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江青的前夫，中共最神秘的特工，功勛卓著卻異常低調

唐納是誰？

很多人眼花，看成美國援華飛虎隊長。

那是陳納德。

唐納是中國人，原名馬季良，又名馬繼宗、馬驥良，是活躍在新聞領域的一位地下黨。

其經歷比《風箏》中的鄭耀先還牛。

1978年，唐納乘坐專機回北京，受到了葉劍英元帥的親自接見，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羅青長全程陪同，兩人密談長達數小時。

多年后，塵封的真相逐漸揭開。

他的真實身份更令人瞠目，他是潘漢年情報系統中最隱秘的“利刃”。

自解放前夕便潛伏海外，是一位堅守使命數十年的紅色特工。

1914年，唐納出生于江蘇丹陽一個書香世家，他那時還叫馬季良，父親曾任津浦鐵路局英語翻譯，可惜他兩歲便痛失父愛，由伯父撫養成人。

馬季良天資聰穎，對文字有著異于常人的敏感度，中學時期就頻繁在《申報》副刊發表雜文，文學天賦初露鋒芒。

魯迅還曾經與他有過書信來往，對他在文學的造詣上多有提點。

1931年，思想進步的馬季良加入吳縣共青團組織，次年中共吳縣縣委與共青團組織遭當局破壞，馬季良因涉案被列為搜捕對象。

危急之下，他輾轉逃往上海，成功考入圣約翰大學新聞系。

在這里，他結識了眾多左翼文化聯盟成員，進步思想如春雨般浸潤心田，逐漸向革命陣營靠攏。

更鮮為人知的是，此時的他已悄然投身地下協助工作。當時，他的好友佘其越（后改名佘增濤，筆名史枚）剛從國民黨反省院逃出，走投無路之際，唐納毅然將其安置在另一位好友夏其言（曾任《解放日報》黨委副書記、副總編輯）家中，為其提供了安全的避風港。

起初，佘其越撰寫的文章常以“唐納”為筆名發表，后來馬季良自己的文稿也沿用這一署名。久而久之，“唐納”之名逐漸取代本名，成為他公開文藝身份與隱秘革命身份共用的代號。

憑借犀利獨到的影評，唐納很快在《申報·電影周刊》站穩腳跟。

加之他俊朗挺拔的外形，被導演一眼相中，受邀出演電影男主角，一躍成為上海灘炙手可熱的文藝新星。

彼時的他或許未曾想到，這層耀眼的明星光環，將為他日后的潛伏工作埋下至關重要的伏筆。1936年4月26日，唐納與藍蘋在杭州六和塔與趙丹、葉露茜，顧而已、杜小鵑一同舉行了轟動一時的集體婚禮。

葉永烈在《江青傳》中描述：“唐納那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后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場曾轟動上海灘的婚姻，并未維系太久便走到盡頭。

兩人勞燕分飛后，藍蘋于1937年8月輾轉前往延安，而唐納的人生軌跡，也在時代浪潮的推動下悄然轉向。

就在唐納演藝事業如日中天之時，全面抗戰爆發的烽火席卷全國。
1937年底，唐納輾轉抵達重慶。此時的唐納已經受地下黨的委派，打入國民黨陣營獲取情報。

隨后，唐納以報人身份進入國民黨控制的《中法日報》擔任主筆。

表面上，他每日撰寫金融行情分析，筆觸冷靜專業，儼然一位精通經濟的學者；實則，他已在報社內部悄悄搭建起地下情報交通站。

他巧妙利用報社的便利條件，將國民黨高層的軍政動態、兵力部署等關鍵情報，隱藏在看似普通的新聞稿件中，精準傳遞給地下黨組織。

更令人贊嘆的是，他借助與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同學關系，為地下黨爭取到《婦女生活》雜志的半個版面，將其打造成秘密宣傳進步思想、凝聚抗日力量的重要陣地。

1938年3月，趙丹在重慶冠生園設宴，唐納與武漢籍女演員陳璐在席間一見傾心。此后，兩人頻頻相伴出游，感情迅速升溫，很快便步入婚姻殿堂，婚禮同樣選在了冠生園。

同年10月，二人經河內、香港返回處于“孤島時期”的上海，彼時上海法租界及蘇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已被日軍重重包圍，成為淪陷區中的特殊地帶。

夫妻二人定居法租界后，唐納改用“蔣旗”為筆名，創作了《陳圓圓》《生路》等作品，并為從藝的陳璐取藝名“紅葉”（傳聞此名與“藍蘋”相對）。

陳璐晚年回憶時坦言，當時她并不知曉唐納的政治身份，只覺得丈夫行蹤神秘。

唐納曾鄭重叮囑她：“若我被捕牽連到你，你就說早已與我離婚。”這句叮囑，成為日后她脫離險境的關鍵。

一日清晨，唐納已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重慶，法國巡捕便突然上門，將陳璐帶走盤問。

陳璐急中生智，用武漢方言辯解孩子尚未“過早”（吃早飯），卻未能阻止被帶走的命運。

在盧家灣巡捕房，對方不斷勸其合作，審訊時，陳璐嚴格遵照唐納的囑咐，用武漢話堅稱早已與唐納離婚，對其下落一無所知。

巡捕無計可施，最終只能將她釋放。這場虛驚過后，兩人的婚姻仍維持了八年之久，直至緣分終結。

1940年春，唐納的活動引起了敵特的警覺，被列入重點搜捕名單。

為躲避追捕，他緊急轉移至香港。正是在這片兼具國際化與復雜性的土地上，唐納遇見了改變他情報生涯的關鍵人物，時任中共隱蔽戰線領導的潘漢年。

兩人一見如故，意氣相投，當場結拜為異姓兄弟，與張建良（即曾刺殺蔣介石未遂、后刺傷汪精衛的華克之）共同形成了隱蔽戰線的“鐵三角”。

唐納來到香港，擔任主編的香港《文匯報》，堪稱情報偽裝的典范。報紙正面刊登的社論冷靜客觀，符合港英當局的審查要求；副刊卻暗藏尖銳的進步言論，字里行間傳遞著抗日救亡的決心。

這種“表里不一”的風格，讓港英當局的政治部始終摸不透他的真實立場，為他的情報工作提供了絕佳掩護。

在香港期間，唐納身兼數職，雙線作戰。他以報社為據點，廣泛搜集國際情報，密切關注戰局變化；同時積極組織文化界進步人士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用文藝的力量凝聚人心。

他創作的抗日話劇《中國萬歲》在香港公演時，場場爆滿，一票難求，臺下觀眾的掌聲與吶喊聲，成為激勵軍民抗日斗志的精神號角。

1941年日軍占領香港后，唐納深度參與了潘漢年領導的“省港秘密大營救”。

當時，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被困香港，處境萬分危急。唐納利用自己在文化界的廣泛人脈，梳理滯留人員名單，聯絡港九大隊搭建安全撤離通道，全程參與了將鄒韜奮、茅盾等數百名愛國人士安全轉移至東江抗日游擊區的行動。

這場歷時半年的營救，成功救出800余人，創造了抗戰時期隱蔽戰線的營救奇跡。與此同時，他借助與各界人士的交往，接觸到大量國民黨軍政要人和海外華僑，為黨組織搭建起龐大的統戰網絡，為抗戰勝利凝聚了廣泛力量。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唐納主動前往重慶拜訪毛澤東、周恩來，將自己精心搜集的國民黨關押地下黨人士名單及分布信息全盤交出。

這份關鍵情報，為中共營救被困同志提供了精準指引，讓他成為談判期間不可或缺的“內線”。

到了1949年1月，解放戰爭進入關鍵階段，唐納向組織上提出：遠赴海外，搭建歐洲情報網。

盡管《文匯報》極力挽留，他仍毅然遞交辭呈，遵照潘漢年的指示，以與戀人陳潤瓊團聚為由，先赴美再轉往法國巴黎定居。

他為什么要這么做？

因為他的第一任妻子藍蘋，此時名為江青。

而江青的另一個前夫黃敬，剛剛就任天津市的第一任的市長。

很多人不理解，就算唐納的前妻是江青，他為什么要離開中國呢？

不能像黃敬那樣，留下來建設新中國嗎？

那是因為沒人比他了解江青。

他和藍蘋（江青）結婚后，由于工作關系頻頻接觸女性，惹來藍蘋的嫉妒不滿，兩人經常吵架。兩人的這段婚姻維系不到一年，藍蘋主動提出離婚，唐納幾經挽回，最終無果。

唐納深知江青是個忌恨心很強的女人，而他的后兩位妻子，無論是陳璐還是陳潤瓊，其長相和身世背景，都遠勝于江青。

他擔心遭到江青的報復，禍及家人，所以無法留在國內。

這一選擇背后，既有組織的戰略考量，也藏著一層隱秘戰線的顧慮，同時也是一種無奈的自保。

他曾對友人坦言：“解放戰爭勝利，實現了我的愿望。你們都可以回去，只有我不能……為了那位已離異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難保有命。”

這一決定的背后，更有著精妙的戰略布局。陳潤瓊是國民黨原駐法公使陳箓的三女兒，借助這層身份，唐納能輕易接觸到法國政商學界的名流。

抵達巴黎后，他開設了一家川粵風味的“天橋飯店”，化名“馬紹章”，陳潤瓊則使用英文名字“安娜”。

憑借地道的口味和周到的服務，飯店很快成為當地政要、學者聚會的熱門場所，門口懸掛的“中法友誼”銅牌，更成為最好的身份掩護。

無人知曉，這家看似普通的餐館，實則是中共在歐洲的核心情報樞紐。客人酒酣耳熱時的閑談，被唐納悄悄記在賬本的空白處；餐館的菜單，更是他自創的暗碼本，上面的菜品名稱對應著不同的情報等級與傳遞方式，只有組織內部人員才能看懂。

“多國軍將在地中海聯合演習”、“某國對新中國的外交態度”等一系列關鍵情報，經他整理加密后，通過秘密渠道送往香港，再轉運至國內，為黨中央的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在巴黎的數十年里，唐納始終堅守秘密，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

他從不參與華僑的公開活動，連最親密的舊友都只知道他是一位成功的餐館老板。即便“潘漢年案”爆發，身處海外的他仍守口如瓶，用沉默保護了更多潛伏的同志，踐行著特工的忠誠與使命。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唐納終于迎來了回國的機會。1978年，他以“回國探親兼復診”為由，向組織提出歸國請求。

葉劍英元帥閱完相關報告后，當即批示：“火速安排專機，入境級別參照副部以上，全程保密。”

抵滬后，唐納沒有聯系任何舊友，而是第一時間與羅青長在閘北招待所密談三小時。談話間，羅青長開玩笑說：“老馬，這回可別寫影評了，寫點‘菜單’吧。”

一句玩笑，道盡了兩人之間無需言說的情報默契。隨后，他前往北京西郊玉泉山，葉劍英元帥與中央一位主管外事的副總理共同接待了他。

這次會面的內容至今未完全解密，但據知情人士透露，唐納不僅提供了法國內政部對亞非拉革命組織的監控計劃，還交出了前國民黨情報人員在臺北、巴黎兩線活動的名單。彼時中調部最高首長親自記下二十余個英文、法文名字，交由相關部門處理。

訪京期間，他每天晚上都會與中調部人員對坐長談，詳細回憶在法國接觸過的船舶設計師、銀行家及流亡政客，談話記錄最終摞成了半尺厚。

1985年，唐納再度回國，此次由國家安全部安排接待。他特意找到摯友夏其言，托付其幫忙搜集散失的歷史資料，計劃撰寫回憶錄，還原自己那段隱秘的情報生涯。

不料，同年他被確診為肺癌。得知消息后，北京方面特意打來電話問候：“首長關心您的身體，盼您保重。”

1988年8月23日，唐納在巴黎病逝。

根據他的遺愿，部分骨灰被送回上海龍華寺安葬。他的墓碑上只刻著三行字：“馬季良 唐納 新聞工作者”，沒有勛章，沒有頭銜，甚至未提及半個字的情報生涯。

那段跨越半個世紀的隱秘歲月，就這樣靜臥在歷史深處，不事張揚。

從上海灘的文藝才子，到國統區的報社主筆，再到巴黎的餐館老板，唐納用一生演繹了精彩而厚重的“雙面人生”。

他主動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名利，選擇潛伏在黑暗之中，用智慧與勇氣為中共隱蔽戰線搭建起橫跨歐亞的情報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