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齡失敗后魏益三為什么不回奉系？楊宇霆是不會放過他的！

1930年的南京，氣溫不低，但軍事參議院的辦公室里卻透著一股子涼意。

46歲的魏益三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動作，面對蔣介石的一紙削藩令，這位手里握著幾萬條槍的悍將，既沒有像唐生智那樣拍桌子罵娘，也沒有像閻錫山那樣搞通電下野的公關(guān)戰(zhàn)。

他只是平靜地摘下腰間的佩刀，掏出大印，往桌子上一推，臉上甚至帶著一絲詭異的輕松。

要知道，這一交，他就從割據(jù)一方的“土皇帝”，變成了每天只能喝茶看報的閑職參議。

旁人都笑話他軟骨頭，是個扶不起的阿斗，可魏益三心里跟明鏡似的：看著老同學(xué)郭松齡墳頭草都三尺高了，看著把持奉系大權(quán)的楊宇霆被少帥槍殺再老虎廳，能在這個絞肉機般的亂世里全須全尾地活著，才是最大的贏家。

說起魏益三這個人，民國史書上給他的評價那是相當難聽——“倒戈將軍”、“墻頭草”。

一年之內(nèi)換五個老板，這履歷要是放在今天的職場，早就進了HR的黑名單，永不錄用。

在那個滿嘴“忠義”的年代，更是要被戳脊梁骨的。

但這事兒吧，你得鉆進故紙堆里細看。

翻翻1920年代的那些發(fā)黃電報，你會發(fā)現(xiàn)魏益三的每一次“背叛”，其實都是被逼到墻角后的應(yīng)激反應(yīng)。

他不是想當呂布，他是真的怕死。

而這種怕死，恰恰折射出了那個時代最殘酷的職場規(guī)則：對于非嫡系的打工人來說，盲目忠誠，有時候就是給自己準備的催命符。

把時間軸往回撥到1925年，這是魏益三命運最兇險的轉(zhuǎn)折點。

那時候他混在奉系，表面上看是背靠大樹好乘涼，實際上每天都在走鋼絲。

作為一個直隸保定人，又是保定軍校出身，在張作霖那個講究“拜把子”和“老鄉(xiāng)情”的奉系圈子里，他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外人”。

他能進奉系，純粹是因為之前在庫倫被打得沒處跑，借道蘇聯(lián)逃進去的難民，能站穩(wěn)腳跟全靠陸軍大學(xué)的老同學(xué)郭松齡拉了一把。

這就注定了他天生帶有“郭系”的烙印。

當時的奉軍內(nèi)部那是相當內(nèi)卷，楊宇霆領(lǐng)銜的“日本士官派”和郭松齡代表的“陸大派”斗得是你死我活。

對于魏益三來說，即便他對張作霖再忠心，只要楊宇霆想整郭松齡，他這個“郭黨”就是最好的祭旗對象。

這種感覺，就像是你站錯了隊，不管你業(yè)績多好，清洗的時候肯定先拿你開刀。

所以說，當郭松齡在灤州起兵反奉，拉魏益三當參謀長的時候，他根本沒有拒絕的余地。

很多人事后諸葛亮，分析這段歷史總說是魏益三念舊情，其實這都是面子話。

里子是什么？

里子是他在奉軍的職場天花板已經(jīng)到底了。

再混下去，要么被楊宇霆排擠走，要么被當成雜牌軍消耗掉。

郭松齡的反戈一擊，雖然是步險棋，卻是魏益三當時唯一能看到的生路。

他把身家性命全押上去了，可惜啊，運氣差了點。

關(guān)東軍插手，郭松齡兵敗被殺。

在那一刻，魏益三實際上已經(jīng)是個死人了——回頭是張作霖的家法伺候，往前是一片迷霧。

郭松齡一死，魏益三徹底成了亂世里的孤魂野鬼。

當時有人勸他去向張作霖負荊請罪，畢竟老帥愛才。

但魏益三太了解那個江湖了，張作霖是綠林出身，最恨“反骨仔”，就算面上饒了他，楊宇霆那幫人也會讓他死得不明不白。

于是，他開始了一段令人眼花繚亂的“跳槽”之旅。

先是投奔馮玉祥的國民軍，結(jié)果被當成炮灰使喚；轉(zhuǎn)頭又投靠吳佩孚的直系。

1926年，這哥們在吳佩孚手下達到了人生巔峰，手里握著七萬大軍，還有三十門讓各路諸侯眼饞的克虜伯大炮。

那可是當時的戰(zhàn)略武器，相當于現(xiàn)在手里攥著幾枚戰(zhàn)術(shù)導(dǎo)彈。

那時候的魏益三，走到哪都是座上賓，可這種虛幻的強大，就像沙灘上的城堡，一個浪頭打過來就碎了。

這個浪頭，就是北伐。

面對勢如破竹的國民革命軍，舊軍閥那套“占地盤、收厘金”的模式完全玩不轉(zhuǎn)了。

魏益三的七萬大軍在河南被打得七零八落，那三十門視若珍寶的克虜伯大炮，丟的丟、炸的炸，最后只剩兩門成了廢鐵。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魏益三看清了一個事實：屬于舊軍閥的時代結(jié)束了。

不管是吳佩孚還是張作霖，這些舊時代的霸主都擋不住歷史的車輪。

他再次做出了選擇，在1927年投靠了蔣介石，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革命軍第三十軍軍長。

這操作，簡直就是教科書級別的“止損”。

這最后一次“倒戈”，其實是最能體現(xiàn)魏益三生存智慧的一步。

到了1930年，蔣介石為了削藩，開始杯酒釋兵權(quán)。

換做別的軍頭，比如后來搞出大動靜的那些反蔣將領(lǐng)，肯定是不甘心交出兵權(quán)的。

畢竟在亂世，槍桿子就是膽子，沒槍你算個屁啊。

但魏益三不一樣，他太知道“胳膊擰不過大腿”的道理了。

他回顧自己這十幾年，從保定軍校的熱血青年，到被白俄匪軍追著跑的敗將，再到卷入奉系內(nèi)斗的棋子，每一次硬拼的結(jié)果都是損兵折將。

現(xiàn)在的南京政府大勢已成，再硬著脖子對抗，無非是多添一座孤墳罷了。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魏益三交出軍權(quán)，換來了一個中將參議的閑職。

看似丟了面子，實則保了里子。

相比于那些在后來的中原大戰(zhàn)中灰飛煙滅的小軍閥，相比于那些在政治斗爭中家破人亡的同僚，魏益三雖然名聲不太好聽，但他不僅保全了自己，也讓跟隨他的殘部有了個相對安穩(wěn)的歸宿。

這不就是古代版的“拿錢走人”嗎？

雖然沒了股份，但好歹保住了退休金。

我們讀歷史，往往容易被那些“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英雄故事所打動，覺得那樣才叫轟轟烈烈。

但在那個軍閥混戰(zhàn)、人命如草芥的荒誕年代，像魏益三這樣的人其實才是大多數(shù)。

他沒有改寫歷史的宏大抱負，也沒有堅定不移的政治信仰，他所做的一切選擇，不過是想在巨浪滔天的大海里找一塊能落腳的木板。

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大奸大惡之徒，他只是一個被時代裹挾、拼命想要活下去的普通人。

而諷刺的是，恰恰是這種“怕死”的本能，讓他熬死了那些比他更強、更狠、更有野心的大人物。

1964年，魏益三在北京病逝，活了80歲。

那個年代最狠的軍閥都沒熬過他，這大概就是慫人的福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