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取分數線超過“985”，這些新大學憑什么？

來源：《財經》雜志

　　新型研究型大學快速崛起，探索破解中國高等教育同質化困局的新路徑

　　文│《財經》記者 魯偉

　　編輯│朱弢

　　“這里的建筑風格與傳統大學截然不同，處處體現出學術與產業深度融合的獨特氛圍，讓人感受到濃厚的家國情懷。”近期，一位資深教育工作者在參觀福耀科技大學后發出感慨。

　　2025年正式招生的福耀科技大學，定位為“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國際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學。2025年，除福耀科技大學，大灣區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也正式成立，而由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捐資的錢塘大學正在籌建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首次招生中，上述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學的錄取分數線已比肩甚至超過部分傳統“985”高校。其中，福耀科技大學在廣西的最低投檔分為616分，超過北京師范大學、廈門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985”高校；大灣區大學在廣東的最低投檔分為622分，與華南理工大學持平；寧波東方理工大學的分數線達656分，同樣超過多所“985”院校。

　　作為剛成立的新大學，它們憑什么能獲得如此高的認可？

　　大灣區大學創校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田剛曾公開表示：“我相信，未來的灣大在重點發展方向上可與相關“985”高校媲美。未來就業招考也會打破985、211這類院校限制，真正實現誰學得好、誰有本事就招誰。”大灣區大學于2025年12月6日在東莞成立，對標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截至2025年6月，全國高等學校已達3167所。教育部部長懷進鵬此前更是明確指出，中國高等教育學齡人口將在2032年達峰。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什么還要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

　　為什么要建？

　　2025年12月18日，在“《財經》年會2026：預測與戰略·年度對話暨2025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深圳理工大學校長樊建平發表主旨演講。他指出，隨著中國進入后工業化和知識經濟時代，傳統大學教育模式面臨深刻挑戰。當前高等教育仍以培養應用型工程師為主要導向，但在全球化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國家發展亟須能夠實現“從0到1”原始創新的拔尖人才。

　　樊建平強調，中國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堅持“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國際化”的辦學定位，著力發展新興交叉學科，深化產學研協同，加速科技成果轉化，以支撐產業升級與國家戰略需求。

　　新型研究型大學為什么建？怎么建？對此，學術界展開了深入探討。

　　2025年11月29日，寧波東方理工大學舉辦首屆高等教育論壇，圍繞“新型研究型大學發展現狀與挑戰”展開深入討論。

　　北京大學原校長林建華指出：“中國傳統大學普遍面臨治理體系改革的深水區，而新型研究型大學憑借其機制活力，正在開展富有意義的探索，能夠有效激發教師與學校的創新潛能。”

　　這一觀點與學界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理論研究不謀而合。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陳興德在其研究中也指出，目前學界對“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定義尚未形成共識。他認為，此類大學的核心在于體制機制創新，不僅包括新建高校，也應涵蓋那些在科研組織、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方面實現模式突破的傳統研究型大學。因此，可將學科發展、科技創新、育人機制、社會服務等領域具有顯著創新形態的高校，均納入“新型”范疇。

　　在實踐中，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探索者們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解。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強調，新型研究型大學既是高等教育組織形態的自然演進，也是響應國家戰略與社會發展需求的必然產物。

　　福耀科技大學校長王樹國進一步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學就是要做一些好大學還沒做、不想做、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事情。”他認為，新型研究型大學因體制靈活、負擔較輕，可扮演“輕騎兵”角色，率先展開探索。

　　從歷史視角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使命早已明確。南方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姜虹回顧辦學歷程時提到，早在2012年南科大獲批成立時，探索現代大學制度已被明確寫入辦學使命。

　　成立于2012年的南方科技大學是中國最早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該校在“2025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新興經濟體大學排名”中位列第11名，超越眾多百年名校，其發展速度和模式備受國際高等教育界關注。

　　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校長陳十一在學校成立大會上總結道：“我們通過探索新型教育形態、學科布局、培養模式、治理結構與管理體系，為學校保持活力、穩步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

　　這些探索不僅關乎個別學校的發展，更承載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層期待。

　　“新”在何處？

　　“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學需要什么？”19世紀末，擔任哈佛大學校長長達40年的埃利奧特在回答芝加哥大學創始人洛克菲勒的提問時給出了答案：“5000萬美金和200年。”然而實踐證明，這一預估過于保守。20世紀初，芝加哥大學僅用20多年時間和略多于5000萬美金的投入，就成功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

　　如今，中國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也展現出快速發展的潛力。2022年，成立僅十年的南方科技大學及其數學學科雙雙入選“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從而成為深圳本土首所“雙一流”高校，也是這份名單中最年輕的成員之一。該校已明確提出發展目標：到2035年，實現若干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前列，最終建成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世界一流大學。

　　在浙江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中心杰出教授王洪才看來，新型研究型大學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快”。在《論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新”邏輯》一文中，王洪才指出，“快”體現在三個方面：快速產出科研成果、快速培養適應高科技發展需求的人才，以及快速響應時代變革。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大學與社會的無圍墻化——即大學機制與社會機制相互貫通，而非相互隔絕；大學對社會需求的反應暢通無阻，而非受阻受限。然而，這恰恰是當前許多大學存在的突出問題。

　　王洪才認為，新型研究型大學是對傳統大學封閉性組織的重大突破。具體而言，這種突破體現在四個層面：第一，新型研究型大學超越傳統大學的組織屬性；第二，傳統大學的“象牙塔”生活方式正在成為歷史；第三，學科優選成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重要戰略抉擇；第四，新型研究型大學遵循學術競爭邏輯。

　　王洪才表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目標不僅在于學術前沿探索，更在于引領高新科技產業發展。他認為，如果不鼓勵大學教師開展學術創業活動，將面臨三重困境：難以把握科技產業發展的大動脈，難以追蹤科技產業前沿動態，更難以培養科技創業精英人才。因此，鼓勵學術創業正是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潛力和優勢所在——由于其不被長期形成的傳統體制機制束縛，能夠在制度層面大膽創新。

　　在國家戰略層面，“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要“支持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

　　大灣區大學校長田剛特別強調，大灣區大學未來的管理方式與傳統高校將有顯著差異。具體而言，在評價體系上可以設計得更加細分、更多元化；同時，學校在評審考核上不僅看重教學、科研，更注重產學研結合。“總體而言，相比傳統高校，這些新機制在灣大這樣的新學校更容易推行。”

　　從特征分析到實踐路徑，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模式已逐漸清晰。根據陳興德的研究，新型研究型大學具備七個特征：“時間短”“高起點”“研究型”“小而精”“國際化”“高投入”“機制活”，這七個特征組合在一起構成了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畫像”。

　　陳興德分析指出，這七個特征體現了定義新型研究型大學的不同維度。“時間短”“小而精”是當前表現出的自然特征，可能隨時間推移而淡化，但部分學校可能始終以加州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為榜樣，保持較小規模。“高起點”“高投入”“國際化”“機制活”是動力機制，為新型研究型大學提供了區別于傳統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動能。“研究型”是核心使命，新型研究型大學更聚焦國計民生的重大需求，在學科布局上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

　　陳興德進一步表示，新型研究型大學突破了傳統高校的路徑依賴，展現出更強的優勢：在制度層面，打破政府單一舉辦模式，引導多元社會力量參與辦學，緩解行政與學術失衡；在管理層面，突破院系壁壘，構建扁平化架構；在評價層面，聚焦社會服務功能，將成果轉化納入評價體系，更好地契合高校辦學的本質定位。

　　重塑評價標準

　　“我們的課程表，50%由龍頭企業參與設計”——田剛道出了新型研究型大學與傳統高校的本質區別之一。以集成電路專業為例，學生第一學年就要到華為、中興的車間完成“缺陷檢測優化”實戰課題，企業工程師的評分占比高達40%。有合作企業如此評價：“傳統高校教‘知識’，這所大學教‘如何用知識救火’。”

　　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學與傳統大學之間還存在哪些差異？

　　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提供了一個觀察樣本。該校堅持學術探索與技術攻關并重，在學科布局上走“小而精”路線，不求面面俱到。過去五年，學校發表了700余篇高水平論文，包括6篇CNS頂刊，獲得30多億元科研經費，與地方和企業共建20余個實驗室。

　　“新型研究型大學雖各有特色，但發展邏輯高度契合。”樊建平指出，“我們這類學校都集中在沿海地區，原因有三：一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需求旺盛；二是城市轉型升級亟須人才與技術支撐；三是地方政府投入辦學，期待更高效率與效益。”

　　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則從評價體系角度闡述了新型研究型大學與傳統大學的不同。他舉例說，西湖大學摒棄量化指標，論文篇數、人才頭銜、獲獎情況等均不會成為該校學術評價的主要指標。比如對助理教授的考核只看國際小同行評價。“有人一篇文章就能留下，因為這是突破性成果；也可能有人發表20篇論文卻不符合要求。”

　　學科選擇是新型研究型大學面臨的核心命題。

　　田剛強調，大灣區大學的學科布局必須與大灣區發展需求和地域優勢相結合。“我們定位為高水平理工科研究型大學，專業設置與師資資源相匹配，師生比約3：1。灣大地處灣區，背靠多個國家級大科學裝置，這是獨特優勢。做研究不是趕時髦，關鍵是如何做好選定的方向。”

　　陳興德從宏觀層面分析了新型研究型大學差異化發展的必要性。他指出，雖然新型研究型大學在創立之初有共同愿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培養拔尖人才、支撐區域經濟、探索治理模式、躋身世界一流，但每所學校的資源稟賦、城市定位、產業規劃各不相同，決定了發展路徑必須“百花齊放”。

　　陳興德認為，中國高等教育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同質化。新型研究型大學恰恰是破解這一困局的關鍵。“它們既要立足科學前沿，更要在與地方、企業融合中形成差異化布局，避免再次陷入‘千校一面’的窠臼。‘分類辦學’不僅指學術型與職業型院校的區別，更強調同類型院校內部的錯位競爭——這才是提升高等教育多樣性、增強系統韌性的關鍵所在。”

　　如何吸引頂尖學者？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 年）》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支持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高校差異化發展，加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力度，推動地方高校應用型轉型。這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保障。

　　近年來，中國新型研究型大學接連涌現。目前已有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西湖大學、深圳理工大學、康復大學、福耀科技大學、大灣區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等八所。從辦學時間看，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作為“先行者”已有十余年歷史；西湖大學、康復大學、深圳理工大學已招收本科生2年-4年；福耀科技大學、大灣區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則是今年首次招生的“新軍”。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與部分傳統綜合性大學相比，新型研究型大學這類特色院校因定位明確、反應敏捷而更具競爭力。

　　2025年3月5日，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在“部長通道”上表示，將加大產教融合和科教融匯，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長和創新發展相融合的生態機制。

　　對此，新型研究型大學正積極探索創新路徑。以深圳理工大學為例，該校與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深度合作，共享科研資源，組建了約6000人的科研團隊，年度科研經費近30億元。更值得關注的是其培養模式——“4+1”模式讓學生每周4天學習課程，周五進入研究院、實驗室實踐。學生大一了解專業方向，大二自主選擇導師和實驗室，大三后分流到學術研究、工程技術、創新創業等不同軌道。

　　然而，新型研究型大學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共性挑戰。

　　田剛表示，學校選定的專業方向具有獨特優勢，加之學生規模不大，每位學生都能獲得優質的學習和發展機會。“去大實驗室、科研機構、頭部企業實習實踐的機會會很多。”但籌建過程中最難的是招攬師資：“如何讓優秀人才相信一所新學校的未來，這是最大挑戰。”

　　師資力量是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核心競爭力。這些學校無一例外地面向全球引進高水平人才。福耀科技大學2025年首次招生時師生比達到6：1，實現了“超小班教學”和“一對一”指導。截至2025年3月，該校已組建302人的師資隊伍，其中包括15位海內外院士。

　　田剛強調，未來五年最重要的仍是師資隊伍建設。“我們不看‘帽子’，更看重學術貢獻、造詣和潛力。同時，希望老師對教學有足夠熱情，因為教學是大學的重要任務。”

　　陳興德指出，辦好大學的核心要素是資金、師資和制度，其中師資隊伍建設是新型研究型大學面臨的主要矛盾。這類大學“高起點、研究型”的定位決定了其對高水平師資的嚴格要求——以往主要來自國內“985”高校的院士、杰青群體或國外知名學者，但在發達國家科技封鎖和“雙一流”建設背景下，新建大學吸引人才將面臨更嚴峻挑戰。

　　對此，他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加大全球引才力度，從國內外引進頂尖科學家；二是加強新進教師培養，使其快速成長為教學科研骨干；三是優化本科生培養機制，探索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新路徑，縮短成才周期。

　　陳興德表示，一方面應期待新型研究型大學從單點突破走向系統成熟，將試點階段的制度創新沉淀為可復制、可推廣的辦學范式；另一方面希望其持續培育開放文化、厚植創新基因，在服務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戰略中探索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現代化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