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在北京大興初見李文麗,第一印象是她很漂亮,衣著得體,笑容始終漾在臉上,顯得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我從成都帶來的《我在北京做家政》,請她簽名,她還寫了一句話:“文學讓我們愈發熱愛這世上所有值得去愛的一切。”幾個小時暢談后,更感受到她身上有一種溫暖而堅定的能量:文學真的能改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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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麗(張杰攝影,2025,北京大興)
自2024年夏天回到甘肅之后,李文麗沒有再到北京打工。但因為文學活動,她又來過幾次北京。2017年,她第一次來北京時,不敢坐火車怕轉錯車,就坐長途大巴,路上不敢跟人說話,兩只手攥得緊緊的。現在她會坐高鐵了,不用再受長途大巴的苦。她還坐飛機去過澳門、上海、廣州、深圳……“好多地方都是我一個人去的。只要給我一個地址,我就能去。”她變得勇敢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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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麗拿著自己的書《我在北京做家政》
這次來北京,李文麗暫住朋友家,來參加一個文學活動。但她很快還要回甘肅老家,照顧還不滿一歲的孫子。而且她的母親和婆婆年事已高,也需要人看顧。“我很矛盾。一方面想留在北京,這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更適合寫作的氛圍。但家里確實需要我,我必須回去。而且如果我在北京幫別人帶孩子,自己的孫子卻丟在家里,我心里過意不去,覺得虧欠。”說完這些,她沉默了一會兒,“不過,寫作和畫畫我肯定不會放棄。老家也有很多值得寫的素材。”她現在每天堅持畫畫,“昨晚在朋友家還畫了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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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麗畫作
李文麗的故事告訴我們:追求夢想未必是激進的出走,它也可以包含對現實的妥協與平衡,卻依然朝著認定的方向,一步步堅定前行。她也激勵著更多像她一樣的勞動女性與普通人——在自食其力、養育兒女、照顧家人之余,依然可以主動創造豐盈、有生命力的精神生活。雖然回到了老家,但寫作還會繼續,畫畫也不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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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做家政》
回望歷史,女性的覺醒敘事常常被簡化為“出走”與“決裂”。但李文麗讓我們看到另一種可能:真正的解放,或許不在于割斷所有羈絆,而在于在給定的生活框架內,依然能開辟出屬于自己的精神領土。她沒有拋棄妻子、母親、婆婆的身份,而是在這些身份之中,長出了一個名為“自我”的新維度。
真正的“娜拉”出走之后,未必是墮落或簡單回歸,也可以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熱愛它,并用屬于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書寫它。真正的自由,或許不是去到多遠的地方,而是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在心里種下一片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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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聞記者在北京大興采訪李文麗
采訪李文麗的那天,晚上的大興,明月當空。陪她走向公交站的路上,她指著一個站名說,幾年前就是在這兒附近,匆匆見了從蘇州來北京出差的兒子。那時她在雇主家,只有兩個多小時的空閑,坐了很久公交,卻只能和兒子說上幾句話便要趕回。“那次我沒忍住哭了,兒子看見我哭,也跟著難過。哭完我又后悔——為什么這么脆弱。現在的我,內心強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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