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嶺南先秦聚落考古新發現——廣東惠州博羅羅陽遺址

一、工作概要

為推動嶺南早期文明的研究并實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演進格局，2024年以來，廣東省惠州市和博羅縣兩級政府將“東江流域博羅地區先秦時期聚落考古調查”工作納入政府工作報告。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惠州市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和博羅縣人民政府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全面推動相關工作。2025年3月，在考古調查過程中，惠州市博羅縣龍溪街道銀崗村羅陽小組發現了一處重要的先秦遺址有遭到破壞的嚴重風險，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立即組織實施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共計500平方米。

發掘區正射影像圖

博羅縣羅陽遺址位于惠州市博羅縣龍溪街道銀崗村羅陽小組，地處羅浮山南麓、東江北岸的沙河南岸，處于沙河與東江之間的沖積平原地帶。根據《博羅縣志》記載此處曾為博羅縣南朝時舊治，唐貞觀元年廢，因而如今博羅縣城與此處同稱羅陽。該遺址的西側為銀河，連接沙河與東江，古稱“羅陽瀝”或“馬嘶河”。東南約1公里處分布有戰國時期的銀崗窯址群，西側4公里處則為春秋時期的梅花墩窯址。根據考古調查和發掘成果，羅陽遺址石龍頭地點的年代與銀崗窯址群一致，共同構成春秋戰國時期的手工業與聚落復合體。

已探明羅陽遺址的核心區域文化層分布面積約2.5萬平方米。選取破壞風險最大、文化堆積最為豐富的石龍頭地點作為重點發掘區域，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專業隊伍，聯合博羅縣博物館及相關科研機構共同組成考古工作隊。面對臺風頻發、地下水位高、地層深埋等挑戰，考古隊創新采用了電動防護大棚，可電動開關頂棚，并設置了完善的排水體系以保障發掘順利進行。在探方內靠外緣設置淺溝截流地表徑水，并引導至探方角落最低勢點的集水井（1米×1米）。蓄水坑坑底較探方面低約1米，可同時匯集淺溝徑水與淺層地下水；再由浮標式自動抽水泵持續或間歇抽排，使坑內水位穩定保持在探方面以下0.3米至0.5米，從而有效解決滲水、倒灌及高水位等問題。通過優化發掘方案并采用低成本且科學的排水與防護措施，使位于臨河沖積平原、深達約2.5米的探方在連續臺風及特大暴雨期間仍保持干燥無積水，確保了發掘作業的連續性與安全性，也為嶺南地區深埋文化層的田野發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二、主要發現

此次發掘的地層堆積序列清晰，文化層分布明確，自下而上可分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戰國時期、宋代及明清現代四個時期，其中戰國時期遺存最為豐富，與銀崗窯址群分期基本對應。遺址發掘出土文物標本850余件，陶片400余箱，種類繁多，主要包括陶器、原始瓷器、青銅器、鐵器、石器、陶塑人像等，其中陶器最為豐富，包括罐、甕、豆、釜、鼎、杯、缽、塤等遺物，紋飾以米字紋、方格紋為主，早期地層還發現了夔紋、蟬翼紋、云雷紋及勾連云雷紋等紋飾。發掘遺跡194處，其中柱洞（坑）125處，墓葬2處、堆積4處，溝10條，灰坑25個，井1座，建筑基址1座，灶1處等。

博羅羅陽遺址I區考古發掘⑥層下平面圖

在發掘深度約2.15米的層位下，考古隊揭露出一處平面略呈“凹”字形的大型臺基式建筑基址JZ1。JZ1僅存墊土臺基，臺基上建筑已被破壞，對其形制結構判斷主要依據膏泥和灰砂的分布范圍。基址大致呈東北—西南向，凹口朝向為東北方，方向為52°。平面上發現有40個尺寸、形狀各異的柱洞，8個柱坑，其中7個呈圓角方形或圓角長方形，還有一個為不規則形，排列組合規律均待研究；JZ1有兩條東北—西南走向的沙溝槽，主體部分還有三條西北—東南走向的溝槽，基本平行，長短不一，可能為地梁；在JZ1的西部有一處灶；中部有一面積較大的灰坑，意義不明。

現存臺基高于下層地表30公分，主體使用灰白色膏泥土、黏土與沙土鋪墊，墊土堅硬且摻有陶片，可能存在版筑技術，并發現了早期板瓦、筒瓦與原始瓷建筑構件的二次利用跡象。發現的大型方格紋板瓦，長48厘米、寬36厘米，為嶺南地區發現的最早、尺寸最大的同類建筑構件，暗示該區域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高等級核心建筑，但由于發掘面積有限，現存建筑基址上未發現有瓦一類的建筑構件，具體的建筑形制有待進一步分析。建筑基址西側，還發現了一口打破現存建筑基址的戰國時期水井，井口距地表深2.15米，總深2.52米，井壁規整，且有便于上下的腳窩。井內填土出土了陶罐、陶缽、陶網墜、動物骨骼以及木骨泥墻等遺物，為復原戰國時期聚落生活形態提供了珍貴樣本。

JZ1建筑臺基墊土內出土板瓦

JZ1墊土中大型板瓦與筒瓦

狩獵圖陶盆

陶器內壁刻劃圖像臨摹圖

在出土遺物中，一件內壁刻劃有“狩獵紋”圖像的陶盆殘件尤為引人注目。畫面描繪了兩人張弓搭箭，在林木間追逐獵捕群鹿的生動場景。線條流暢有力，構圖生動寫實，生動再現了先秦時期嶺南先民的狩獵生活，是難得的嶺南戰國時期圖像記錄。此外還發現了一件戰國時期陶塑人像，栩栩如生地再現了古越人典型的“魋結箕倨”形象，提供了《史記》相關記載的實物佐證。

陶塑人像

三、年代與意義

綜合探方地層、遺跡與出土文物情況來看，此次發掘區域位于博羅羅陽遺址的中心區域，未完整揭露建筑基址。遺址出土文物以陶片為主，包括泥質硬陶、夾砂陶等，其中陶片紋飾多樣，如米字紋、方格紋、菱格凸點紋、夔紋、曲折紋、云雷紋等。結合出土器物的形態、地層堆積特征以及測年結果，遺址主體遺存年代判斷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其中水井年代為戰國晚期，建筑基址廢棄年代為戰國中晚期，始建年代不早于戰國早期。建筑基址下的文化層年代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博羅羅陽遺址的發掘工作，為深入研究嶺南地區“中國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材料。首次在嶺南地區沖積平原地區發現深埋地下2米的戰國時期文化層，是嶺南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此次發掘工作發現了完整的戰國時期水井、明確的建筑臺基與高等級建筑構件，為探尋區域內高等級建筑提供了重要線索；這一重大發現為探討嶺南區域聚落形態、建筑制度及其融入中華文明、參與構建多元一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進程提供了堅實的實物基礎。

原始瓷碗

原始瓷杯

米字紋陶甕

方格紋圜底釜

陶盒

器蓋

陶馬

陶塤

陶杯

陶紡輪

紅陶陶塑人像

原始瓷構件

陶網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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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博羅縣博物館

執筆：李博 許玉崇 歐清威

（圖文來源于“中國文物報”，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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