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自述：受降過程日本人沒什么事，倒是國府高官爾虞我詐！

1945年8月21日，我和鮑曼、李漢沖飛抵芷江。到埠后，我們得悉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的代表今井武夫馬上就到。所以我們決定在機場等候。不久，我們看到今井的座機出現了。飛機兩翼末端纏著白布條表示是來投降的，伴隨著兩架中國空軍飛機執行監視任務。今井在機艙口露面，腰間仍佩著劍。

那天晚上，何應欽召集四個方面軍的司令官討論受降細節，次日繼續討論。8月23日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接見今井，在場的有美軍麥克繆少將、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等人。我和其他三位司令官在鄰室目睹了全過程。今井一進門就向何應欽鞠躬。何應欽彬彬有禮，起立走過去同今井握手。

這是受降與接收工作的開始。今井武夫在22日上午洽降典禮舉行時，呈獻了日軍駐中國（包括臺灣）及北緯16度以北越南區內所有日軍的戰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揮系統區分等各種圖表，并接受何總司令授予的第一號備忘錄。該備忘錄指示日軍投降應行準備的事項。乞降代表們，在一種不安和惶恐的表情之下，俯首帖耳地表示他們的服從。

從乞降代表攜來的一束資料中，我不但明了了敵人在中國的全般兵力部署——海陸空三軍官兵總數仍有109萬人，而且很詳細地明了了廣東方面敵人的第二十三軍轄有一○四、一七九、一三○師和八、十三、二十二、二十三四個獨立旅團及海南島與香港的防衛部隊，總兵力13.73萬余人。再從它們防御廣州之部署與陣地各種設備，令我當時咋舌大驚。如果我進攻廣州行動在其未投降以前實施，誠不知需費如何的心力和犧牲多少生命。在這里我感覺到敵人雖失敗了，但他們軍隊的戰斗精神和強韌不屈的情緒，以及井然不亂的紀律，依然是值得重視的。

今井離開后，方面軍司令官們、行政院代表等人討論了受降事項。何應欽要我去接受廣東省——包括海南島與香港的日軍投降。【雖然蔣先生不信任我，自1927年以來他就一直不信任我，但他還是要利用我。】鑒于廣東省的重要戰略地位，美國人堅持要我去受降，蔣先生接受了他們的意見。

我知道是美國人要求讓我去廣州受降的，這是麥克繆告訴我的，他也到了芷江。我相信麥克莫說的是真話。【中央原來不想讓我去廣州，原定指派對中央非常忠誠順服的余漢謀，蔣先生與何應欽都對余恩寵有加。】事實上，無論從公理與私情，余漢謀都應該被委派去廣州受降。畢竟他的戰區在廣東，他還兼任廣東綏署主任。但是，他被完全排除在廣東日軍投降儀式之外。【我相信美國人討厭他，他們對他印象欠佳，是基于以下事實：他從未打過勝仗——正如我已說過，“粵北大捷”不是一場真實的勝仗。美國人自然對我印象良好。】

【我相信美國人掌握中國戰區15個受降區受降主官的人事決定權。我知道，美國人對薛岳的印象也欠佳。】作為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理應被指定出任長沙受降區受降主官，但這一職位被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取代了。薛岳被派到江西受降，那兒敵軍數量很少。第一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被指派去上海受降，他的部隊空運到了滬濱。按理說，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應該主持上海受降。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被指派去主持北緯16度以北印度支那地區的受降。這樣，四個方面軍的司令官都擔任了受降主官。

我不想回廣州，原因實在難于啟齒。自從廣州暴動與我在政壇受挫后，我一直不愿再回廣州服務。1929年我打回廣州，當時我想打下廣州建立革命基地，但現在是和平時期。我不想去廣州還有一個原因。我曾猜忖，基于我對越南革命所付出的努力，中央會派我去印支受降。我想繼續同越南華僑保持密切聯系。再者，我覺得到外國去接受敵軍投降是一件更榮耀的事。我對何應欽說，我不想去廣州，我自信能幫助越南革命。他說，是蔣先生要我去廣州的。

【期望糾正這一尷尬局面，我要求何應欽指派余漢謀去惠州以東受降，我必須給他一小塊屬地去主持敵軍的投降儀式，必須給他一點面子。中央接受我的建議。】于是，中央改動了指令，我主持惠州以東地區之外的廣東日軍投降典禮。

余漢謀在汕頭受降，然而那里只有一個旅的日軍。

8月24日，我回到南寧就召集會議討論接受日軍第二十三軍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將投降事宜。我計劃在南寧主持受降典禮。命令田中派代表前來，依照岡村寧次的先例，簽署一份投降指令。選擇在南寧是為了顯示我們的軍威。我們要傳召戰敗國將官來南寧投降，像芷江那樣行禮如儀。

我決定派新一軍先去廣州。鮑曼首先告訴我派新一軍先去，何應欽隨后才打電報給我。可是，即使他不吭聲，我自己也會派新一軍先行。雖然該軍所含廣東部隊甚少，但其裝備精良。士兵們干凈、整潔，全都穿了膠鞋。我們要向廣州市民與日本人顯露新一軍的軍威。再者，新一軍的駐地便于沿珠江前往廣州。石覺率領的中央嫡系十三軍跟著新一軍去了廣州，它原本是我們派去南寧參加反攻之役的。新一軍負責維持廣州的秩序，十三軍負責維持廣州郊區，例如石牌和九廣鐵路沿線的秩序。

在新一軍到達之前，日軍在廣州維持治安。新一軍到達后，日軍集中到河（珠江）南與石圍塘，它仍被允許暫時保存步槍與輕機槍，其他重型武器便移交給新一軍。

我派鄧龍光去粵西南受降。他率領四十六軍及地方部隊，四十六軍一部分去了海南島。我命令六十四軍進駐四邑，那兒沒有敵軍。

我把六十二軍移交給盧漢，也把原本由我管轄的越南革命同盟會與四戰區外事處移交給他。外事局副局長蕭文去了印度支那。滯留廣西的越南革命同盟會成員與特訓班成員也同時進入越南。

我同鄧龍光吵了一場，事因我派參事黃品梅去粵西南調查現況（我知道他是軍統人員），他同鄧龍光的弟弟、茂名軍警聯合指揮部副主任鄧鄂相處不好，后者指責黃自吹自擂，我猜想黃有點驕矜。鄧龍光扣押了黃，我叫鄧放了他。鄧龍光從廉江回南寧后，我告訴他，他無權扣押黃。他說：“我是副司令官！”我告訴他，副司令官也無權扣押黃，他只能由我授權執行命令。鄧龍光提出辭呈，我當然不同意，結果我倆不歡而散。翌日，他找我致歉，我拍拍他的膊頭說：“忘記這件事，我們飲一杯！”

8月30日我到昆明，何應欽告訴我，蔣先生同意英國人在香港受降，海軍上將布魯斯·福拉塞擔任受降主官。香港是一個重要城市，英國人反對由我接受駐港日軍的投降，并要求美國人向蔣先生游說。他們想要我們給他們一點面子，讓他們在香港受降，但他們同意將日軍所有裝備移交給我們，由中央派人去接收那些裝備。蔣先生同意了。對允許英國人在香港受降，我感到，我們不應該同意這一更改，我們不應屈服于美國的壓力。

對于香港受降任務，我感到特別興奮。香港在國人心目中是一個國恥與創傷。在過去，它是罪犯的避風港、資本家官僚們的樂園。廣東風氣的敗壞，以及廣東政治的商業買辦化，多直接間接受香港的影響。盟軍最高統帥部首先劃定香港地區歸中國接收，根據戰后領土主權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觀點，是有充分理由的。英國政府借此時機將香港歸還中國，未嘗不是外交上明智之舉。

但唐寧街的紳士們卻見不及此，致使中英邦交在戰后僅保留著一種黯淡的友誼。在德黑蘭會議后，羅斯福總統本來想使香港歸還中國，并使之成為一個自由港，波茨坦會議對香港戰后的地位，亦有同樣的建議，但均受英國政府的反對。中國接收香港的規定，遂因之而中變。

9月1日，我回到南寧。我派劉光凱到廣州送備忘錄給田中。我原定于9月3日在南寧舉行正式受降儀式，使該方自由地區的人民，得到一種八年抗戰所受苦難之慰藉，隨后奉陸軍總部命令，改在廣州為正式受降地點。因此，特先組設廣州前進指揮所，擔任傳達本部命令，并令中將高級參謀張勵為主任，率領官兵百余人于9月6日乘盟機八架由南寧飛廣州，作為我的全權代表，負責廣州的一切事務。

當飛機起飛時，南寧民眾不下萬人圍集機場，歡送他們東飛。在南寧市政移交工作完成前，我不能赴穗。此時，已被任命為廣州市長的陳策已經抵穗，他派了一位代表到南寧來見我，那就是后勤部中將副司令何世禮，他是陪同美國人進入華南淪陷區的第一位國軍將領。

我知道軍統局會派人去廣州，但不知道派誰去，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遵照何應欽的命令，我們于9月8日決定在抵達廣州的翌日同美國人一起舉行日軍受降典禮。陸軍總司令部指定在廣州受降而非南寧，自然有它的理由。廣州是一個大城市，也是敵軍的一個重要樞紐。此時新一軍與第十三軍已經開抵廣州。

9月10日，我奉蔣先生之命，兼任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正式簽署命令的日期是9月17日）。于是我成了蔣先生在廣州的代表，鄧龍光兼任行營副主任，另一位副司令官夏威留在廣西。廣州行營主任掌管廣東廣西兩省黨政軍大權。羅卓英被任命為廣東省政府主席，黃旭初留任廣西省主席，余俊賢任廣東省黨部主任委員。

我不想當這個行營主任，想去海南。自1926年攻占海南以來，我一直期望它有燦爛的前景。在戰時，我思忖過勝利以后做什么營生，決心去開發海南，它極具戰略價值。我把臺灣與海南視為龍的雙眼。倘若只注重臺灣，那么龍就成了獨眼動物。

海南是一個比較小的地方，只有十五個縣、三百多萬人口，故其政治形勢比較單純。我認為，物色幾位優秀、廉潔的縣長是比較容易的。當地氣候屬于亞熱帶，土地肥沃，每年三熟。日本人在那兒建立了采礦工業基礎，島上有一個優質港口榆林。簡言之，海南地廣人稀。我相信，在幾年勤奮努力之后，會有豐碩成果。我同許多人討論過開發海南的意愿，其中包括有興趣在中國投資工業建設的美國與南洋華僑。我覺得我們應該一起為海南做些事，他們也都對這一意愿表示熱情支持。

戰爭一結束，我就要求中央派我去海南。我建議將海南劃為直屬中央的特區，就像當年把香山縣改組為中山縣，直屬于中央政府，由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任縣長。在芷江時，我抓住機會同何應欽談及海南，我希望他向蔣先生與宋子文游說，讓我去海南。但是中央告訴我，去海南時機尚未成熟，在廣州還有重任需要我去執行。

9月15 日，美國后勤司令奧朗特少將乘專機來南寧護送我去廣州，鮑曼、我的參謀長甘麗初等人陪伴我同行。新一軍軍長孫立人等在機場迎接。鮑曼與我乘坐吉普車進入市區街道，那里擠滿了歡呼欣喜的民眾，街口搭建了彩牌樓，爆竹不停鳴放。我重回廣州成為一件壯觀的大事。廣州市民以極大的熱情迎接我凱旋歸來。

我們遇見坐著日本兵的卡車，他們停車向我敬禮。他們沒有被解除武裝，無疑，他們是奉田中久一的命令在街上維持秩序。

當晚我見到了一些前進指揮所的成員，他們安排我入住日本顯要居住的賓館，這就成了我在廣州的官邸。

翌日，我們在中山紀念堂舉行受降儀式。我坐在正中，兩旁是鮑曼與甘麗初。田中久一中將沒有佩劍，他與其參謀長富田少將，海南島日軍指揮官代表肥后大佐等三人，首先步入禮堂向我鞠躬致敬，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很沮喪陰沉地聆聽我下達命令，繼而戰栗地簽署了降書。站在面前的敵酋，他們的內心是悔悟，抑或是憤恨，我固然無從推知，但我看到的，是玩火者的悲哀，玩火者的收場。作為第二方面軍司令官，我向田中下達第一號命令，他簽了收條，保證遵守一切命令與指示。

鄭鶴影來看我，他是軍統廣州站負責人，我認識他，他是鄭介民的族人，在軍統局很有權勢。他告訴我，趕在結束戰爭狀態之前，軍統就派他來廣州接觸汪偽政府與偽軍高層，那些家伙正密謀叛亂。日本無條件投降后，軍統局就逮捕了汪精衛之妻陳璧君與偽廣東省主席褚民誼，把他們送到一個秘密地點。其他偽府要員，包括省建設廳長李蔭南、省府秘書長周應湘、財政廳長汪宗淮和何文燦都已被捕。

9月17日，我接見田中久一。不像何應欽，田中進門時我沒有動彈，只是叫他坐下。他看上去尊嚴猶存。從他的外表、舉止與談吐，我立刻察覺到這是一個和氣、有修養、溫文爾雅的人，一點兒也不殘忍。但由于日軍的殘暴，廣州市民自然痛恨他，然而此時市民沒機會見到他。

田中久一是個好人。我用“好人”這個詞是什么意思？他告訴我別擔心，說他是一個佛教徒，他能向我明確保證，不會逃跑也不會做任何出軌的事，意即不會自殺。他保證服從我的命令，盡到責任約束他的部下。

9月28日，我下令禁止流通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的儲備券，我必須在中央厘定偽幣與國家貨幣法幣之間的換算比率前采取這一措施。讓偽幣保持流通，那畢竟是不合理的，沒有一個國家會允許戰敗的敵人或傀儡政權的貨幣繼續流通。我的行動是正確的，但是人們，甚至人力車夫都反對我。對已經連續使用偽幣好幾年的市民來說，那確實是一個難受的時刻。他們很不高興，遷怒于我。我聽到他們說：“點錯炮仗鼓錯掌！我們不應該歡迎張發奎！”但我別無選擇。幾天后，中央決定了兌換比率。二百偽幣兌換一元法幣，我感到政府在接收敵占城市之前，沒有謹慎地研究經濟狀況，太過低估了偽幣。

我沒有為廣州行營設立單獨的機關。行營一切事務都由第二方面軍司令部代行。甘麗初留任參謀長，陳誠調我的副參謀長陳寶倉去負責華北一個兵站，華振中接任副參謀長。他是我的同學，也是始興同鄉，曾在十九路軍服務，后來在十二集團軍，隸屬余漢謀。而后在薛岳的九戰區，當薛岳不再想留他時，我讓他來廣州。繆培南任我轄區的聯勤總司令部第三補給區司令。黃埔一期的黃珍吾任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