對我這種喜酒的女士，恰好。但無論日本清酒還是燒酒，雖入口輕松，但極易因酒興而過量，故還是要小心酩酊于回程電車上，此不做贅述。

《八重櫻閑話》東京發布會后當天，我也有幸與幾位作家和畫家朋友一起與長聲先生小酌。以往聚飲，即使人少，我也多會選一個距離長聲老師不遠不近的較自洽的位置，這樣既方便聆聽他的話，也盡量不妨礙比自己更重要的朋友與長聲老師交流。但當天人少，愛飲女士只有我一個，去了洗手間，發現諸位先生已將長聲老師旁邊的座位空出來與我。于是難得有一個和長聲老師鄰席喝酒的機會。席間，長聲先生一如既往平視晚輩，不動聲色地照顧我盤中菜杯中酒。當我偶爾為他斟酒夾菜時，他又顯得有些局促，笑稱坐在我旁邊太好了。其實常年在日本生活，這是一種很平常的禮儀，但年齡資歷如長聲老師，卻全然沒有一切理所當然的意思，談笑風生間，很自然地感覺得到了一種女士應得的尊重。長聲老師酒品好，隨和自然，他愛吃毛豆，我們就多點了些毛豆下酒。席間，我答應長聲老師寫一篇讀后感。

（二）

這次聚飲，于我而言，好比一個文學青年終于有機會在仰慕已久的魯迅先生旁邊共飲了一次，堪稱殊榮。說起魯迅，長聲老師其實對魯迅深有研究。他曾謙虛地稱自己，唯一完整地讀過的就是《魯迅全集》。不知是否與此有關，我每次讀他的文章，總感覺有一種與魯迅先生相仿佛的口調，既熟悉親切又肅然起敬。這也許就是他在《八重櫻閑話》中稱之為“文體”的東西——文中他自嘲道，“朋友拿出一段話，說是我寫的，對于內容我毫無記憶了，但文字的拼湊還是一眼就認得，像狗一路撒的尿。這就是文體。”這是他在《八重櫻閑話》一書中《村上文體》一文的開頭部分，讀了令人忍俊不禁又深覺亦然。每個好作家，的確都有一種方便讀者識別的文體，我們讀魯迅，都了解有一種躍然紙上而不可言說的“魯迅風”。而長聲先生雖文體上有一種淡淡的魯迅味道，但較于魯迅，他的文風更輕松幽默，閑庭信步。

《八重櫻閑話》中寫日本作家多自殺的《古得拜》一文里他寫道，“也有絕不會自殺的，例如谷崎潤一郎。”為證明觀點正確，他引用三島由紀夫曾說的話――“目睹了芥川的藝術家失敗致死，谷崎一定以天生受虐狂的自信嘀咕：要是我，更要一直好好失敗下去，就那樣長壽百歲。”

在反駁某中國作家稱“中國不出偉大的作家，是自殺的太少”時，他冷幽默道，“這話似乎有一點問題。一是中國作家自殺的好像也不少，他們不能像他那樣賴活著，就只有好死；二是日本的自殺之所以出名，也因為自殺的作家都有點偉大。這位說風涼話的作家在中國似有點偉大，為了中國文學，帶頭自個殺才是。”

類似這種令人莞爾的幽默，在這本《八重櫻閑話》一書中比比皆是，作為讀者總是邊讀邊充斥著一種尋求的期待，期待在下一個轉角，遇到一個會心的微笑。

（三）

但也有人認為，長聲先生長期書寫日本文化，筆墨云淡風輕，很有一些周作人的味道。他自己也曾寫過，“隨筆，我自設的標準是知識性與趣味性。知識不假，趣味不俗，養人性情……寫得有知識是不難做到的，讀來有趣卻不易。所謂有趣，不單是用語造句行文之妙，主要還在于伏案走筆的心態。就這個標準，我愛讀的是周作人。”盡管如此，在《八重櫻閑話》一書發布會上，長聲老師還是指出，不贊同將自己與周作人比較，他說自己在古典文學的造詣遠不如周作人，也永遠不及周作人。對部分作者用二人都寫日本的“模糊印象”而給他貼的“周作人第二”標簽，他表示缺乏嚴謹。但他也承認，從周作人處學到了一點，就是對日本文學的認知“基本靠讀書”。

這一點，相信長聲先生的讀者都會深有體會，就是他的隨筆知識性之強。以本次《八重櫻閑話》為例，書中涵蓋了包括村上春樹、三島由紀夫、太宰治、東野圭吾、渡邊淳一、芥川龍之介、夏目漱石、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池波正太郎、遠藤周作、山本周五郎等大量近現代日本社會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中除了各位作家的大量作品，還包括同時代評論家對各位作家作品之評論，甚至包括作家的子女、遺孀等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寫的作家本身，也包括作家的生活細節、性格傾向、人品端倪以及趣聞軼事等等。這些內容如非通過大量閱讀，很難完整地總結和體現作家其人，也難于綜合把握作家作品。而這些作家及作品的時代背景更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將時代跨度如此之大的作家分別在隨筆中一一做詳細披露，正說明了長聲老師在寫作之外所下的讀書功夫之深。

他曾在《長聲閑話：美在青苔》一書的后記中坦言，“張愛玲的靈氣是天才，學她的所有人永遠低她一等，我沒那個天分。周作人不同，浸淫在里面，慢慢陶冶，還能熏出來。”由此看來，雖不能貿然將長聲老師稱為“周作人第二”，但來自于魯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影響也許是客觀存在的。

與周作人藤前瓜下的悠閑相比，長聲老師作品中魯迅先生般的一針見血也時有體現。在書寫村上春樹的《諾獎鬧劇》一文文末他如此寫道，“一旦諾獎真獎給村上，他不會不要吧。肯定去斯德哥爾摩講一通，就如同在耶路撒冷講他站在雞蛋一邊，在加泰羅尼亞講日本人應該對核喊NO。”村上春樹雖口稱與石頭相比自己始終站在雞蛋一邊，身體卻誠實地接受“石頭”一方賦予的文學獎。這種日本文人的虛偽被長聲老師用一句富于留白意味的表述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和揭露，但文字卻點到為止，余韻悠長。

在《太宰治之斜陽》部分的《人間失格》一文里，他寫道“太宰治和三島由紀夫都是愛裝的作家，太宰裝弱，三島裝強。這是他們的文學策略，也是人生策略。兩個人相映成趣，也表現了日本民族的兩面性。太宰治暴露自己的軟弱，把軟弱變成小說家的強大。他其實是一個強者。”這一段描寫在筆者來看非常經典，日本人善于偽裝，又極端矛盾，太宰治和三島由紀夫這兩位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莫如說正是代表了日本民族特征中兩個矛盾的民族性，有時貌似極端強大，內心卻極為敏感脆弱，兩種性格交錯體現，表現在文學上就出現了太宰治和三島由紀夫也未可知。而如果要我加一句，則是“三島由紀夫的健美和在自衛隊面前剖腹而死的右翼表現，看起來極端強大，他其實是個弱者。”當然，這只是蛇足。

(四)

《八重櫻閑話》寫的肯定不是八重櫻。這是一部關于日本文學的隨筆集。但它又不是一部嚴肅的文學史著作，而是以閑話的口吻，通過詳述普通讀者所不了解的名作家名作品背后的故事、也通過寫作家間的糾葛等，為讀者呈現了一幅生動多元的日本文壇人物群像和文學現象。這本書沒有以傳統的文學史線性和嚴肅的敘述方式來陳述，而是通過披露詳實的資料，用幽默的語言，將眾多文豪從神壇上請下來，走近讀者。

這本書不局限于寫作家的文學成就，更多披露了日本社會對同一作家的不同評價，令中國讀者對其有一個更全面具體的或說嶄新的了解。這里以村上春樹為例。與中國國內或世界范圍年輕人對其的熱衷追捧有所不同，本書向我們介紹了日本社會內部對村上的一分為二，“一派叫好，一派嗤之以鼻”。評論家黑古一夫認為，“村上成功地描寫了人活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喪失感、疏離感、孤獨感、絕望感，但他的文學只是消極地追認現狀，從未回答日本近現代文學的根本性問題——人（個人）應該怎么活”。諾獎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曾批評村上：“對社會或者個人生活最貼近的環境一概不采取能動的態度，就是要用這種意志構成村上文學的特質。而且不加抵抗地被動接受低俗性環境的影響，一邊聽背景音樂，一邊編織自己內心的夢想世界。”

那么對于文藝評論家們的評價，村上本人是何態度呢？長聲老師介紹道，村上春樹說：“我的作品不管是什么樣的東西，都具有一貫受文壇主流攻擊的體質”，“那種體質才是我作品的重要生命線”，而“批評，就像是馬糞”。如此一來，一種較為全面的村上春樹自會在讀者心中展現。

不僅如此，長聲老師還寫了一篇關于村上春樹的《諾門罕戰役》。該文介紹了以“司馬史觀”影響日本社會的大作家司馬遼太郎，他應征參加了這一日蘇在偽滿洲國邊境的戰役，其后司馬遼太郎調查了二十年該戰役的資料，卻因憤怒于史料中顯現的帝國陸軍的無能，而未能寫成作品，遺憾終生。其后長聲先生筆鋒一轉，提及“村上1994年的《發條鳥年代記》寫到了諾門罕戰役。”“他寫了一篇題為《諾門罕的鐵墓地》的隨筆”，文中同樣提及了與司馬遼太郎類似的觀點，“越查資料越對當時帝國陸軍的運作系統之粗糙與愚蠢無話可說”，“且都看到這種‘日本式’仍然在日本現實中發揮作用。”村上近乎憤怒地說：“我們相信活在日本這個和平的‘民主國家’，人的基本權利被保證，真是這樣嗎？從表面剝去一層皮，那么，那里不是還一脈相承地活著和以前同樣封閉的國家組織和理念嗎？我讀了很多有關諾門罕戰役的書籍，大概一直感覺的是這樣的恐怖，即：我們不是離這場五十五年前的小小的戰爭沒多遠嗎？我們承受的某種很厲害的封閉性會不會什么時候又以猛烈之勢向哪里噴出過剩的壓力？”

讀到這里，我想插一句，村上看得真準，2025年現實的日本社會，這種封閉性似乎正在以猛烈之勢向中國噴出過剩的壓力。然而，書中又介紹了東京大學教授小森陽一的話――“村上的文本策略是閃現歷史記憶，然后歸因于無可奈何，從而抹掉記憶，輕松地獲得解脫”。

如此可以看出，長聲老師在《八重櫻閑話》中對于某一作者的觀察和體現，既非因某評論家的嚴厲批評而為其定性，也未因作者本人的辯白而定論，而是將圍繞事件或作品的周邊詳盡地介紹給讀者，最終由讀者根據曾經的閱讀體驗，來自己下結論。當然，長聲老師自身也有其觀點，但其落筆處溫婉含蓄，并不強加于讀者。正所謂文若其人。

此外，該書還披露了一些作家生活中鮮為人知的軼事。夏目漱石的家暴傾向，太宰治曾用情人太田靜子的日記寫小說，遠藤周作與母親間的動人小故事，三島由紀夫的小說《金閣寺》背后的故事以及其自殺前后的生活樣貌，谷崎潤一郎和廣東犬和長筒襪，芥川龍之介的《中國游記》以及與夏丏尊、巴金之間的關聯，芥川龍之介對中國印象之惡與章太炎有關？日本的古代小說《源氏物語》及其翻譯等等林林種種、數不盡數的好多故事，令讀者既感到作家和作品的立體化，也平添許多知識，感到天眼頓開。同時，也會對作家所處的時代有一種聯想，開闊認識日本文學、日本社會乃至中國社會的視角。

（五）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書絕不是單純八卦日本文學家們的生活趣聞和人際關系，更有對文學獎項淵源、對推理小說、武士小說等不同文類作品的獨到見解。無論是有關村上春樹的文體和諾獎話題，還是對東野圭吾的創作缺陷的評論，也都帶有長聲先生鮮明的個人態度。在寫作風格上，這本書非常具有鏡頭感，從遠景來冷靜鋪陳作家與時代、文學傳統的關系，也從近景來溫柔地捕捉具體而細微的作家生活細節和情感瞬間，因此，筆者認為這部作品在審美與倫理之間富于平衡感，文章也具有質感，而不失溫度。

此外，從這本書的價值而言，筆者認為它是多重的。長聲先生自1988年旅居日本以來，長期鉆研日本出版文化史，并翻譯了數部日本小說。這種深厚的學術背景和長期的生活浸潤，使他的“閑話”能信手拈來，又能滲透深入。這使得這本書對于普通讀者而言，是一部優秀的日本文學“入門導讀”，也像一本日本作家生活的“趣聞指南”，使讀者能夠在興致盎然中體驗一種閱讀快樂，同時又能輕松愉快且全面地獲得日本文學的相關知識。而另一方面，對于了解日本社會文化和日本文學的資深讀者而言，這本書則提供了一個與作者隔空對話、思想碰撞進而產生新火花的良好平臺。因此，無論是剛入門的日本文學愛好者還是資深文化人士，無論是隨筆散文愛好者還是對日本文化感興趣的人，都能夠從中獲得閱讀樂趣和新知，也能欣賞一種輕松幽默、富有見地的閑聊式文體，更可以通過文學視角，生動地了解日本社會與人性。

不得不說，《八重櫻閑話》是一部舉重若輕、頗具巧思的作品。它看似“閑話”，其實深含作者對日本文學深邃而個性化的觀察和思考。它并不負責為讀者提供標準答案，但致力于為讀者打開一扇多元、平視的窗口，方便讀者去了解那些熟悉的文學巨匠及其作品。

在當今的信息碎片化時代，人們的知識也逐漸趨于零碎而缺乏邏輯。如果你肯放下手機，精心讀一本兼具知識性、趣味性和邏輯關聯性的好書，我推薦李長聲先生的《八重櫻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