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 | 明清云南流貶文人的文化融合與認同構建

流貶文人的著書立說以儒家文化為綱，系統梳理云南地域文化，將零散的民俗風情、民族傳說、歷史記憶轉化為體系化的文本，讓“滇云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明確組成部分。這本質上是一場雙向的文化認同建構，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注入深層文化動力。

原文 ：《“以文促融”：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

作者 |云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 高明揚

圖片 |網絡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國各民族在數千年交往交流交融中孕育成熟的精神紐帶。明清時期，共同體構建邁入全方位突破的“自在”階段，而文人階層的互動亦成為織牢共同體文化紐帶的重要基礎，明清流貶入滇官員文人與云南本土文人的往來互動，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地域范本。這些棲身“荒服”之地的官員文人，以授徒講學、詩詞唱和為媒介與云南各族士子展開深度筆墨互動，更以著述立說、賦詠滇云為載體，讓地域文化融入中華文脈，促成內地與邊疆多元文化深度聯結。上述文化實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邊疆的真切寫照，彰顯了“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更為云南從“邊地”有機融入中華民族發展整體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講學授徒，

搭建文化認同的實踐橋梁

明清流貶云南的官員文人雖歷經仕途坎坷，卻未沉淪自棄，大多以興文重教為己任，延續中原講學傳統，在滇云大地搭建起文化傳習平臺。他們并非單純傳授學識，而是以文教為紐帶，推動中原文化與云南本土文化的深度互動，在育才之中悄然鑄牢邊地與內地的文化認同。

明代平顯謫滇后，受沐英聘任執教沐府二十余年，既授徒講學，又與謫滇文人詩詞唱和，開云南文教之風，成為早期文化傳播的關鍵推手。楊慎更是文化交融的典范，在貶滇三十五年間，遍歷滇云名勝，廣結士子，“足跡幾遍滇地。每至，士大夫樂與之游，拜門下稱弟子者，皆成大名”。他設館授徒，培養了以王廷表、李元陽等“楊門七子”為代表的大批文人。在其引領下，滇云文學掀起創作風潮，詩文創作者紛紛涌現，到明朝末年，云南有名聞的文人學士已達一百五十人之多，不少與楊慎有關聯，產生著作二百六十余種，實現了質的飛躍。

清代乾嘉時期，檀萃罷官后主講昆明五華書院等，執教近二十年，“著錄弟子不下數百人”。他以講學授徒、選錄評點為文學交流紐帶，與云南文人展開深度切磋，這種文學切磋促文化交融的良性互動，更促進了中原文化與云南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

流貶文人的授徒講學本質上是文化認同的雙向互動。他們將中原儒家文化、文學范式傳入云南，讓滇云士子近距離接觸中原文壇，逐步凝聚起他們對中華主流文化的歸屬感。這種異地文人培育本土人才、本土士子亦主動追隨的互動實踐，不僅讓云南文學從“寂寂無聞”走向“為人所知”，而且通過人才成長中的文化浸潤，讓世人認識到滇云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當滇云文人的創作理念、治學路徑與中原接軌，邊地士子以中華文脈繼承者自視，文化認同便轉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最堅實的精神根基，而流貶文人的講學授徒正是這一認同建構的核心實踐路徑。

挖掘地域文脈，

夯實文化認同根基

明清流貶云南的官員文人以“立言”解“立功”之困，將人生失意轉化為文化建設的動力。他們憑借深厚文史素養，深耕滇云文化土壤，通過文獻整理、方志編纂與著書立說，填補了云南史料匱乏的空白，讓地域文化成為文化認同的鮮活載體。

流貶文人的著書立說以儒家文化為綱，系統梳理云南地域文化，將零散的民俗風情、民族傳說、歷史記憶轉化為體系化的文本，讓“滇云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明確組成部分。這本質上是一場雙向的文化認同建構，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注入深層文化動力。楊慎對云南史料的補全、檀萃對地方方志的編纂，無不是將邊疆歷史納入中華歷史敘事的實踐，強化了滇地是中華疆土、滇文化是中華文化分支的認知。通過作品傳播與文人推介，他們搭建起邊地與內地的文化橋梁，從而凝聚共同體意識。楊慎將滇籍文人作品引入中原視野，檀萃的著述經弟子“傳于四方”，這種雙向傳播打破了“中原中心”的文化偏見，讓內地民眾認識到邊疆文化的豐富與價值，也讓云南文人在與中原文化的對話中深化了對中華文化的歸屬感。正如方志“存檔地方記憶，賡續中華文脈”的特質，流貶文人的著作是云南文學內涵延伸的媒介，更是文化認同的黏合載體。

最終，這些文化創作實踐不僅讓云南文學突破了“瑣事與風光描寫”的局限，形成具有地域特質與中華氣度的創作風格，更以文化為媒，實現了邊地與內地的深度交融。當滇地文化被系統梳理、被全國認知，本土文人亦在中華文脈中找到自身定位，文化認同便轉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最堅實的精神紐帶，而流貶文人的著書立說正是這一紐帶構建的核心路徑。

打破認知偏見，

重塑文化新貌

在明清時期的中原認知中，云南仍多被貼上“蠻夷煙瘴之鄉”“荒服化外之地”的標簽，雖與內地往來已久，但因僻處邊陲，其歷史文化與社會現實常遭誤解訛傳。然而，流貶至此的官員文人不為邊地環境所困，反而深入體察滇云山水人文，以詩為媒，在創作中完成了對云南文化形象的徹底重塑。從“化外之地”到“鐘靈毓秀”、從“遐域蠻荒”到“家園故土”的地域認知轉型，消解了人們對云南地域的偏見，亦為各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提供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這些文人遍歷滇云大地，將所見所感傾注筆端，其詩詞創作全方位展現了云南的獨特魅力，重塑了云南地域文化新貌。楊慎筆下既有蒼山的雄壯、洱海的清冽，讓省外民眾見識到邊疆山水的靈秀與魅力，又有對云南豐饒物產的深情贊頌，全景式描繪了滇南民俗之美、人情之美。他對羅漢寺、太華寺等古寺的題詠，更傳遞出云南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蘊。這些創作不僅歌頌云南民眾質樸仁義的民風，廓清了人們對“邊地蠻荒”的認知誤區，更是民族交融的最鮮活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流貶文人的詩詞創作絕非單純的寫景抒情，而是深刻的文化認同建構實踐，其價值核心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消解地域隔閡，通過真實生動的詩詞描寫，打破中原內地對云南的刻板印象，讓“滇云是中華大地有機組成部分”的認知深入人心。二是強化價值共鳴，詩詞中對山水之愛、對淳樸民風的贊頌、對文明教化的推崇，與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高度契合，強化了“同為華夏后裔”的情感共鳴。三是推動雙向交融，文人將中原文風融入邊疆創作，又把滇地風情、民族特色注入中華文學寶庫，讓中原文韻與滇云氣韻交融共生，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多元內涵。他們的詩詞創作實踐不僅重塑了云南的文化形象，更讓邊疆民眾在文化被認可、被尊重的過程中增強了對中華文化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為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深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歷史文化基礎。

總之，科舉選士制度下，明清流貶入滇文人多為進士出身，兼具深厚學識與文學素養，屬于典型的儒家知識精英群體。以狀元楊慎為代表的這一群體，雖遭仕途頓挫而輾轉邊地，卻未自甘沉淪，反而以文化擔當主動融入云南社會。他們通過開館授徒、提攜后進、廣結文友等文緣聯結，加之以詩詞吟唱等多樣化的文學創作實踐，不但搭建起云南各族文人交流互動的橋梁，更推動中原先進文化與邊疆本土文化深度交融互鑒。這一系列的文學文化實踐不僅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多元內涵，更以文脈傳承為紐帶，強化了邊疆與內地“同屬華夏一脈”的身份認同與文化共識，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邊疆的深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這正是“以文促融”三重路徑的核心價值凝練。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科舉制對云南古代文學的影響研究”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2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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