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專訪·文化藝術獎終身成就獎｜曹沛霖：比較政治學的開拓者

他是改革開放后我國比較政治研究的引領者和重要的研究者；他也是復旦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首席教授和首位博士生導師，為政治學領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他就是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曹沛霖，日前獲評第八屆上海文化藝術獎終身成就獎。

得知這一消息時，病床上的曹沛霖先生淡然地表示，他只是一直在踐行自己的理想——“要做對國家和社會有用之人”，這也是他對年輕人的期望。

“曹沛霖先生獲獎實至名歸。不論是學術成就、育人成果，還是對中國政治學自主理論體系的構建，他都有著重要的貢獻。”在學術界，學者們聽到他的獲獎消息時，都紛紛表達了祝賀。

近年，曹沛霖依舊筆耕不輟，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標識性概念。他主編的教材《比較政治制度》至今都是政治學教學中的經典教材。此外，他還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在媒體上撰文，或為年輕人開設講座，進行政治學啟蒙，影響了眾多的政治學人。

人文社科研究要回應現實問題

曹沛霖是中國比較政治學的開創者之一，“比較政治學”一名，正是出自于他1986年帶領學生完成的一部譯著《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他創新性地提出“行政集權民主制”“道德集權民主制”“政治知識化” 等一系列標識性概念，推動中國政治經驗轉化為系統化的知識成果，突破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的局限性，對國內的政治學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比較政府體制》的研究與出版，到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外國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編寫與出版，再到21世紀初的《比較政治制度》一書的集成式寫作與出版，都體現了他在比較政治制度領域的深刻洞察與卓越見解。其中，僅《比較政治制度》一書就重印了幾十次、發行了十幾萬冊。可以說，一代中國政治學人由此入門。

曹沛霖的博士生、復旦大學教授唐亞林告訴記者，老師還創新性地提出了“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精神）”“制度短缺與磨損”等關鍵命題，倡導“通過經濟看政治”的分析方法，將制度分析與經濟社會結構相聯結，兼顧科學性與人文性，讓冰冷的制度研究有了深層的價值關照，也對政治學研究帶來了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從未止步于書齋，而是立足我國改革開放的要求，他始終認為人文社科研究要關照社會發展和人的生活實際，要回應現實問題。”唐亞林說。

比如，曹沛霖提出“政治制度是了解世界、了解各國最為基本的知識構件”，他一直強調，政治學研究要立足中國，站在中國的土地上看世界，“因為政治學只有面對現實，才會有生命力”。他還特別強調，中國的學者要立足中國的實際，在三個“走向”上花功夫，即走向理論、走向實際、走向世界。這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也推動了中國的政治學理論體系構建。

知識、學問和智慧合一的學人典范

身為大學教授，曹沛霖從來沒有忘記人才培養的職責。

唐亞林說，“曹沛霖先生這代學人有個特點，就是早年經歷了各種風雨，中年開始從事研究工作時，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國際交流幾乎沒有，這也意味著他們沒有什么可借鑒的資料，所以他們花費大量精力，做了大量案頭資料編譯、整理等默默無聞的工作，并且在資源有限的基礎上努力開拓自己的研究，加強培養人才。”

曹沛霖曾說過的一句話，很能代表他的真實想法：“我們是踏在別人肩膀上上來的，我也希望學生們能踏著我的肩膀上去。”

上世紀80年代初，曹沛霖參與了由王邦佐、孫關宏主要負責、在復旦大學舉辦的第一期全國政治學講習班授課工作。為期4個月的講習班共吸納來自全國22個省市的60多名高校教學科研人員參加。這個講習班后來在學界被稱為“新中國政治學的黃埔一期”，一批經過磨礪的教師和科研人員，成為全國恢復、發展政治學研究的骨干力量。

上世紀90年代，已經63歲的曹沛霖擔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為了給學生創造更好的專業發展平臺，他不遺余力地推動政治學學科學位授權點建設，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博士、碩士人才。不同于“師傅帶徒弟”的培養模式，作為復旦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首席教授和首位博士生導師，曹沛霖主張對博士生采用“群體培養”的教育模式，鼓勵學生接受不同老師的培養，從而吸取各自優點。直到晚年，他還和學生頻繁探討各種學術問題。

唐亞林說，做學問有三種境界：一種是有知識的外層境界，即擁有某一專業領域比較細致完備的知識，但缺乏知識轉化與理論對話的意愿與能力；一種是有學問的中層境界，表現為對本學科知識的融會貫通，并將其與歷史、現實連接起來，既成一家之言又具釋人惑之功；再一種是有智慧的深層境界，體現在對人性、人命、人生、人口、人世、人心“六人問題”的深刻洞察，是將知識、學問、工作、生活與人情事理、世道人心有機結合的體現。他說，曹沛霖先生是將知識、學問和智慧三者有機結合的學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