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翔 | 自由鳥與蝸牛：“人不知而不慍”的史祿國與中國人類學

《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

上海三聯書店，2025

文|王翔

1922年深秋，一艘從海參崴開出的輪船駛入上海吳淞口。船上有一對俄國夫婦，帶著簡單的行李和幾箱書籍、標本、測量儀器。他們在海參崴已經無家可歸，蘇維埃政權奪取了遠東，“反動學術權威”史祿國（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與夫人伊麗莎白（Elizaveta Nikolaevna Shirokogorova）在故國的日子走到了盡頭。自此，他先后輾轉上海、廈門、廣州、北平四地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直至1939年去世。史氏在華的17年，正是中國人類學從無到有、從模仿到獨立的萌芽期。而他本人正是打開這個萌芽期大門的引路人。遺憾的是，除了“費孝通的老師”這樣一個頭銜之外，我們對這位中國現代人類學的奠基人物幾乎一無所知。

八十余年之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王傳老師的新著《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終于把這位幾乎被中外學術史雙重遺忘的杰出學者的中國歲月重新打撈出來。作者跑遍了北京、廣州、廈門、上海、昆明、南京、臺北的十余家圖書館與檔案館，動用了中、英、俄、法、德、日六種文字的史料，把史祿國在中國的著作、新聞、講義、書信、田野筆記等都一一排比出來，編年與傳記交織，學術史與生活史并陳，終于讓這位連親傳弟子費孝通都對其生平不甚了了的“史老師”，從傳說變為了血肉豐滿的“人”。

專題與編年交織的史祿國畫像

本書回顧了人類學家史祿國流亡中國的17年，全面梳理了他這一時期的生活軌跡與學術實踐。全書采用編年體與專題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首先回顧史祿國1912—1922年在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的學術淵源及田野足跡，為其“在華的兩重生命”埋下伏筆。隨后，作者依次講述史祿國1922—1926年在上海學術圈的活動，1926—1930年在東南（廈門大學）和華南（中山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工作生活，以及1930—1939年“隱居”北平（清華大學、輔仁大學）期間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這些章節不僅按時間順序記錄了史祿國在中國各地的田野調查、職務變遷和社交網絡，也穿插探討了一系列關鍵的學術主題，最終還原了一位流亡在華的外國學者如何在動蕩時代中安身立命、并為中國人類學開疆拓土的艱辛歷程。

作者通過縝密考證，廓清了許多以往模糊不詳的細節，為理解中國人類學科奠基歷程增添了新的史實。特別是對于史祿國人生的幾個重大事件：通古斯研究、“云南調查事件”、告別史語所、與葛學溥的決裂、與費孝通的師生情誼等，都做了細致入微的還原與祛魅。

本書的結構還別具匠心地體現了主題與材料的融合。在主體“研究”部分之外，作者還精心編排了包括“史祿國在華學術活動編年”和“史祿國著述目錄”在內的附錄，匯集了大量一手文獻和檔案資料，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原始信息支撐。這些資料多為作者親赴海內外圖書館和檔案館發掘所得，包括外文書信、田野報告、報刊書評等，許多文獻是首次被譯介整理。作者廣泛搜集、梳理并翻譯了多國語言史料，編織出一幅完整的編年圖景。這種“經緯交織”的寫法兼顧了深度與廣度，既保證了正文敘事的流暢，又為研究者提供了詳盡的索引。可以說，本書既是一部生動的傳記敘事，又是一項對史祿國及其時代的史料集成，填補了國內外關于史祿國研究的空白。

作者在敘事上采用主客位視角相結合的方式，既描繪史祿國所處的時代環境、人際關系與事件進程，又盡可能讓史祿國本人的聲音（通過書信、手稿等）在傳記中呈現。這一方法使傳主形象更加立體：史祿國不再只是歷史記憶中零散的名字，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追求的學人。

“自由鳥”與“蝸牛”的雙重面向

“自由鳥”與“蝸牛”是貫穿本書的一對重要隱喻，象征了史祿國學術人生的兩個面向。這兩個詞并非作者杜撰，而是來自史祿國本人的表述。

“自由鳥”出自史祿國致友人阿理克的信中，在談及他終于逃離蘇聯的政治束縛、在中國自由從事學術研究時，流露出欣喜的心境。學術上，史祿國孜孜以求學術自由，不斷開拓研究新領域，思想得以如自由飛鳥般翱翔藍天，從而取得了一系列開創性的成果。他的足跡遍及中國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乃至西南，通過廣泛而深入的田野調查，完成了多部關于中國社會與民族的著作。這種探索精神正是“自由鳥”意象的寫照。

“蝸牛”的意象則源于史祿國對處理復雜人際關系的一句自述。正如蝸牛遇險時會縮入殼中，史祿國將自己在險惡環境中采取的低調應對策略比作“蝸居”。人生中，他確實幾度面臨艱難處境，如：被貼上“舊政權同情者”的標簽無辜被捕，在中山大學和史語所的學術紛爭，以及“云南調查事件”后中國學界對他研究的誤解和冷遇。在俄中兩國的動蕩時局中，在“一次又一次”遭到解雇的人生逆旅中，史祿國選擇了蝸牛般的隱忍與堅毅，保持學術定力，主動韜光養晦。他在北平清華園的幽靜環境中厚積薄發，系統論述了自己的理論見解，完成了英文巨著《通古斯人的心智叢》，為自己的學術生涯樹立了一個里程碑。

“自由鳥”與“蝸牛”看似矛盾,實則辯證統一，體現出史祿國人格和治學的雙重性。本書并未將史祿國的人生簡單割裂為前后兩段，而是強調這兩種姿態貫穿始終、相輔相成。一方面，沒有“自由鳥”般的宏大視野與大膽開拓，他不可能在學術上取得跨越中西、貫通古今的創新成果；另一方面，若無“蝸牛”般的沉潛靜慮與堅守寂寞，他也難以在逆境中厚積薄發，將田野經驗升華為嚴謹深邃的理論。史祿國時而如鳥兒飛翔，時而如蝸牛沉潛，但無論哪一種狀態，他始終以田野調查和案頭研究為生命線，從未偏離學術志業。這樣的“雙重隱喻”也揭示出流亡學者在異國他鄉求索時所必需的兩種品格：既要有凌空萬里的自由想象力，又要有隱忍堅毅的求真精神。這種張力與辯證，正是史祿國傳奇人生的深層脈絡，也是本書標題寓意之所在。

不該被遺忘的人類學奠基人

史祿國作為一位較早來華長期工作的外國人類學家，對中國人類學的早期發展貢獻卓著，影響深遠。本書對他的這些貢獻有系統的評述，我們可以從學科建設、田野方法、知識轉化和人才培養幾個方面來歸納其重要意義：

史祿國是中國人類學奠基時代的關鍵人物之一。他率先將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四大分支全面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他在中山大學主持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創建人類學組，積極倡議建立專門的人類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和民族志博物館等基礎設施。這些設想和實踐，為中國人類學從無到有的學科建制奠定了框架。例如，他在中山大學任內籌劃的人類學實驗室，購置了頭骨、骨骼模型以及人體測量儀器等，用于體質人類學研究。在史語所時期，他與傅斯年等密切合作，致力于實現“學貫中西”的理念，試圖讓中國的人類學研究達到或超越當時歐美水準。可以說，史祿國為中國人類學學科的奠基留下了學術規劃和機構建設的寶貴遺產。如今，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網站的歷史沿革中，只見他的學生楊成志和容肇祖，卻不見老師史祿國，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史祿國在中國積極倡導和踐行科學的田野調查方法。他不僅重視深入少數民族社區的長期實地考察，還引入當時前沿的體質測量和統計分析手段，將自然科學方法融入人類學研究。例如，他在《中國人的身體發育過程》一書中，測量了上千名對象的體征數據，并用統計方法分析東亞人體質類型，由此探索種族演化與人口遷移的規律。這在當時的中國學界是極為先進的做法。更難能可貴的是，史祿國并不局限于生物學范疇，而是自覺將生物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關聯起來，從人體的形態和生理入手，進而研究心理和信仰，再上升到意識形態和精神境界，努力構建“名副其實的人類學”研究體系。這種整體論視角突破了傳統書齋考據式的人類學范式，引領中國學者認識到田野經驗和科學量化的重要性。

史祿國身處中西學術交匯點，他將西方人類學先進理念與中國本土研究巧妙結合，促進了知識的轉化與創新。他精通多國語言，既深入通古斯諸族的民族志世界，又鉆研中國民族和社會問題，成為當時國際上少有的既精通漢學又精通人類學的學者。在中國工作的年月里，史祿國結交了胡適、蔡元培、顧頡剛、傅斯年等一流中國學者，他還通過書信和論著與歐美漢學界交流，積極傳播自己關于中國社會和民族的研究成果。本書通過大量資料梳理，再現了史祿國如何將他者的智慧與現代科學貫通，從而在中國土地上催生新的知識火花。

史祿國手繪外貝加爾維季姆高原（Vitim Plateau)

史祿國在華期間桃李滿園，直接或間接培養出一批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的青年英才。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人類學教授，也是費孝通的碩士導師。他在清華和輔仁講學時，臺下的許烺光、楊絳、羅香林、夏鼐等青年才俊后來在人文社科界各領風騷，可謂星光熠熠。史祿國以淵博學識和嚴謹治學態度為中國學生開辟眼界，同時也身體力行地示范了學者的品格風范。他對學生的訓練強調親身測量、資料統計，使羅香林、費孝通等青年人類學者掌握了現代田野技能。費孝通在清華跟隨史祿國學習體質人類學期間，經常親赴實驗室測量和修正數據，鍛煉出扎實的實證研究能力。而史祿國構建的關于中華民族“多元”且“一體”的理論架構，更是成為費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體系的重要理論淵源。

綜上，史祿國對于中國人類學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他既是學科的奠基人，又是方法的引領者，還是中西知識的橋梁，更是英才的導師。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個中國人類學的草創時期，他將把前沿成果帶入中國語境，為中國人類學融入世界學術主流作出了重大貢獻。本書對此做了細致入微的梳理和評價，讓我們重新認識這位遺落在歷史角落卻功不可沒的先驅。

在學術與故事之間的歷史寫作

作為一部學術傳記，《自由鳥與蝸牛》不僅內容充實，而且在敘事手法、材料整合、視野構建和語言風格等方面都可圈可點。

首先，本書材料整合功力深厚。如前文所述，作者爬梳多語種檔案文獻，不僅數量可觀且來源多元，將碎片信息有機串聯，去偽存真，還原了史祿國生平的一系列關鍵場景。例如書中引用了史祿國給俄國友人的18封書信（融入附錄“史祿國在華學術活動編年”中）作為輔證，這些親筆信將傳主當時的心境和想法呈現在讀者眼前，讓傳記敘事更具說服力和臨場感。再如，作者發掘了許多民國時期中外文期刊上的零散記載，將其與史祿國的活動對應起來，糾正了以往的一些訛傳或誤解，這些都體現了材料整合的嚴謹與細致。

其次，本書敘事結構巧妙，張弛有度。作者既遵循史祿國人生時間線娓娓道來，又善于提煉每個階段的主題亮點，使傳記故事富于節奏感，避免了編年敘事可能出現的平板單調。尤其是第四章通過“蝸牛的隱喻”“一封決裂信”“師生情誼”三節，將史祿國在華后期復雜的人際與心路歷程表現得生動感人，把傳記推向高潮。書中多處引用史祿國本人的語句，使讀者直接感受到這位學者的心聲。同時，作者善于穿插評述，以凝練的語言概括史祿國學術思想的要旨，并偶有富于意味的比喻。這種筆法既體現了嚴肅的學術品格，也兼顧了可讀性，讓非專業讀者也能被傳記故事和思想內容所吸引。

第三，本書視野構建宏闊。作者雖是歷史學者，但在寫這部傳記時卻自覺運用了人類學的跨文化視角，始終把史祿國放在跨越中西的坐標系中考察。書中多處比較了史祿國與馬林諾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等同時代人類學家的異同，讓讀者理解史祿國學術的獨特性；又引用當代國外學者如安德森、阿爾祖托夫重新評價史祿國的觀點，體現了對史祿國研究在國際學界反響的關注。這種中外對話的視野，使傳記不局限于一隅，而是在更大范圍內討論其意義。

最后，本書文字凝練雅致又不失親切。作者敘事客觀平實，沒有刻意的溢美或貶抑；對史祿國的評價分寸得當，在描述其成就時不吝贊譽，在涉及其個性弱點和學術爭議時也坦陳不諱。有些段落不僅是史實記錄，更上升到對學術與人生的哲理思考，具有超越具體傳主的啟示意義。

總之，全書結構清晰、內容豐滿，既有橫跨歐亞的生命故事，又有縱深精到的思想解析。得益于作者多年厚積的史料功夫和跨文化視野，使得這部傳記成為目前學界關于史祿國研究的扛鼎之作。

當然，再好的著作不可能十全十美。本書一些章節為了詳盡交代史實，羅列了較多人物和背景材料，這對一般讀者來說信息量很大，閱讀時需要保持耐心和專注。本書側重史料鋪陳，書中對于史氏人類學理論本身的剖析主要依賴傳主自述和他人評價，作者自己的學術評論則比較收斂。這可能是出于謙遜謹慎的寫作策略，實屬無可厚非。再者，在敘事平衡上，史祿國在華流亡期間經歷了復雜的文化碰撞和心理變化，本書對這些內心層面的描寫相對隱晦。書中能偶爾窺見他在書信中流露的憤懣和孤獨，但作者并未對其情感世界著墨過多。這也許是因為缺乏足夠的直接材料，只能通過有限的文字去揣度。不少細節只能點到為止，留給讀者自己去揣摩傳主心跡。

最后，這部書在敘事取向上更偏學術史重建，而非戲劇性故事。因此，讀者若期待跌宕起伏的傳奇故事，可能會覺得本書節奏平穩，缺少傳奇傳記的戲劇沖突。但這是由傳主生平及作者寫作初衷決定的。本書旨在“還學術于歷史”，通過審慎求實的敘事讓史祿國回歸其真實位置，而非戲劇化地渲染人物。這種理性克制的筆法，正體現了一種嚴肅的學術品格，契合傳記作為歷史寫作的初心。

“人不知而不慍”的中國人類學

總體而言，《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是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學術傳記。它以豐碩的史料、精當的分析，再現了一位人類學者的雙重生命軌跡：一方面是志在四方、自由飛翔的學術拓荒者，另一方面是隱忍堅毅、蝸居深思的求真之士。這本書不僅填補了史祿國研究的空白，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學術與時代關系的鏡鑒。知識的創造有賴于自由的天空，也少不了蝸牛般的堅守；個人命運與學術路徑的交織，往往映照出更宏大的歷史圖景。閱讀此書，我們既能領略史祿國個人的學術傳奇，也能從中折射出中國人類學篳路藍縷的發展縮影。對于關注中外學術交流史、思想史的讀者而言，此書堪稱不可多得的佳作，體現了嚴肅學術與通俗表達并重的范例。

目光由遠及近，史祿國在華的遭遇又何嘗不是中國人類學的縮影呢？在費孝通、吳文藻、林耀華等人剛剛打下中國人類學基石之際，人類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就被取消，學術傳承幾乎斷裂。而在改革開放之后，一大批“有用”之學迎來春天之時，人類學作為一門不直接產生效益的“無用”之學，依然擺脫不了枯坐冷板凳的命運。人類學的四個主要分支長期散落于生物學、考古學、語言學、社會學等學科中，而人類學研究所必須的長期的田野調查，在當今追求“短平快”出成果的學術評價體系下，又顯得非常吃力不討好。種種原因導致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如何理解人”的學科，卻一直得不到人們的理解。雖然還談不上“絕學”，但也已經足夠“冷門”。

人類學者常常像自由鳥一樣，不受固定領土的束縛，四處遷徙，深入不同文化和社會中進行田野調查。他們不是坐在書齋里推論，而是親身“飛”到遙遠的社區、部落或城市，觀察和參與當地生活。而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又不得不像蝸牛一樣隱忍：它在歷史上曾被“肢解”，在現實中被視為“無用”，在學科上被“混淆”，且其深度調查與思考的特性與當下追求效率的社會節奏存在天然的張力。正如本書序言作者王銘銘教授所指出的：“承載自由鳥與蝸牛的‘雙重身份’，是認真的人類學家的本分和宿命”。

費孝通用“人不知而不慍”概括史祿國的人生品格，這又何嘗不是中國人類學者的一幅群像呢？黃劍波教授在本書推薦語中說道，“學人的安身立命，既是在思考上的，更是在自己人生旅途上的”，作為承載自由鳥與蝸牛雙重生命的中國人類學者，在了解史祿國的人生歷程之后，對自身的寂寞與擔當也許會有更加切身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