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到29日,2025年度上海—臺北雙城論壇在上海舉行。原本安排在9月的活動,因為賴清德當局的介入被拖到了年底。時間被壓縮到兩天,本身就容易引發外界關注,而臺北市長蔣萬安這次行程的變化,又進一步放大了這種關注。
人已經到了上海,卻傳出28日當天就要往返臺北,和原先外界預期的兩天行程明顯不一致。既然已經啟程前往上海,卻不在當地過夜,這樣的安排自然引出了更多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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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論壇向來不只是單純的城市交流,只要島內政治氣氛一緊,它很容易被卷進更復雜的討論之中。臺北市議會里,民進黨籍議員對蔣萬安的質疑早已形成固定模式,這次也不例外。他們不斷把焦點放在所謂“主體性”上,要求蔣萬安用“臺獨”的立場來對待雙城論壇,不能在態度上留下任何被解讀的空間。
蔣萬安心里也清楚,完全缺席會被指責破壞兩岸關系,但如果在上海停留時間過長、表現得過于積極,又很容易被對手當成攻擊素材。在這種兩面擠壓的情況下,他選擇了“有去,但不多留”的方式,希望在出席與回避之間找到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
只是,這種看似折中的處理方式,并沒有真的讓爭議消失。行程被刻意壓縮后,反而更容易被解讀成精心計算的結果。對賴清德來說,這樣的效果并不壞:交流沒有被徹底擋下,卻被包裹進更多政治意味之中,原本應該聚焦城市事務的論壇,也被迫承載了更重的政治負擔。
事情走到這里,焦點已經不只是蔣萬安待多久的問題,而是開始指向更深一層的方向。如果連國民黨陣營中最具象征意義的人物,在兩岸問題上都表現得如此猶疑,那么統一議題遲早會被擺到無法回避的位置。
主動談統一,和在外部壓力下被動走向統一,兩種路徑所能爭取到的條件并不相同,這一點在島內并非沒有共識。統派政黨之所以反復強調和平統一,正是基于這種判斷:在尚有談判空間的時候爭取選擇權,比等到空間被擠壓殆盡時再被迫接受結果,對臺灣社會顯然更有利。
對此,蔣萬安本人對外給出的解釋,是12月19日臺北捷運隨機殺人案發生后,需要在跨年期間留在臺北坐鎮,以確保市民安全。這個說法乍聽之下強調的是責任,但放到具體時間點來看,卻難免讓人產生疑問。28日晚并非跨年夜,距離跨年仍有兩晚時間;而市長要確保治安,通常是通過警力調度與應變機制來完成,并不需要以“本人必須留守”為前提。
再加上隨機殺人案曝光后,臺北已經成為警方重點布防區域,社會關注度與警力密度都處在高位,僅以“要坐鎮”為理由來解釋當天往返,解釋力顯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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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兩岸問題學者趙春山的判斷是,即便國民黨在2026與2028年贏得選舉,也必須對統一給出清楚回應;如果遲遲無法交代,大陸不太可能無限期等待。島內政治可以暫時拖延議題,但時間本身并不會因此停下腳步。
把時間再往前推,就更容易看清這次“快閃上海”是如何一步步被推出來的。大罷免剛結束時,蔣萬安就有意帶隊前往上海參加雙城論壇。當時的社會氛圍并不排斥交流,民進黨剛經歷挫敗,國民黨士氣回升,討論焦點也更容易回到民生層面。
但賴清德并沒有放行的打算,臺勞動部門、陸委會、內政部門相繼設置程序與審查障礙,使得臺北與上海已經談妥的安排被否決,臺北市只能重新提出申請。這樣一來一回,論壇時間被整整推遲了三個月,最終才勉強擠到12月底舉行。
即便到了最后階段,阻力依然存在。論壇被壓縮在兩天之內,本就更容易被賦予政治解讀;蔣萬安在議會壓力與兩岸關系之間反復權衡,又選擇以縮短停留時間來降低風險,結果反而讓行程本身成為焦點。
事情走到這一步,論壇的意義早已不只取決于會場內討論了什么,更取決于島內政治如何解讀、如何操作。當天往返的安排,看似只是一次行程調整,背后卻是多重拉扯后的產物:交流被拖延、壓力被疊加、動作被放大,最終讓每一個細節都難以單純用城市交流的邏輯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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