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文物能否退出：復雜的現實與無盡的爭議

歷史上，博物館館藏文物的退出機制有不盡完善之處。文物“除藏”背后往往存在著灰色地帶和模糊空間。它實操復雜，即使有再嚴格完善的規章制度，也常常既考驗館方處置水平的專業性，又需不斷回應社會的監督與質詢。

博物館空間有限，可能的未來藏品無窮

存儲和展陳空間不足，是國內外不少博物館都面臨的困境，隨著博物館需求和功能的不斷增長，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例如，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由于空間有限，在采購和接受捐贈藝術品時變得格外謹慎，甚至放棄了進一步提升藏品質量的機會。

考古工地同樣要面對類似的難題。一座高規格隋唐墓葬，陪葬的陶俑就多達數百件甚至千余件，每年發掘的這類墓葬以數十計，用不了幾年，庫房就將“俑滿為患”。

博物館的藏品當中，有條件、有機會走到觀眾面前的或許只有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大量文物是重復的。例如，某博物館收藏的晚清民國“嫁妝瓶”多達數萬對，都為民窯，工藝不算精良，其中許多圖案雷同，上展可能性甚微。

這種局面該怎樣應對？于是出現了一種聲音：是否可以讓某些沉睡在庫房深處的藏品重新進入流通，這樣既“盤活”了文物，避免了閑置、浪費，也節省了保管所需的大筆經費（例如安保設施、用電、人工等成本）和空間？博物館的藏品不可能無限增加，數十甚至數百年前的藏品如果已經不再符合博物館如今的入藏要求或使命，是否可以為它們尋找實現價值的新路徑？由于人手和資金緊張，有些考古文博機構所藏文物數量過多，無力妥善養護（例如進行必要的修復、制作對應的囊匣），只能任其裸放在架子上、收貯于鐵皮文件柜里，是否也會危及文物安全？

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國有館藏文物退出管理暫行辦法》中，對國有館藏文物退出（簡稱“文物退出”）的定義是：“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將館藏文物退出本單位藏品序列并注銷文物賬目的行為”。美國博物館聯盟（AAM）推薦的《博物館登記方法》中，有一章是《除藏和藏品處置》，對除藏的定義是：“通過正式程序將某件藏品從博物館入藏名錄中移除的過程，通常伴隨著藏品處置環節——將物品從博物館永久性藏品體系中移出”。

除藏時程序盡量完善，就能避免爭議嗎？

對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來說，除藏都是敏感話題，也是不能輕易碰觸的“紅線”。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就由于“賣藏品”而麻煩纏身。時任館長托馬斯·霍文在回憶錄中寫道：“大都會博物館應適時開展下一步工作——清除膨脹的藏品，出售不需要的東西，用其收入征集更好的、博物館更需要的藝術品。”

在他看來，淘汰多余藏品，公開、私下出售，或與其他博物館交換藏品并非什么新觀念。1885年，首任館長盧吉·帕爾瑪·德·塞斯諾拉就從他帶來的大批混裝塞浦路斯文物中挑選出5000件“重復品”，傾銷給斯坦福大學的創立者萊蘭德·斯坦福，價格為9200美元（當時的1美元相當于現在的30美元左右），驚動一時。塞斯諾拉還將另外數百件塞浦路斯次等文物出售給普林斯頓大學，用這幾筆收入征集埃及一家博物館淘汰的一批埃及文物。

1977年10月，美國紐約曼哈頓上東區第五大道，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入口外的人們。視覺中國 圖

自1885年至1970年，大都會博物館處理了約3萬件藝術品，有一次導致了嚴重的負面影響：1929年，大都會博物館對50年以來收藏的“低劣品”進行了一場大甩賣。當時的博物館董事長羅伯特·德福雷斯特出身顯貴，受到紐約媒體的公開抨擊，指責他淘汰出售了159件繪畫、675件器物。德福雷斯特試圖替自己辯護，聲稱多年以來，大都會博物館一直出借藏品給其他博物館和教育機構，但是，庫房的藏品越堆越多，“很難再以這種友好方式處理藏品”。有人說，大都會博物館應該送掉那些東西，德福雷斯特暴躁地指出，法律不允許博物館白送藏品，而且“我們需要錢征集收藏我們沒有的東西。”

德福雷斯特處理大都會多余藏品的方式“令人遺憾”，報紙評論對此緊追不舍。有人甚至建議將博物館所有多余藏品付之一炬，德福雷斯特反駁道：“燒掉？為什么不把它們存入一座不防火的建筑，保上全價，然后聽天由命？”

霍文還轉述了亨利錫爵士（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館長）的觀點，來給自己“背書”：

我們博物館也該這么做。這里亂糟糟地堆滿了東西！我該把那些次要藏品挑出來，請蘇富比的人在我們前廳舉辦一場大拍賣。這事肯定會招來口誅筆伐，我甚至不敢提建議。但是，這是一個多么好的理念！大拍賣將使藝術市場受益，使一些不錯的東西流回私人收藏領域，它們可能保留在私人收藏中，也可能作為捐贈進入其他博物館。”

同博物館董事長道格拉斯·狄龍、副館長（此前為歐洲繪畫藝術部主任）泰德·盧梭等人一道，霍文擬定了藏品淘汰處理程序的具體步驟，計劃以此賺取2000萬美元。按照他的說法，“比美國博物館協會有關淘汰藏品的建議更加嚴格。我堅持對擬淘汰藏品做兩次鑒定，分別由交易商和拍賣公司實施。對藏品的審核和平衡近乎苛刻，有一組人員確定擬淘汰藏品，另一組人員實施處理。我要求有關人員——研究員、行政管理人員和在3個專業委員會任職的董事——在確定淘汰藏品時不可搶時間，應三思而行，隨時改變已做出的任何決定。

具體操作程序十分繁瑣、呆板：研究員請我和盧梭查看擬淘汰藏品，共同討論；律師核實是否有法律限制；提交全體研究員大會審核通過；得到我和泰德同意后，研究員將藏品提交征集委員會討論；由泰德或我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再由征集委員會投票決定是否將此件藏品從博物館藏品總目錄中剔除。這以后，還要經歷一段冷卻期，如果擬淘汰藏品的估價低于2.5萬美元，征集委員會可最終決定同意淘汰藏品；如果超過這個價格，此事必須提交下一次董事會執委會或董事會大會審議通過。走完所有這些官僚程序后，還要再經歷一段冷卻期；之后再進一步考慮如何處置擬淘汰藏品。

大都會博物館外聘律師對此的評價是：“這真是無懈可擊。我想不會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它將成為一個專業標準。”

然而，異議源源不斷。負責為大都會博物館籌款的克斯汀和布朗公司代表就明確反對大張旗鼓淘汰藏品，表示這類活動應當私下進行并保密，“假如你舉辦那場拍賣會，此后若干年里，別指望基金會、公司、博物館之友或其他任何人會捐給你一分錢”。

《紐約時報》記者約翰·卡納迪也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美國藝術博物館出售任何藏品。他說，博物館既不是商品市場，也不是藝術證券交易所，而是珍貴記錄的寶庫。“即便一些記錄不再具有文化代表性，甚至不再具有研究價值，購買或將其作為禮物接受的行為也是不值當的。說一千道一萬，出售博物館藏品的規定是非常有害的政策。”

霍文正面回擊，宣稱“決定偉大藝術博物館的是質量，而非數量”，“淘汰藏品會有風險，但是，博物館的根本危險，是錯失收藏偉大藝術品的機會，而這種情況遠比淘汰藏品犯錯更經常發生”。他按原定計劃將凡·高的《橄欖采摘者》和亨利·盧梭的《熱帶》以145萬美元的價格出售給畫廊，這兩幅名畫迅速流入倫敦市場，引起了軒然大波。紐約州首席檢察官路易斯·萊夫科維茨動用傳喚權，對大都會博物館開展了7個月的全面調查，雖然結論是未發現不正當行為，但是大都會博物館面臨著沉重的輿論壓力，被指“違背公共信任”，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之后籌款和藏品征集的難度。

亨利·盧梭的《熱帶》

與主要依賴財政支持的中國博物館不同，美國博物館大多是私人非營利機構，資金來源包括政府贊助、私人捐贈和博物館自身創收三部分，私人捐贈（有現金，也有藏品）是博物館運營的關鍵支撐。

博物館除藏，可能是因為計劃集中收藏某一時期或某一國家的藝術，所以會出售一些不在此范圍內的文物，來為更符合其目標的文物騰出空間。例如，明尼阿波里斯市的沃克藝術中心決定專注于美國當代藝術，因此在1989年5月的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出售了22幅優秀的19世紀美國繪畫，得款1050萬美元，并宣布要以此購入更能反映博物館藝術使命的作品。然而，有媒體諷刺道：“感謝博物館賣掉19世紀的巨人，現在才有錢買那些20世紀的矮子。”（參見馬琳、李怡：《論美國博物館經濟的來源與構成》，《美術館》總第十七期，2009年）

在經費吃緊的情況下，出售藏品也成為博物館維持日常運轉的無奈之舉。這種動機面臨的批評聲浪更大，2009年，馬薩諸塞州布蘭代斯大學面臨7900萬美元的財政赤字，因此宣稱要關閉玫瑰藝術博物館并出售6000件藏品，招致了美國博物館協會的嚴厲譴責：布蘭代斯大學“背叛了那些慷慨的藝術捐助者，他們捐出這些作品是為了造福學生和公眾，而不是被該大學用于支付賬單”。如果布蘭代斯大學“不能繼續保持和展示其價值約為3.5億美元的收藏，他們應該去尋找另外的托管方”。布蘭代斯大學撤銷了這一決定，玫瑰藝術博物館最終通過完善博物館資金籌集和會員系統，于2011年10月26日（成立50周年紀念日）再次面向公眾開放。

紐約州教育委員會于2011年制定法律，對紐約州特許博物館提出要求：通過有償轉讓藏品獲得的利潤只能用于藏品收購或直接養護，不允許將資金挪作運營開支。

2017年7月，馬薩諸塞州伯克郡博物館宣布拍賣40件館藏（包括19世紀歐洲繪畫、印象派繪畫、現代藝術和中國古代器物）來籌措資金，以償還約200萬美元的債務、整修博物館并發展新的規劃。消息一出，輿論大嘩，博物館被告上了法庭，美國博物館聯盟和美術館館長協會（AAMD）也發表制裁聲明，號召會員單位斷絕同伯克郡博物館的業務往來，既不出借任何藏品，也不與之合作任何巡回展覽。

文物需要通過流向社會，來“養活自己”嗎？

將視線轉回中國，1980年夏天，全國文物工作會議籌備期間，出現了“以文物養文物”的提法，完全從經濟角度考慮，通過把文物事業變成產業，實現創收。根據謝辰生（曾獲“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終身成就獎”）的回憶錄，此后“在文物局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分歧的焦點是文物工作以保護為主，還是以利用為主？”特別是在1982年《文物保護法》公布以后，圍繞著是否能“以文物養文物”，出現了激烈爭論。

1984年10月31日，謝辰生在中宣部、文化部聯合召開的全國文物工作座談會上也明確表態：“在保護文物問題上，一定要‘風物長宜放眼量’，切不可急功近利。保護文物是我們炎黃子孫世世代代的事情，要對歷史負責，如果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的不謹慎而造成重大失誤，就會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子孫。”

……實際操作中，文物退出對經手人的品行和專業素養要求都極高，若監察不夠完善，極易出現弊病。與之相應，20世紀90年代，不少博物館以出租場地為主要生存方式，有時一年辦上百個展覽，其中某些甚至可以跟歷史、藝術完全無關（例如羊毛衫賣場或花鳥魚蟲展銷會）。

自2018年6月29日起，國家文物局施行了《國有館藏文物退出管理暫行辦法》，部分內容如下：

第五條 國有文物收藏單位擬將館藏文物作退出處理的，應當組織專家組對擬退出的館藏文物的基本情況、退出理由、退出后的處置方案等進行評估，并經本單位理事會或者集體研究同意。

第六條 國有文物收藏單位擬將接受捐贈的館藏文物作退出處理的，應當按照與捐贈人約定的協議辦理；無約定協議的，應當事先征得捐贈人同意。

第七條 國有文物收藏單位應當按照國有資產管理相關規定，對擬退出的館藏文物履行備案或審批程序，并將擬退出的館藏文物的基本情況、退出理由、退出后的處置方案等在本單位網站及所在地主要報刊、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門網站上予以公示，接受社會監督。公示時間不少于30個工作日。

目前，不少博物館關于接受捐贈、征集藏品的規定中，也加入了涉及捐贈人知情權的條款，捐贈人有權向館方查詢所捐贈藏品的使用和管理情況，并提出意見建議，藏品征集部門也應與捐贈人建立必要的聯系制度，并在舉行相關活動時邀請捐贈人參加。然而，捐贈人的法定繼承人、其他后人能否享有這些權利？具體執行過程中，情況可能相當復雜（例如涉及遺產分配爭端），有些規章也尚需進一步細化、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是民辦博物館也不能隨意出售藏品。一旦藏品進入博物館、登記備案，就成了公共資源，不允許自由買賣。如果民辦博物館維持不下去了，申請終止以后，不允許流通的藏品需要調撥給其他博物館，允許流通的藏品視具體情況，可能以合法方式流通，也可能移交給其他博物館。

除了這帖“猛藥”，還有別的辦法治“病”嗎？

對不少博物館來說，除藏是一帖效果和副作用同樣明顯的“猛藥”。面對公共資助削減、赤字與日俱增、館藏無法滿足新時代需要的不利局面，通過將藏品變現來籌措資金，的確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博物館的壓力、富有針對性地充實館藏。

然而，除藏帶來的爭議同樣不可忽視——會動搖潛在捐贈人的信心，而且文物出售以后，如果歸私人藏家所有、從公眾視野里消失，那么誰來監督它們的保管狀況，原有的社會教育功能該怎樣體現，是否會對科研造成影響（古生物化石同樣存在這個問題）？

評判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的標準并非一成不變，之前不被看作文物的藏品（例如，民俗類日用品）如果能夠說明人們關注的新問題，就會得到充分重視。許多專家在除藏時相當慎重，也是由于擔心決策失誤：今天賣出的藝術品，明天或許就被認為具有不可替代的美學價值。因此安全的做法是，不管此時覺得是否有趣、有價值，都盡量留存藏品。

針對存儲和展陳空間不足、藏品上展率有限、類型不夠豐富的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之一是，在合法合規、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促成博物館之間的藏品互借或交換，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推動文物活化利用。在甲地區數量眾多、堪稱“特產”的文物，在乙地區可能就“物以稀為貴”，令大家爭睹為快。

藏品和展覽“家底”比較厚實的博物館還可以通過巡回展覽，讓館藏文物充分流動，把文化資源送到基層、邊疆。例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分別設有“國博廳”和“故宮廳”，推動巡回展覽常態化。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擁有出色的20世紀歐洲繪畫收藏，然而受限于館舍規模，一次只能展出幾百件。它試圖在全球范圍內分享館藏，招募“古根海姆”這個品牌的加盟者。同連鎖店的經營模式類似，加盟者需要承擔使用“古根海姆”品牌的授權費，以及興建和運營“古根海姆”分館的開銷。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會向這些分館出借藝術品，同時提供策展、專業咨詢等服務。雖說風險不可避免（例如受到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國家外交政策影響，以及展品長途跨國運輸），但是古根海姆博物館的資源和知名度都得到了明顯提升。

博物館藏品能否退出，應當怎樣退出？關于這一點的爭議還將繼續。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對博物館藏品的管理，應走向更加開放透明、注重人文關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