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版畫創作觀察

日前，浙江版畫院落成開院，開院首展“鏡鑒回響——杭州國際版畫大展”也同期開幕。展覽匯聚了國內外知名藝術家的300余件重要作品。本報特刊發文章，梳理我國版畫藝術的發展軌跡，聚焦新時代版畫的機遇與挑戰，探討版畫本體語言的發展、進一步挖掘版畫創作的內涵與時代價值，以期推動新時代版畫事業的繁榮與發展。

在漫長的歷史中，版畫的生命力始終來自一套清晰而穩定的工作方式：制版、印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反復呈現。正是這種可以一版一版被印出的特性，使圖像不斷進入公共視野，也讓版畫在不同歷史階段持續發揮作用。如果順著時間線來看，版畫在不同時代呈現出不同的創作節奏。早期的水印木刻依賴手工完成，從刻版到印制都需要時間，畫面在反復套印中逐漸顯現；新興木刻更多地回應現實處境，強調迅速而直接地表達；而在今天，圖像往往通過屏幕出現，很快被傳播，又很快被新的信息覆蓋。看上去變化很大，但始終圍繞著同一個問題：圖像是如何被制作出來的，又是如何被人看見的。數字技術的出現，使這一問題呈現出新的面貌。新的工具改變了創作與呈現的方式，也讓“版本”這一版畫中長期存在的觀念，在當下繼續發揮作用。同時，作品進入更為開放的觀看環境，也對創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版畫的表達，不能停留在符號層面的呈現，需要讓來自本土的審美經驗，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被理解和感受。

水的敘事詩（水印版畫） 40×120厘米 2022年 王霄

版畫的歷史命題

版畫自隋唐木刻興起，已在中國藝術史中延續千余年。它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并不只是因為形式穩定，還在于其創作方式本身同時指向“制作”和“觀看”。刻刀在版面上留下的痕跡，讓觀者能夠意識到材料、手工與過程的存在，圖像也得以流布。正是在這種反復印制的過程中，圖像得以傳播，而制作的痕跡又始終被保留下來。也因此，版畫在明清的出版體系中承擔著知識傳播與視覺教化等多重功能。它既服務于閱讀，也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人們對圖像的理解方式。

至20世紀初的新興木刻運動，李叔同、魯迅等文藝界人士紛紛投身版畫創作和推廣。在他們的倡導與組織實踐中，版畫的角色也在變化——它從傳統工藝中走出，被用來回應現實、表達態度。圖像不再只是被觀看的對象，更成為直接參與社會討論的方式，中國現代版畫發展的序幕也由此展開。而今在浙江亦可見這一歷史線索的延續。浙江版畫院的創立，正是這一傳統在新時代的延續。其開院首展“鏡鑒回響”，意在以“文明互鑒”為路徑，在傳統與當代、本土與國際之間建立對話。當創作實踐從木刻到銅版，從手印到數碼，媒介形態雖不斷更新，版畫的核心命題卻未曾改變：在新的創作條件下，圖像如何被制作，又如何被觀看。

良渚遺址公園（版畫） 60×60厘米 2025年 付河江

從傳統到現代

如果把版畫放回具體的藝術實踐中來看，它首先是一種圍繞制作展開的藝術形式。刻、印、呈現，每一個環節都會直接影響圖像的最終面貌，也決定了作品被觀看的方式。手的勞動、材料的反應以及所處時代的經驗，往往同時留在一張紙面之上。

我們在談及傳統面向時，選擇以水印木刻切入并不等于把新時代版畫局限為水印木刻這一版種，而是因為水印木刻最能體現中國版畫對材料與過程的重視。水印木刻以其滲化、套印、留白與紙性特征塑造藝術形象，使之以氣韻與關系成立。因此，當傳統水印在當代被重新召回時，實質上人們真正重視的并不是形式本身，而是其中所包含的審美經驗。2018年浙江美術館舉辦的“水印千年——中國水印版畫大展”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辨，展覽中的作品呈現出水印木刻在層次、節奏與氣韻上的獨特表達，在公眾視野下為古典哲學的抽象意蘊“賦形”，從而使這一古老技法在今天仍然能夠被觀看、被理解，并繼續參與當下的藝術討論。

版畫的現代面向并不以“古典”自足，它更像一把被時代磨亮的刻刀，把版畫推入現實戰場。新興木刻以來，現實主義版畫憑借其迅疾、直接、可復制的傳播機制，承擔起社會歷史主題的表達功能，把藝術從私人表達推向公共行動的語境，成為一種面對時代的態度與關懷。魯迅于《新俄畫選》小引所言：“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這句話點出的，是版畫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具備的現實力量——當現實迫近個體，藝術需要找到能與大眾共享、能在公共空間中迅速發生效力的形式，“刻”不再只是制作上的技巧，便成為人們回應現實和時代的必要手段。新興木刻時期的版畫創作，不再局限于個人表達，創作者通過明確的線條、強烈的對比和清晰的構圖，使圖像具有了直觀的指向性，讓觀看者在第一時間進入作品所指向的現實情境，形成共鳴。自此，版畫在現代語境中確立了自身的位置，為之后中國版畫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爸爸還在工廠里（版畫） 25×20.4厘米 1933年 羅清楨 華茂藝術教育博物館藏

數字時代的版畫之問

進入數字時代，版畫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創作環境。屏幕成為許多創作不可回避的工具，也改變了圖像被觀看的方式，虛擬空間正在重寫圖像的生成、傳播與占有方式。從具體實踐來看，數字技術并沒有讓版畫的基本邏輯消失，而是改變了“復制”和制作的方式。借助數字工具，藝術家可以反復調整畫面結構，對色彩、節奏與空間關系進行細致推敲，那些在傳統條件下難以完成的復雜畫面，逐漸變得可以操作，這種變化使創作過程更接近一種持續成長的狀態。

東約克郡伍德蓋特春天的到來（2011）（數碼版畫） 126×95厘米 2011年 大衛·霍克尼

在這一點上，大衛·霍克尼的數字實踐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可討論的參照摹本。霍克尼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創作，再把作品打印出來展示和保存，并在作品說明中明確標注創作方式。他在2011年創作的《東約克郡伍德蓋特春天的到來（2011）》系列作品就采用了這一表述，并以限定版數的形式發行，保留了版本意識與呈現制度的基本結構。這類實踐讓人重新關注到版畫中一個始終存在的核心問題：圖像如何在反復制作中保持自身的藝術完整性。

數字環境中的創作，使修改、疊加與試驗變得更加自由，但技術對藝術本體的遮蔽，可能會使版畫失去其應有的精神密度。歸根結底，真正決定作品成立與否的，依然是畫面本身——是否給觀眾帶來新的審美體驗。藝術創作者必須堅持“數字是前提，藝術是底線”的原則，把高科技轉化為可被感知的人文經驗，不能任由技術本體取代藝術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版畫在新時代之所以可能成為全球語境中的“中國符號”，依靠的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做事方式，用更含蓄、更有彈性的表達理解世界，并在不斷變化的觀看環境中，保持版畫藝術的深度。

版畫的“現代意義”不是特定時代才有，它一直都在發揮作用，靠著可以復制多個版本、方便傳播的特點，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一起分享。只是在今天，公共空間由紙媒與街頭轉向了屏幕與網絡平臺，魯迅所言“頃刻能辦”指向的迅疾機制在數字協作、在線發布與跨地域傳播中獲得了新的形態。在這樣的新環境里，版畫要往前走，既要把技法換新，更要想清楚作品怎么呈現、怎么被看、怎么和外部世界對話。

鏡湖映翠（水印版畫） 60×60厘米 2025年 邵蓓艷

全球化中的美學轉譯

版畫走到今天，依靠的是通過畫面本身，建立一種可以被他人理解和進入的審美經驗。線條如何組織、黑白與色彩如何分配、形象如何在有限的畫面中成立，作品的意味，在這些處理里慢慢長出來。今天的創作環境更開放，不同地區、不同傳統的作品經常有機會在同一場合展出，差異很直觀。有人靠留白，有人靠密線；有人強調滲化的層次，有人強調光影的結構。看得越細，語言是否成熟越清楚。版畫也從來不以孤本的唯一性為價值支點，它的意義更多來自制版與印制所形成的可重復性。

當今的藝術創作在延續本民族文化的同時需與國際接軌，然而國際化不等同于簡單地“走出去”；真正被檢驗的是作品能否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被讀懂、被討論，使本土生成的審美經驗在全球通行的視覺語言與制度框架中得到理解與認可。近年來不少國際版畫展覽強調“對照”與“互看”，把不同傳統的作品放在同一場域中來展開對話。2025年浙江版畫院開院首展“鏡鑒回響——杭州國際版畫大展”提供了一個現場。

回到當代版畫，問題仍然落在具體處：版與版之間怎么處理、印痕怎么控制、層次怎么疊、節奏怎么收放。作品能不能立得住，靠的就是這些細部判斷。中國版畫在新時代的工作，也落在這些地方。把畫面做深，把語言磨清。讓作品經得起反復觀看，也經得起不同語境的比較與討論。版畫的生命力，最終還是從作品里出來。數字化與國際化語境中的版畫創新，必須在技術運用與藝術自覺之間保持清醒的平衡。

版畫面對的新條件會不斷出現：材料在變，工具在變，觀看的場景也在變。變化歸變化，作品要回答的還是老問題：畫面怎么成立，手上的分寸怎么到位，印出來的那一層氣息怎么留住。把這些做好，傳統就不是擺設，現代也不是口號。中國版畫的路，也就在一次次扎實的創作里往前延伸。

（應金飛為浙江美術館館長、浙江版畫院院長，王小雅為中國美術學院版畫博士）

2025年12月28日《中國文化報》

第1版刊發特別報道

《當代版畫創作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