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專訪·文化藝術獎終身成就獎｜鄧偉志：不創新對不起上海這座文化之都

“讀+走→寫”，這是著名社會學家鄧偉志的人生方程式。今年恰逢米壽的他感慨：如今走路要持杖了，記憶力也大不如前，但是“揮毫舞墨樂無窮，酣暢淋漓寫春秋”的意興還在，三天不寫手發癢。他對時代的感知依舊敏銳：“人工智能對我們老年人幫助很大，我正在考慮為老伴購買做家務的機器人，我們也不想落后。”

鄧偉志出身革命家庭，父親鄧果白是毛澤東任所長的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父親在槍林彈雨中隨身珍藏晉察冀出版的六卷《毛澤東選集》，以及“要做大家，不要追求做大官”的諄諄教誨，成為他一生的精神坐標。

盡管自謙“在文化上只是滄海之一粟，在理論上也只是九牛之一毛”，但這位榮獲上海市文化藝術獎終身成就獎的學者，畢生踐行著“做大家”的誓言。近日，鄧偉志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分享了他的學術堅守與思考。

本報記者 邢千里攝

寬容是創新理念的“催生婆”

“是上海的文化人把我從小青年培養起來的。生活在上海這個創意人才的搖籃里，不創新對不起上海這座文化之都。”翻閱鄧偉志的學術履歷，一連串“第一”標注出一位學人不斷回應時代之問的開拓軌跡：1981年，他在大學首開家庭社會學課程；1984年，他率先提出婦女學并構建學科框架，被譽為“婦女學奠基人”；2018年，已然耄耋之年的他又倡導建立一門“改革學”，提出“八大規律”，為深化改革開放建言獻策。

“學術不是學舌。”對于學術創新，鄧偉志的態度斬釘截鐵。“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不創新，毋寧死》，挨了批。我不罷休，索性出了本同名的書，反倒沒挨批。”上世紀80年代，他在《文匯報》發表的“鄧氏三論”（《家庭的淡化問題》《中國的學派為什么這么少？》《淡化“當官心理”》），篇篇引發爭議。有人說他別有用心，他不以為然，反倒給自己取了個號叫“鄧爭議”。“抓住了真理一定要勇于堅持真理，這是做學人的起碼的品格。”

“寬容是創新理念的‘催生婆’，寬厚是發揮集群效應的大前提。”文化創新是鄧偉志最近的關切。他強調，這離不開包容的學術生態，要容得下“異見”：“我向來歡迎批評，哪怕批評得不對，也能給我新啟發。正如當年毛主席支持‘蘭亭論辯’，高二適反駁郭沫若的觀點，毛主席批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這種開放氛圍才利于真理誕生。‘求同存異’更要‘求同尊異’，最后做到‘求同化異’，甚至有可能把‘異’化為真理。”

人民群眾是出產理論的沃土

“社會學的使命就是建設社會、發展社會，既要看到主流的好，也要認清存在的問題。”鄧偉志筆下的文字，始終帶著“愛之深，責之切”的真誠與銳氣。在他看來，所謂“問題意識”，就是要有的放矢，用社會學之“矢”去射社會問題之“的”。著名的《家庭的淡化問題》一文正是針砭當時流行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片面觀念，呼吁打破血緣決定論。多年來，面對各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他寫的雜文大都“帶點刺”，直言“不刺痛就難去掉”。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人民群眾是出產理論的沃土，人民群眾擁有文章的終審權。學人應眼睛向下。”懷揣這樣的信念，他北至黑龍江黑河、璦琿，南抵廣西友誼關、云南定西，足跡遍布全國40多個民族。他也曾在上海126家工廠邊勞動邊調查。“我反對‘走馬觀花’‘飛車觀花’那般所謂調查，一定要沉到底。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聽到真話，否則就是上當。”

最令他震撼的，是曾經越激流、走猴子路，過只有四根鐵絲的鐵索橋，去一個1953年前“未吃一粒米、未穿一件衣”的少數民族聚居地調研。當地仍保留著摩擦取火的原始習慣，每逢下雨，氏族成員便像女排隊員獲勝時彎腰搭肩護住火種，而氏族長胸口“傷疤連傷疤”——只因他始終站在離火最近的地方。“落后民族的‘干部’尚能帶頭吃苦，當今官員更應如此。”這些來自田野的感悟，化作他筆下對民生問題的持續關注。

80歲榮休時，鄧偉志自掏腰包設立“鄧偉志教育基金”，獎勵學生田野調查。他一再告誡后輩：社會學人要有“千里眼”，社會學研究中不能只滿足于“看到”，更要做到“看透”“看穿”；不要只做“知道分子”，更要注重讓“識”字閃閃發光，要識道、識悟。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再加上筆耕不輟的勤奮，這些求索最終化合成了一千多萬字的《鄧偉志全集》。它被譽為“一部小型的中國社會百科全書”，也是鄧偉志的鮮活人生之書。

但這絕非終點。正如鄧偉志說：“我現在仍堅持‘晨起鳥啼前，夜臥人靜后’地寫下去。已出版的《鄧偉志全集》26卷，有可能再出第27卷。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都要把身上的每一根絲抽出來獻給我們偉大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