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瀾昌
貝魯特的夜晚,很少真正安靜過。
停火協議簽署之后,本該是重建、喘息、修補裂痕的時間。但在黎巴嫩南部,天空依舊會被戰機的轟鳴撕開。就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28日,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伊姆·卡西姆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把話說得直白而鋒利:美國和以色列,是造成黎巴嫩政治、經濟和安全持續不穩的重要外部因素。
這不是情緒化的宣泄,而是一種被長期擠壓后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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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姆點名美國的制裁和政治施壓,點名以色列在2024年11月停火協議達成后仍然持續軍事行動。他給出的邏輯并不復雜:停火如果只是一張紙,只約束一方,卻允許另一方隨時開火,那這樣的“停火”并不具備任何現實意義。
問題也正出在這里。
2024年11月,以色列與黎巴嫩達成停火協議,國際社會一度期待黎以邊境能真正降溫。但現實很快給了冷水。以色列方面以“黎真主黨違反停火協議”為由,持續對黎南部發動空襲和炮擊。是否違反,如何認定,誰來裁決,這些問題并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機制。結果就是,停火協議成了一個隨時可以被重新解釋的文本。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黎方“繼續讓步”,本身就顯得失衡。
卡西姆的講話中,有一句話格外關鍵:在以軍完全撤軍、停止軍事行動、釋放被扣人員、并允許啟動重建之前,黎方不應再作出任何讓步。這并不是提出新條件,而是在重復停火協議本身應有的前提。
停火不是恩賜,而是對等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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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解除武裝”的問題,卡西姆的態度同樣明確,甚至強硬。他反對解除武裝,理由也并不繞彎:解除武裝只會加劇國內分裂,削弱黎巴嫩的防御能力,讓以色列在缺乏抵抗的情況下繼續占領和打擊。
這個判斷,放在黎巴嫩的現實結構中,并不難理解。
黎巴嫩不是一個高度集權、軍事力量完全統一的國家。長期以來,國家軍力、政治結構、宗派平衡本就處在微妙狀態。真主黨之所以存在,并不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而是與邊境安全、地區沖突、現實威脅長期捆綁在一起。簡單地把“解除武裝”當成一劑靈藥,本身就忽視了黎巴嫩所處的地緣環境。
尤其是在以色列仍然保持軍事壓力的前提下,解除武裝的討論,更容易被理解為單方面削弱。
更大的背景,是這一輪沖突從一開始就沒有局限在黎以之間。
自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黎巴嫩真主黨不時襲擊以色列北部,作為對加沙戰事的策應;以色列則通過空襲和炮擊回應。這條戰線始終帶著“溢出”的特征,它既不是全面戰爭,卻也遠非局部摩擦。每一次空襲、每一次火箭彈,都在測試地區局勢的承受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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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的角色,也始終無法被忽略。
制裁、政治施壓、外交站位,這些工具長期存在于黎巴嫩政治生活的外部環境中。卡西姆把美國列為“重要外部不穩定因素”,并不意外。對于黎巴嫩而言,經濟危機、金融系統失衡、貨幣貶值,早已與外部制裁形成交織。安全問題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經濟困境彼此放大。
當一個國家在重建與喘息的窗口期,仍然面臨軍事打擊和經濟壓迫,內部的撕裂只會被進一步放大。
而這正是卡西姆反復強調“在完全履約之前不再讓步”的現實邏輯。讓步如果不能換來安全邊界的穩定,只會成為下一輪施壓的起點。
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間沒有外交關系,彼此的溝通幾乎完全依賴第三方機制。這種狀態決定了,任何停火都極其脆弱。一旦缺乏明確的執行與監督框架,停火就會被戰機的航跡和炮火的落點重新定義。
從這個角度看,卡西姆的講話,并不是在為沖突“加碼”,而是在強調一個被反復忽視的前提:安全不能只靠承諾維系。
黎巴嫩南部的重建遲遲無法啟動,正是這種失衡的直接后果。房屋被毀、基礎設施受損、民眾流離失所,這些問題無法靠政治口號解決。如果停火無法轉化為地面上的安全感,任何關于未來的討論都會懸空。
在中東,停火協議從來不缺,真正稀缺的,是被嚴格執行的停火。
貝魯特的街頭,人們對國際聲明早已不再抱有過高期待。他們更關心的是,明天會不會再有空襲警報,南部的親人能不能回家,重建是否真的能開始。
當停火被不斷打折,當讓步變成單向要求,強硬的聲音就會自然浮現。不是因為選擇了對抗,而是因為現實已經逼到墻角。
黎巴嫩的處境,再一次提醒外界:沒有對等約束的停火,永遠只是暫時的靜默;而靜默一旦被打破,回來的,往往是更深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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