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與百色起義

1929年的廣西，軍閥混戰的余波未平，蔣桂戰爭后上臺的俞作柏、李明瑞政權根基飄搖。彼時，大革命失敗的陰霾尚未散去，全國革命處于低潮，而廣西右江流域的群山之間，一場影響深遠的武裝起義正在悄然醞釀。鄧公（時名鄧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達南寧，在錯綜復雜的局勢中，走出了一條貼合實際的革命道路，百色起義也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武裝割據的重要實踐。

1929年8月，鄧公抵達南寧后，并未機械執行中央“以城市為中心”的指示，而是迅速研判廣西局勢。俞作柏、李明瑞雖為國民黨將領，卻與蔣介石集團存在深刻矛盾，亟需借助中共力量鞏固地位。鄧公抓住這一契機，確立了“團結、教育、爭取”的統戰方針，既與俞、李共籌反蔣大計，又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暗中發展革命力量。通過俞作豫的聯絡，中共干部被陸續安排到廣西軍政部門任職，張云逸出任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大隊長，一批共產黨員進入教導總隊擔任教官，為掌握武裝埋下伏筆。

統戰工作的推進并非一帆風順。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受“左”傾思想影響，曾批評廣西黨組織對俞、李存在“幻想”，要求開展反改良主義斗爭。鄧公堅持從實際出發，認為俞、李的進步傾向值得利用，若盲目對立將喪失發展機遇。在他的堅持下，廣西黨組織不僅未與俞、李決裂，反而推動其釋放被捕的進步人士，恢復工會、農會組織，韋拔群領導的東蘭農軍還獲得了“右江護商大隊”的合法名義與武器支持。短短兩個月，廣西全省共產黨員從寥寥數人發展到420人，右江農軍規模突破兩千人，革命力量快速積聚。

1929年9月，俞作柏、李明瑞在國民黨改組派游說下，決定倉促出兵反蔣。鄧公敏銳預判其必敗，當即制定應變方案：一方面勸說俞、李暫緩行動，另一方面秘密部署部隊轉移。當月下旬，俞、李出兵廣東后，所部果然因部下倒戈而迅速潰敗。危急時刻，鄧公果斷下令，將中共掌握的警備第四大隊、教導總隊及軍械庫物資分水路陸路轉移，向群眾基礎深厚、敵人控制力薄弱的右江地區開進。10月20日，水陸兩路部隊在百色平馬鎮會合，成為起義的核心力量。

抵達百色后，鄧公主持召開黨委會議，確立了“發動群眾、整頓部隊、建立政權”的工作重點。部隊進行了徹底整頓，清洗反動分子，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同時分散到各縣發動群眾，收繳地方反動武裝槍支。針對右江地區少數民族聚居的特點，鄧公強調民族團結，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吸納壯族、瑤族群眾加入革命隊伍，使起義獲得了廣泛的民族基礎。11月，中共中央批準起義計劃，確定以廣州起義兩周年紀念日——12月11日為起義日期。

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頭升起紅旗，廣西警備第四大隊、教導總隊與右江農軍共四千余人宣布起義，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正式成立，鄧公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兼政治委員，張云逸任軍長。當天，右江蘇維埃政府同步成立，頒布了一系列革命綱領。起義并非終點，而是根據地建設的開端。鄧公回到右江后，親自領導土地革命，在舊州屯開辦干部培訓班，與韋拔群等人共同制定《土地法暫行條例》，推行“分耕”“共耕”等多種分配方式，東蘭縣東里村的共耕社當年便實現糧食豐收，農民參軍參戰的熱情空前高漲。

在根據地建設中，鄧公展現了靈活的戰略思維。針對龍州發生的蒙志仁叛亂，他果斷推遲龍州起義時間，待局勢穩定后于1930年2月成功發動起義，形成左右江根據地聯成一片的格局，面積達5萬平方公里，人口150萬。面對中央后來下達的“攻打柳州、桂林、廣州”的“立三路線”指示，鄧公經過實地考察，認為紅七軍兵力不足，硬攻大城市必遭重創。在全州會議上，他力排眾議，說服部隊放棄攻城計劃，轉向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避免了革命力量的無謂損失。

1930年11月，紅七軍主力奉命北上，歷經桂、黔、湘、粵、贛五省，行程七千余里，大小戰斗百余次，于1931年7月抵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編入紅三軍團，成為紅軍的骨干力量。留守的紅軍與農軍在韋拔群等人領導下，堅持了兩年艱苦的反“圍剿”斗爭，五千多名各族兒女為革命獻出生命。百色起義雖未實現直接的軍事勝利，卻創造了獨特的革命經驗：它首次在少數民族地區成功建立革命根據地，實現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與統一戰線的有機結合，印證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割據”道路的可行性。

鄧公在百色起義中的實踐，貫穿了實事求是的核心思想。他不盲從上級的錯誤指示，不固守教條化的革命模式，而是根據廣西的政治局勢、民族構成、群眾基礎靈活調整策略。從統戰工作的推進到部隊轉移的決策，從土地政策的制定到行軍路線的調整，每一步都體現著對實際情況的尊重。這場起義不僅為中國革命積累了寶貴經驗，更塑造了鄧公后來一以貫之的務實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