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通告全球，美國將替代聯合國，中方警告：臺島或將成火藥桶

12月28日，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爆出一則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宣稱，在過去的8到11個月里，他“解決和阻止了所有戰爭和沖突”，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真正的聯合國”。

而那個位于紐約的、我們熟悉了幾十年的聯合國，在他口中卻成了“幫助微乎其微”的機構，疑似不起作用。

言下之意再明白不過：美國要“替代”聯合國，自己來當全球的“總調度”和“大警察”。

不過，在國際社會看來，特朗普這番表態完全是自吹自擂。

回顧特朗普今年上任以來的這幾個月，所謂“促談”言行，有名無實。

美國越來越傾向于拋開諾曼底模式等既有國際協調機制，即頻頻繞開安理會，與特定國家進行秘密外交，試圖以單邊或小圈子的“特式交易”來推動。

比如巴以沖突中，他推出的“20點加沙和平計劃”像極了一個微縮版安理會操作手冊：

設立由自己擔任主席的“和平理事會”，邀請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等國際政要參與；要求組建“國際穩定部隊”進駐加沙；甚至詳細到規定每歸還一具以色列人質遺體需交換15具巴勒斯坦遺體。

特朗普的邏輯核心，是一種極致的“國家交易主義”和“實力單邊主義”：他認為現有的國際組織官僚、低效，成了“美國吃虧”的象征，而只有美國憑借其無與倫比的實力（特別是軍事和經濟杠桿），直接與各國“做交易”，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并順帶“管理”世界。

聯合國，在他眼中，已經從一個解決問題的平臺，變成了一個礙手礙腳的“中間商”。

然而，這個“中間商”真的能隨便被替代嗎？聯合國或許效率不盡如人意，但它代表的是一套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是193個主權國家無論大小、至少在法理上平等發聲的講壇。

它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更是一種合法性來源和國際共識的基礎。

特朗普的“替代”宣言，本質上是想用美國的“家法”取代國際“公法”，用華盛頓的決策，替代192個其他國家的共同聲音。

這無疑是在拆解戰后國際秩序的房梁。

所以，特朗普的這番話，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他“美國優先”政策的終極國際化延伸。

這種想法的危險性，不在于美國有沒有這個實力去嘗試——短期內，它確實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經濟和外交資源去強行推動一些事。

真正的危險在于，它將徹底掏空國際互動中的信任與規則基礎。

具體來看，這種“替代”可能在幾個層面展開：

第一個是安全領域，美國可能更加無視安理會的授權，以自己認定的“威脅”為由，發動或威脅發動軍事行動，將“自愿聯盟”模式常態化、擴大化。

第二個是經濟與制裁領域，美國將更頻繁地使用單邊長臂管轄，把國內法當國際法用，強迫其他國家選邊站隊。

第三個是在價值觀和規則制定上，強行推廣美國標準，擠壓其他文明和發展模式的空間。

這種模式能持久嗎？歷史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即便是美國實力處于絕對巔峰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沒有聯合國框架賦予的合法性，其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也最終陷入了泥潭，并嚴重損耗了自身的國際信譽和軟實力。

今天的世界，力量對比更加多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能夠真正獨立應對氣候變化、疫情、核不擴散、金融危機等全球性挑戰。

拋棄多邊平臺，選擇單干，不僅無法“解決所有戰爭和沖突”，反而會制造出更多、更難以預測的新沖突點。

而最大的潛在沖突點之一，就可能被引爆在東亞，在我們最核心的關切——臺灣問題上。

近年來，美國一些勢力持續掏空一個中國政策，大幅提升對臺官方往來和軍事勾連，企圖“以臺制華”。

12月17日，特朗普政府批準兩批對臺軍售，其中一批包含海馬斯火箭炮等先進裝備，總金額高達110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于臺灣地區年度國防預算的三分之二。

他們做的，正是在破壞中美關系乃至東亞和平的基石。

而特朗普此時提出由美國來“替代”聯合國行使全球治理功能，不排除為未來其在臺灣問題上采取更加激進、冒險的單邊行動，進行理論和輿論上的“鋪路”。

這正是中方發出嚴厲警告的深層原因。

中方指出“臺島或將成火藥桶”，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基于對事態發展危險軌跡的清晰預判。

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根本不需要，也絕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來充當“仲裁者”或“調解人”。

同時，中方采取“制裁+演練”的組合拳：一方面對參與軍售的美國企業高管實施簽證限制，另一方面開展圍島演習，用行動詮釋“伸手必遭剁爪”的警告。

如果特朗普能聽懂，就該收回言論。

誠然，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其對全球事務負有特殊責任。

但這種責任，應當體現在帶頭遵守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上，而不是帶頭拆臺、另搞一套。

況且，美國想“一枝獨秀”，至少把欠聯合國的約15億美元會費交了。

不然，誰也不會相信美國的所謂“負責任”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