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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烏戰場上,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士兵選擇放下武器、向烏軍投降,以換取一線生機。然而,對許多人來說,這一決定并沒有帶來真正的安全,反而在回國后開啟了另一段充滿羞辱、恐懼和懲罰的人生。
這一切,與俄羅斯根深蒂固的傳統密切相關。從蘇聯時期開始,“寧死不降”就被奉為鐵律。二戰期間,斯大林政權將投降視為不可饒恕的背叛,大量被俘蘇軍回國后遭到清洗和監禁。這種歷史陰影,至今仍在影響俄羅斯社會對“戰俘”的態度——他們不是被當作戰爭受害者,而是被貼上“懦夫”“叛徒”的標簽。
如今,戰俘從烏克蘭通過交換回國后,通常會被直接送往位于白俄羅斯等地的中轉點,隨后進入為期約一個月的隔離審查。在這段時間里,他們與家人的聯系被嚴格限制,只能偶爾短暫通話,真正面對的是聯邦安全局、軍方檢察官和調查委員會一輪又一輪的審訊:是否曾表示“自愿投降”?是否與烏克蘭情報部門合作?是否發表過不利于俄羅斯的言論?任何細節都可能被放大為“叛國”“通敵”的證據。
經濟上的打擊同樣沉重。許多士兵當初走上前線,就是為了高額工資和一次性參戰獎金,這是他們家庭的重要收入來源。然而,一旦被俘,這些支付往往被立即凍結或取消,家庭瞬間陷入經濟困境。而即便僥幸回國,他們也可能因“違紀”“被俘記錄”失去繼續服役的機會,穩定收入化為泡影。
法律層面的風險更令人膽寒。2022年,俄羅斯正式將“自愿投降”列為刑事犯罪。今年已有多名歸國戰俘因此被起訴,其中一名叫羅曼·伊萬尼申的士兵,被控“自愿投降”“企圖投降”和“逃兵”等罪名,最終被判處15年監禁。這樣的案例,無疑在前線士兵心中投下了一道陰影:投降可能活命,但回國后卻可能面臨漫長刑期。
即便僥幸躲過牢獄之災,戰俘在軍隊內部的處境也十分艱難。審訊結束后,許多人被送回原部隊,卻不再被信任。有人被禁止攜帶武器,只能做雜役或反復參加高強度訓練;有人則被直接派往最危險的前線,被指揮官當作“可消耗”的力量,執行高風險任務。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既得不到心理疏導,也沒有基本的尊重,仿佛只是被推回戰場的“工具人”。
對家庭而言,親人“活著回來”的喜悅往往轉瞬即逝。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輿論的指指點點、鄰里間的冷眼和羞辱。有的家庭甚至私下表示,寧愿親人繼續留在烏克蘭戰俘營——至少那里的條件相對人道,符合《日內瓦公約》標準,而回到俄羅斯,卻可能面臨法律追責、社會排斥和二次傷害。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的做法也與國際公約存在明顯沖突。《日內瓦公約》明確規定,不得將交換回國的戰俘再次投入戰斗,而俄方則以“戰爭尚未結束”為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種對國際規則的選擇性解讀,進一步加劇了前線士兵的絕望感:投降是罪,戰死是“英雄”,他們似乎沒有真正安全的選項。
在這樣的制度與社會氛圍下,許多俄羅斯士兵陷入了殘酷的兩難:上前線,可能在炮火中喪命;選擇投降,或許能保住性命,卻要在回國后面對審訊、監禁、羞辱甚至再次被送上前線。對他們而言,“投降”不是懦弱,而是一種求生本能,然而現實卻用另一種方式,對這種選擇進行了嚴厲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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