賬算不清 罰就不疼，懲罰性賠償為何失靈？

懲罰性賠償的真正價值，不在于“賠多少”，而在于能否系統性地抬高侵權的底價。

作者 | 陸柒思嶺

導語

一筆始終沒算清的賬

侵權到底貴不貴？

在很多企業的賬本里，答案并不模糊，甚至相當清楚，也算得過來。

當侵權的最壞結果，只是“把不該賺的錢退回去”，

當懲罰性賠償因為賬算不清、故意難證而頻頻落空，

侵權就不再是違法行為，

而是一種被反復驗證過的商業策略。

正是圍繞這個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 朱理，

在《中國應用法學》發表了一篇長達一萬多字的實證研究文章，

用真實裁判數據系統性地追問：

懲罰性賠償，在技術類知識產權侵權中，

到底有沒有真正“打疼”侵權人？

結論并不激進，卻足夠冷靜——

威懾效果，遠未完全釋放。

一

第一筆賬

當侵權“算得過來”，守法一定吃虧

在任何市場中，企業都會在心里算一筆賬：

侵權的預期成本 = 被發現的概率 × 判賠的代價

只要這個數字

小于侵權可能帶來的收益，

侵權就不再是道德問題，而是理性選擇。

朱理的研究，從裁判文書網中系統抽取了 331 件技術類侵權案件，

結果非常直觀：

真正支持懲罰性賠償的案件，僅 35 件

整體支持率：10.6%

專利侵權案件中，更低至 5.3%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侵權行為的“最壞結果”，

也只是補償性賠償。

從商業視角看，這相當于告訴市場：

侵權失敗了，也只是“退票”，

而不是“罰款”。

二

第二筆賬：

懲罰性賠償寫進了法律，卻沒寫進賬本

很多人會反駁一句：

“不是已經有懲罰性賠償了嗎？”

問題恰恰在這里。

制度存在，并不等于成本生效。

朱理的實證結論非常清楚：

在大量案件中，懲罰性賠償并未成為企業決策時的“常態風險項”。

換句話說：

法律已經把“罰則”寫進文本，

但市場并沒有把它寫進預算。

只要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仍然是低頻、例外、保守的，

侵權就始終是一種

可計算、可承受的商業選擇。

三

第三筆賬

為什么有些侵權“罰得動”，有些卻罰不疼？

研究中最有價值的一點，

是把不同技術類型的案件放在同一張賬本上比較。

結果差異極其明顯：

植物新品種侵權：

懲罰性賠償支持率25.5%

商業秘密侵權：

支持率25%

專利侵權：

僅 5.3%

這并不是法官“偏心”，

而是賬好不好算。

植物新品種：權利邊界清晰，侵權路徑單一

商業秘密：侵權人多來自內部，惡意高度集中

專利侵權：技術復雜、邊界模糊，“不確定性”極高

一句話總結就是：

越容易算清賬的侵權，

越容易被罰疼。

四

第四筆賬：算不清賬的地方，懲罰性賠償只能“技術性退場”

朱理在文章中，用數據揭示了懲罰性賠償失靈的三個關鍵卡點：

41.2%的案件

因無法證明故意或情節嚴重，被否

24.3%的案件

因損害賠償基數難以確定，被否

背后其實不是“不想罰”，

而是算不了賬。

損害數額無法量化 → 回退法定賠償

原告只喊口號，不給計算模型 → 法官無從下手

懲罰倍數缺乏穩定指引 → 即便支持，也極度保守

在已支持的案件中：

1–2 倍占近七成

5 倍幾乎消失

懲罰性賠償，在實踐中被當成了一種

謹慎、克制、極少動用的工具。

五

最關鍵的一筆賬

如果“放任風險”不算故意，侵權永遠有安全出口

整篇研究中，最具思想重量的一點，

是對“故意”的重新理解。

朱理明確提出：

懲罰性賠償中的“故意”，不應只限于直接故意，

而應當包括間接故意。

翻譯成商業語言就是：

“我知道可能侵權，

但我不在乎。”

如果這種行為不被認定為故意，

那么企業只需要學會一句話：

“我不知道會這樣。”

懲罰性賠償，就會被制度性架空。

從商業倫理上看，

“明知風險仍下注”，

與“明確要侵權”，

本質上并無區別。

最后發現，當侵權仍是“可計算風險”，創新就不會是最優解

朱理在文末給出的結論，其實非常克制：

懲罰性賠償制度已經在技術類知識產權領域初步落地，

但整體案件數量偏少、倍數偏低、適用規則仍不清晰，

威懾與預防功能尚未充分發揮。

翻譯成一句商業語言，就是：

現在的侵權成本，

還不足以讓人不敢試。

懲罰性賠償的真正價值，

不在于“賠多少”，

而在于能否系統性地抬高侵權的底價。

當有一天：

侵權的預期成本，

明確高于侵權可能帶來的收益

市場會自動做出選擇。

不是因為道德覺醒，

而是因為——

這是最理性的生意。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

圖片來源 | Pixabay 編輯 | 布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